1062万。虽然不符合我的预期，但我也不是特别惊讶。趋势是确定的，我们即将见证人口拐点这一历史性的里程碑。

公布出生人口为1062万、死亡人口为1014万，人口增量仅仅是48万。而《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公布的2018-2020年的人口增量分别是530万、467万、204万，基本可以确定人口总量达峰就在2022年。趋势就在这里，它到底发生在2021年还是2022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台湾省相关数据

由于我国目前并未按月公布出生人口，上面的图表是台湾省的人口变动数据。可以发现，人口变动是在持续进行中的。台湾省在2020年就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当年并非每个月的单月数据都呈现负增长（图表我暂时没找到），因此全年的负增长的幅度并不大；而2021年由于每个月的死亡数都多于出生数，台湾省的人口负增长出现了扩大。

所以不难判断：总体上呈现“人口增长48万”的2021年，其实已经有几个月份的数据出现了单月人口负增长。

拐点到底出现于何年何月，可能要通过八普、九普数据结合死亡人口数修正才能准确得知。因为目前的死亡人口数其实是一个估计值，死亡人口的延迟上报甚至漏报是大量存在的。死亡人口的延迟上报甚至漏报是大量存在的。

在人口方面第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在2012年，当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之后便开始减少，这个巨大的变化直接导致对供给侧的冲击。总人口达峰/减少就是新的历史性的里程碑。虽然除了早已因新生儿数量较快下降受到较大影响的母婴相关行业，其他行业并不会马上就感受到新的变化，但总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深远的，最终将影响到所有人。它不但会同时影响供给侧和需求侧，也会影响到一些在普通人心目中已成“铁律”的观念。

过去权威部门做预测说我国大概在2030年迎来总人口拐点，后来时间逐渐提前到2029年、2027年、2025年，直至前不久专家说的“总人口拐点随时可能到来”，其实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人口发展的大趋势是可以很早就确定的，但具体的人口变动情况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这一点在我之前写的长期人口变动预测从方法上就存在固有缺陷 预测结果只能是“仅供参考”中已经充分说明。
人口学界做过很多预测人口变动或单因子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研究，但由于方法存在固有缺陷，预测类研究的结果只能是仅供参考，而单因子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研究只能得出该因子确实影响到生育的结论，而无法准确说明到底能影响多少、不同的因子组合起来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除出生人口外其他值得注意的数据：

• 总人口性别比继续下降。随着老龄化水平的增加，总人口性别比将来跌破100也是意料之中的。由于很多人并不清楚总人口性别比与适龄群体性别比的区别，所以这个数据很可能被误读。
•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1216万，而65岁以上人口增加992万。
• 城镇化率不断推进，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规模依然在增长，这些因素不利于出生人口增加。
• 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2%，高于14%的中度老龄化社会标准，比此前预期的“十四五末达到中度老龄化标准”提前四年；
• 2021年末男性人口72311万人，而2020年末男性人口72357万人，男性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
• 公布的2021年二孩占比是43%，由此推测2021年一二孩数基本持平，多孩数约150万，与2020年多孩数持平。

2021年5月31日公布的全面三孩政策，会使得2022年的出生人口“回升”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须知出生人口数的较快下降主要是一二孩的“竞相”下降所致，三孩及以上生育在完全没有过生育限制的现代化国家也是极少数。

并且不像一些人以为的“全面三孩之前几乎没有多孩出生”，正相反，多孩生育是一直都存在的，年出生多孩的规模一度达到了161万，这个数据已经比很多不知情的人估算的全面三孩后年出生多孩的数量还要多。

期待2021年1062万的分孩次数据。

如图，近年来一孩数和二孩数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达峰并持续较快下降，而三孩数在2019年达峰并在2020年出现了回落，2021年很可能会延续回落的态势。至于2022年，即使三孩数确实因政策放开出现回升，也必然是在小几十万的规模，并不能找补回一孩二孩的下降。其实，一孩的低迷，就奠定了二孩与三孩的低迷。

翟振武在2020年年底（注意那时尚无全面三孩政策）接受采访时也说，全面放开生育的情况下每年也就多出生30万左右。

2020年的出生人口数据一拖再拖，怎么2021年的出生人口这么早就公布了？

中国从1997年开始在统计公报中公布每年的出生人口数（此前只公布出生率），但逢人口普查年的出生人口并不会在相应统计公报中公布，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都是如此。2020年同样是普查年，并未在统计公报中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也是符合惯例和规定的。很多人认为“2020年出生人口公布大幅推迟，所以1200万肯定是有问题的”，其实是不了解这个惯例（当然七普结果推迟发布也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查看2000年统计公报和2010年统计公报就会明白，统计公报同样是没有公布2000年和2010年出生人口数的。只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2015年后人口话题热度走高，2020年统计公报中没有公布出生人口便显得可疑并引起了热烈讨论。

近年来年度统计公报中的主要数据在年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就会进行公布，并且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时间会比统计公报正式发布的时间要早一个多月；而2021年也不是人口普查年。因此在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公布2021年的出生人口也是不足为奇的。回望2018年、2019年也是一样。

《二〇二一年全国姓名报告》里的新生儿数量恐怕才是真实的数据吧？

《全国姓名报告》不是《全国新生儿数量报告》。《报告》给出的当年年内出生且登记过姓名的新生儿数与实际的年度新生儿数确实不是一个口径的数据，且这种差距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这份报告本身就不是用来体现某年全国新生儿数量的，而是掌握户籍信息的公安部给出的重在探究在当年内已经登记过户籍的新生儿姓名、姓氏和名字的分布与变化规律，纠结其中的“XXX万”这个数字，除了探究及时登记户籍的新生儿的占比情况，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注意到我前面在强调的“当年年内出生”吗？是的，很多人只会说“2020年时公安部的数据明明是1003万，所以1200万是假的”，其实是根本没仔细看《报告》原文。原文是怎么写的？做个简单的阅读理解吧。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其中男孩529.0万，占52.7%，女孩474.5万，占47.3%。”——《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

1003万只是一个子集。

未来一段时间的出生人口变动趋势如何？

我前面说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是不可预测的，但人口变动的大趋势是已经确定的——近几年出生人口变动的大的趋势就是减少。

影响出生人口规模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就是育龄妇女规模、结婚率和意愿生育水平。而育龄妇女数又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十四五期间育龄妇女数是处于下行趋势的，奠定了十四五期间出生人口总体上呈现下行状态的基础。

国际上通常将处于15-49岁年龄段的女性作为育龄妇女，但任何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会知道：15岁、25岁和45岁女性生育的可能性是明显不同的，把15-49岁列在一个分组难免有简单粗暴之嫌。国内的人口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通常采用20-29岁年龄组作为“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但随着婚育年龄的不断推迟，不少地区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奔着30去了。因此在我之前做过一个育龄妇女规模变动的图表中我选取的年龄组是25-34岁。

任泽平说“生育不能指望90后”，但这只是一句助长情绪的假话。2019年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4岁、25-29岁与30-34岁育龄妇女生育数占出生人口的比重都超过了20%，其中20-29岁年龄组贡献了61%以上的生育，且20-34岁育龄妇女生育数占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了85%。

“90后”事实上就是生育主力

因此，以20-34岁年龄组作为“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可能要更好，要比人口学家选的20-29岁年龄组或我之前选的25-34岁年龄组更具代表性。我把前面提到的15-49岁、20-29岁和20-34岁年龄组的育龄妇女的变化情况制成图表，就非常直观：

三个年龄组的育龄妇女数在十四五都在下降，20-34岁的降幅尤其大。

不难发现：在2021-2025年，三个年龄组的规模都是下降的，且生育数占到85%的20-34岁的下降速度是最快的。用大白话说：尽管有全面三孩的“干扰”，但基本可以确定十四五期间出生人口总体上会呈现下行状态。

不过，育龄妇女数并不是唯一影响出生人口规模的因素，不能简单等比例计算。
20-34岁育龄妇女规模在2010-2020年间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平缓的，但这个时期的出生人口规模却发生了重大转折。结合我们过去十年的经历和经验，这是生育意愿在总体上的下降与生育限制解除（全面二孩）后生育意愿堆积短时间内释放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因此，虽然在2026-2030年间20-34岁育龄妇女规模保持平稳，但我们并不能简单认为出生人口规模将在这里“触底”。同样的道理，2020年的20-34岁育龄妇女的规模是2016年的92.65%，但2020年的出生人口规模却只有2016年的63.73%，因此并不能简单地把未来某年育龄妇女数占2020年育龄妇女数的比例当作未来出生人口占2020年出生人口的比例。

由于原始数据为2020年七普时点数据，且对于某确定的年龄，存活人口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在不断减少的。因此，表中在2020年之前的育龄妇女数低于当年实际值；表中在2020年之后的育龄妇女数高于当年实际值。也就是说，育龄妇女规模在2010至2040年之间实际呈现下降的程度要比图表中的示意略微大一些。

虽然我对2021年出生人口的预计出现了100万的偏差，但我还会继续收集2022年各地出生人口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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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评论非常多，系统帮我开了审核后显示。光是把评论显示出来就非常费劲了，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逐条回复，所以只能就一些共性的观点和疑问统一回复。

——关于人口性别比

很多人其实搞不清楚“总人口性别比”和“适龄人口性别比”的关系。

• 总人口性别比

由于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更长一些（导致这一点的因素很复杂），在一个已经进入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的国家，总人口性别比也会逐渐降低。再加上往往与老龄化相伴的少子化，老年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会进一步提升，并放大老龄人口降低总人口性别比的作用。

中国在七普时的总人口性别比是105.07，而2021年末就降到104.88，这主要就是老龄化加深导致的。前面提到过按公布的数据，2021年人口总量微弱增长的同时男性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男性人口负增长先于总人口负增长也是老龄化程度加深在数据上的反映。

中国的总人口性别比必然还会继续下降。现在是刚刚进入中度老龄化，将来还会进入重度老龄化，总人口性别比以后还会降到100甚至更低，比如90多。这并不是拍脑袋。比如日本，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05，由于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它的总人口性别比已经降到94.6（2020年）。

• 适龄人口性别比

谈这部分并不讨好，容易挨骂，但是还是得说清楚。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概念：低龄人口漏报。

在之前的五普六普数据中，低龄组人口（10岁以下）的数量往往显得非常少，并且这些年龄段的性别比也高，有些年龄段的人口的性别比竟高达120以上。面对这样的数据，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由于低龄人口特别是低龄女性人口的大量漏报导致的。

主流观点也给出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在严格的计划生育背景下，一些人对男孩的偏好使他们在一孩是女孩时往往选择超生来生出男孩。由于超生需缴纳罚款，所以优先给家里的男孩上户口，女孩则成为“黑户”被漏报。如果加上这些被漏报的女孩，低龄组人口就没有那么少，性别比也就回归正常。这样的解释，也是先前把出生人口数和总和生育率的调查数人为进行调高的理由。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各阶段电子学籍普及和七普数据再次对五普六普低龄组人口的反馈，结果表明：五普六普的低龄组（主要是90后和10后）人口数量确实少了，性别比也确实很高。

虽然实际中有女孩未上户口导致漏报的情况，但到七普时点，生育政策已经放开，普查期间上户口可免于缴罚款，况且在七普时点最小的90后也年满20岁，不可能有成规模的漏报现象，再用“黑户”和“逃避罚款”来解释这些人群的性别比失衡已经不成立了。

我将七普口径的80后到10后的男女人口规模与性别比数据列在下表，同时按照六普时点解放军现役人员的年龄分布对90后人口的性别比做了修正。数据表明，1995年以后的十五至二十年内的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整体保持在115以上，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有原因的：当时B超等能够检查胎儿性别的技术和堕胎手术都普及了。

七普口径的80后到10后的性别比按六普现役解放军的年龄分布对七普90后性别比的修正

到2020年，全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有110.46，并且部分地区的性别比偏高的情况一直是明显高于全国水平的，具体是哪些地方，其实看过数据就非常明白。

综上，由老龄化导致的总人口性别比的下降和年轻人口性别比偏高是同时发生、各有原因的。二者不能互相否定，二者的存在也不能被否认。其中的年轻人口性别比偏高就是现在“天价彩礼”等乱象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