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互联网世界

Last updated on 2020-6-21…

读《浪潮之巅》、《腾讯传》、《增长五线》有感

本文将从中美互联网的商业价值观、起始阶段、商业化阶段、投资并购阶段四个部分进行对比分析，侧重点会放在中国。

商业价值观

中美商业价值观差异的根源是人生观的差异。

二战期间，美国向战争国出售了大量的军火，大发军火财，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美国人很快就到达了小康甚至富裕阶段，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 1968年前后，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国青年占领了所有的大学，对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会的厌倦让他们起而反抗，于是从西海岸开始，爆发了一场以性解放、摇滚乐为主题的嬉皮士运动。 “Don’t tell me what the world is like, tell me how to create the world”，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化与精神，其内涵类似于嬉皮士文化。

与此同时的中国，在战争的洗礼下，很多地区沦为经济废墟，1949年建国之后，大部分中国人民都处于贫困阶段，意味着人们更需要为生存去考虑。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理想主义曾经如野火般蔓延，可是它很快就熄灭了，那时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经商事业，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精灵般到来的互联网被纯粹看成财富创造的兑付工具和商业发展手段。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商业价值观——广而言之，更是人生观的区别，也是很多美国与中国商业故事的不同起点。

在硅谷，科技公司是实验室的延申，而在中国，是资本的舞台。

2000年美国爆发股灾，几乎所有知名的互联网公司都遭遇重挫，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几家中国公司（网易、搜狐、新浪）也不能幸免。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由于中国互联网在泡沫破灭后的优异表现，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发了又一轮“中国概念股”的小高潮。

当时中国互联网公司赴美上市高潮的原因源于两方的偏见：

• 美国人认为，所有的互联网创新都应该首先出现在硅谷或者波士顿六号公路（源于布罗代尔提出的“世界的时间”概念）。
• 在当时，中国内地的证监当局对互联网公司视而不见，关闭了申请的窗口。

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世俗的商业社会。 正如一位早年非常活跃的评论家洪波所观察到的，中国互联网没有经过早期的非商业阶段，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资本的舞台，所以互联网本身的民主性、非中心性，在中国从来都没有被广泛关注过。

上市公司的劣势包括但不限于：财报的压力，需要公开财报；需要受制于投资方；为了短期数据好看有时需要牺牲长期规划。

文化概念太宽泛，这里重点讲工程师文化。工程师文化其实是欧美专业人士文化的一个缩影，而在信息时代它的重要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于是工程师文化就成为了硅谷企业新型生产关系的一个明显特征，体现在了薪资、公司的管理和做事方法论等方方面面的特点。 公司的文化氛围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创始人性格等方面的体现，而工程师文化在某些程度上体现了创始人的技术实力与技术自信。

“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必须能够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这其实源于被誉为美国工程师摇篮的MIT的校训“Hand and brain, innovation and the world”。 在国内的很多公司里，很多程序员需要产品经理告诉他们做什么，这样的人被戏称为“码农”一点也不奇怪。很多人在研究了硅谷特点后发现，虽然硅谷地区做出了很多伟大的产品，但使用技术其实是其他地区公司和大学里已有技术，例如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游戏、电子邮件、可穿戴式计算机，再到现在的无人驾驶汽车、虚拟现实（VR）等。 在硅谷的另一些公司，比如Facebook和Apple里，虽然看上去好的产品经理地位最高，其实他们大多是工程师出身。而在Google或者半导体公司里，产品经理与工程师的数量比例甚至比1:100还低。 有人也许会问，产品经理的比例如此之低，那么谁来设计产品。很简单，工程师会做很多在中国企业看来应该由产品经理做的事情。

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最大的差异在于系统化的思考能力。

另外，优秀的工程师是有追求极致的精神的，然而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公司，特别是重业务、争变化的公司，由于公司的KPI制度和氛围，使得大家争相追求去做0-1的事，而不是1-10，10-100的事。 做ppt高谈阔论后压榨下级加班落地、抢功甩锅撕逼，满满的浮躁，务虚不务实。

硅谷工程师文化的形成有欧美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硅谷本身的原因。

• 从历史上讲，欧美国家在历史上很少有大一统的帝国，官员的重要性就要小很多，专业人士的地位相对比较高，而中国建成之前是一个延续千年的封建社会，直至今日，一些中国人的官瘾仍然比较大，非常看重级别。
• 从本身原因讲，主要是公司所有权和分配制度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员工特别是核心员工和公司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行政职务和汇报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做不到。

研究产品，不仅要从功能上的痛点和细节出发，还要从用户的社会背景、心理等等出发。

以产品痛点为例，（以色列人发明，美国在线公司收购）ICQ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都存储在电脑的客户端上，这在美国不成问题，因为人手一台电脑，但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OICQ决定把这些数据存储在服务器。 对于美国来说服务器成本要比人力贵，然而当时中国相反的是服务器成本比人力贵，所以需要通过技术来节约服务器成本。最终产品在一次次渐进式迭代中不断完善。

从互联网产业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人在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基本产品模式的发明上就不是美国同行的对手，他们从来就是一群大胆的“拿来主义者”。 然而，在本土化的改造上，他们却进行了无数的应用性创新，这些微小的、细节性的、更为务实的创新让那些外国开发者望尘莫及，甚至难以找到规律。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创新属于经验和本能的范畴。

以产品商业化为例，QQ在2003年初推出了QQ秀功能，让用户花钱为虚拟人物着装搭配，这一收费产品取得了成功，但令很多西方的互联网研究者感到不可思议。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充满了压抑感的等级社会，它既表现在宗族内部，也体现在公共社会层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战战兢兢，情感生活十分苍白和乏味。 QQ的早期使用者，大部分是在15岁到25岁的年轻人，这是一群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身份，却渴望得到认可的焦虑的人。而虚拟社区的出现，解放了这种压抑。 中国人在现实中的含蓄与在虚拟中的狂放构成了一个十分鲜明和讽刺性的反差。

特殊的2005年

自2002年互联网泡沫后，中国公司走上了一条与美国同行完全不同的商业运营之路。 C2C市场淘宝打败了eBay；B2C领域京东、当当打败了亚马逊；网易邮箱打败了微软的Hotmail；商务沟通领域腾讯QQ打败了微软的MSN。 这些案例，构成了一个“整体性事件”，并十分清晰地表明，当互联网经济进入马化腾所指出的“服务和用户驱动”的阶段之后，区域性的文化、消费及政策特征成为企业竞争的首要考量指标。

安踏集团创始人 丁和木 之子 丁志忠 曾经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中美企业对中国消费市场的不同理解，他说：“耐克、阿迪达斯的篮球鞋主要是在塑胶地板上打球， 弹性是重要考核指标，而安踏的消费者只有1%能在塑胶地板上打球，其他都是在水泥地上。安踏更关心的是，在水泥地上打球的孩子如何能不扭脚。”丁志忠的这段话，用于互联网产业也十分合适。

商业化阶段

企业增长区 = 宏观经济增长红利 + 产业增长红利 + 模式增长红利 + 运营增长红利

企业青春期的结束

伊查克·爱迪思在《企业生命周期》中描述道：“在企业生命周期的青春期，企业得以再生。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过程，而且时间也拖长了，冲突与行事缺乏连续性。 创业者发现自己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职位的授予、领导风格的转变和企业目标的替换。”

让中国互联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还有风险投资及纳斯达克市场。第一批被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中国企业就是互联网公司， 新浪、搜狐、网易等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身后就有了风险投资的影子。他们创业后不久便实现了股票上市，紧接着，在“资本鞭子”的抽打和督促下， 继续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例如，在2006年5月10日，在与eBay的市场争夺（烧钱大战）中胜出的淘宝网急于变现，马云提出了一项名为“招财进宝”的收费服务， 宣布将为那些愿意通过付费推广获得更多订单的淘宝卖家提供竞价排名服务，这一决定违背了马云在前一年做出的“淘宝三年免费”的承诺。

互联网企业在核心业务创收后，一般会采取多元化扩张的战略。此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方面会面临来自所有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另一方面容易在多元扩张过程中迷失发展的焦点。 因此，公司通常在扩张业务时，表面上什么都想做，实际一切都围绕着自家核心产品为基础形成的生态圈来做。不过即便如此，在企业战略理论上，这仍然是非常危险的。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曾经对“战略性关联”提出过警告，他认为，某些看上去很美妙的关联并不增强竞争优势，即使关联能创造明显的优势， 但是在实践中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组织障碍也仍然会妨碍关联的获取，这些障碍包括组织结构、文化和管理结构等等。

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奇特市场（无论在网民的绝对人数、活跃度还是在制度性创新等指标上，中国都是一个比美国更令人兴奋的商业市场）， 不肯被驯服的谷歌遭到了驱逐，Facebook的扎克伯格尽管有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却至今不得其门而入。而在中国内部，自2008年马云宣布淘宝屏蔽百度搜索后， 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相封杀与屏蔽，已成为熟视无睹的事实。而习惯采取后发策略的腾讯，“模仿而不创新”、“以天下为敌”、“拒绝开放”便成为了当时腾讯的“三宗罪”。

到了2010年初，周鸿祎以“弱势者”自居，挑起了著名的“3Q大战”，成为国内互联网走向封闭的导火索。两方先是爆发公关口水战，后在10月29日，360公司推出“扣扣保镖”工具，当用户在“提示”下选择“修复”后，将被系统重装，QQ安全中心被360安全卫士替代，QQ用户好友关系链被360备份。 随后11月3日腾讯防御性地推出一个“不兼容页面”，让用户在两者软件二选一，最终腾讯“赢了官司，输了舆论”，360借势更进一步，迅速启动上市计划，上市当日一跃成为市值第三的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

“3Q大战”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的一个重要战役，也可以说是PC时代最血腥的“最后一战”。 不过日后看来，经此一役，互联网的法治及道德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3Q大战证明了丛林法则的胜利。

投资并购阶段

“人类总要重复同样的错误。” ——《机动战士高达》阿姆罗·雷

一位成熟的商业从业者，应该具有两个坚定而于强烈，同时也互相矛盾的信条：你必须破坏原有的秩序和道德规则，同时，你必须致力于秩序和规则的重建，你是破坏的后果承担者和“遗产的继承人”。 商业的艺术就是要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相互矛盾的愿望，但也要心平气和地继续你的工作。

在某种意义上，开放从来是一个相对概念，如同国家的疆界，对人的开放需要认证，对其他国家的开放需要互惠，对贸易的开放需要法规，原教旨主义式的开放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这一方面，乔布斯是最坚定的封闭主义者。艾萨克森在《史蒂夫·乔布斯传》中写道：“数字世界最根本的分歧是开放和封闭，而对一体化系统的本能热爱让乔布斯坚定地站在了封闭一边。”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指出，当前整个互联网正在发生变化，互联网体系快速地从封闭走向开放。同时，大企业竞争从产品服务竞争向平台级竞争转变，最大及最优秀地企业， 一定不是自己做更多产品服务的企业，而是把整个互联网连接起来，通过自己开放平台把整个互联网架构起来、组织起来的企业。

2010年6月29日，拉里·佩奇宣布谷歌公司推出一项社交网络服务G+（Google Plus），将谷歌的众多基础性功能向用户开放。 受其启发，7月16日，腾讯宣布QQ客户端开放，同时推出了苹果App Store应用商店模式的Q+开放平台等等，表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及行动……

2013年起，腾讯与阿里之间展开数次并购大战，是当今企业史上投入最大的典范案例，经过这一轮的封杀与合纵连横，中国互联网产业从群雄并立的春秋时代进入寡头统治的战国时代。

移动时代的再封闭

2010年1月27日，乔布斯发布全球第一台iPad，同年4月又推出第一款智能手机iPhone 4，象征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启。 移动互联网的产品会从相对匮乏的时代进入相对富足的时代，用户可以选择的产品会随时日流逝而日渐增加；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变化极快，传统的分析用户、调研市场、制定产品三年规划，在新的时代已经落伍。 不同以往，中国互联网产品在此时出现了一些真正独立创新的发明。例如微信公众号的诞生，兼具媒体和电商的双重属性，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互联网以及媒体产业地既有生态。

2013年，为了在战略上抵抗微信，阿里巴巴入股新浪微博、优酷土豆，同年10月，马云在阿里体系内强推“来往”软件，“每个阿里人11月底前必须有外部‘来往’用户100个，否则年底就视同放弃公司的年终红包”。 2013年11月20日，手机淘宝以“出于安全考虑”为理由关闭了从微信跳转到淘宝商品和店铺的通道；2014年11月，阿里入股的新浪微博禁止微信公众号的任何推广行为。 相对于阿里的出击，腾讯也采取了措施：微信同样以安全为理由相继封杀了新浪微博和“来往”的跳转链接。 从此，中国移动互联网的互通性生态被彻底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