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群 × 杨晓磊：如果一件事情很有趣，那晚一点知道也没关系丨拾日谈

“总要有人投一些绝大多数人认为成功概率很低、但一旦成功就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项目。”

1997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版头条，文章开篇宣告“摩尔定律被打破了”，打破这项著名芯片定律的核心发明人之一，是一位在英特尔总部工作的华人。 

他笑称自己一副“后生相”，认为与其在谷歌的5年经历密切相关。在谷歌，他和一群“没有ego（自我），只喜欢做事”的人共事，于是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他同样在追求“心无ego”。 

在婉拒谷歌第30号员工的offer、并在之后的三年里创业失败后，他找到了一件“喜欢做且愿意一直做下去的事”，风险投资。 

事情的起点是2003年，5年间，经由他，谷歌投资了百度、大众点评、赶集网等具有中国第二波互联网浪潮象征意义的案例。2007年，他希望再次出手投一家如今的互联网巨头，却被否了。不久后，他萌生了“真正入行”的念头。 

他叫宓群，2008年加入光速，担任全球合伙人，2011年创办光速中国，作为早期投资方投过国民皆知的拼多多，投出过除光速中国之外没有一家美元基金投资的隐形冠军中际旭创，被投企业小鱼在家被百度收购，成为小度在家。 

更多的还是像中际旭创这般的to B科技公司，这里面有“混合云第一股”青云科技；估值超过130亿元的禾赛科技；还有对自闭症治疗有重点突破的优脑银河，为了投这个项目，宓群动用了“银弹”——光速中国内部每人每支基金拥有1次银弹机会，可以投在投决会没有过的项目。

主要原因是一句定语很长的话，“总要有人投一些绝大多数人认为成功概率很低、但一旦成功就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项目。”

最近，光速中国完成了9.2亿美金新一期基金募资，也是他们至今募资规模最大的一期。这里面故事很多，有趣的疑问也很多，我们为此和宓群见了两次，聊了很久，聊得很慢，他不着急，我们也不着急，他说，“如果一件事情很有趣，那晚一点知道也没关系”。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份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宓群，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爱看各种艰深行业论文的硬核投资人 

为什么是9.2，不是10或者12？

杨晓磊：光速中国新基金超募到了9.2亿美元。这个有零有整的规模怎么定的？为什么不是10亿美元或者12亿美元？

宓群：规模还是要克制的，不能跨越性太大。

VC最核心的是人，我把光速中国看成一家创业公司，有10年历史的创业公司。归零很重要，如果你总是想着以前投出了点评、拼多多，你是不会有未来的。 

我们重点布局的硬科技和绿色科技，这些都要求投资人对行业非常懂。既懂技术，又懂投资的人才市场上少之又少。我们现在有6位合伙人，都是这一类人。如果我们有更多合伙人，规模可以再扩大一些，但目前还是要克制。 

杨晓磊：比起上一期，规模还是从6亿多美元增长到9亿多，你说在克制，但克制得不太明显。 

宓群：团队加入了两位新的合伙人，能力允许我们把盘子做得大一点，所以取了一个折中，9亿多美金，不到10亿。12亿也是能做到的，所以说保持了一定的克制。 

杨晓磊：新基金的投资阶段是怎么设定的？ 

宓群：刚刚完成募资的是一支早期基金加一支成长期基金，两个阶段各一半；之后还会有一个后期基金。目前我们已经有一支后期基金了，单笔最高投资1亿美元。

杨晓磊：你单个案例的投资上限挺高的，这也要求基金够大。

宓群：对，所以这一期基金，后面还会有后期基金的资金进来，全部加起来肯定超过12亿美金了。 

杨晓磊：你押注最多的是哪个案例？ 

宓群：禾赛科技，押了1.4亿美金。 

杨晓磊：最开始你就这个案例这么有决心吗？ 

宓群：没有。投的时候还是有风险的，我在全世界这条赛道里挑最好的公司（禾赛），第一笔投了1200万美金，下一轮融资很多机构看不清，不敢投，我们又放了2000多万美元领投，LP跟我们一起再投了2000万美元，共计给它带了4000多万美金，把基础打实了。后来，我们又用后期基金投了1亿美金。这也反映了光速的风格：早期投资优秀的团队、大赛道，后面继续加持，帮助企业走向全球市场。

杨晓磊：禾赛科技之前，你投资额最大的是什么案子？ 

宓群：来也科技，也投了四五千万美金。

杨晓磊：中间差1亿美金。 

宓群：对，差的就是后期基金这一笔。 

杨晓磊：你给自己制定的单一项目押注最大额度是多少？ 

宓群：这倒没有。 

杨晓磊：没有？ 

宓群：没有，现在没有设限。以前没有后期基金，最多像来也这样投到4000-5000万美元，现在钱袋子比以前深了，我们可以投得更多。 

要招人，但人多嘴杂 

杨晓磊：募了这么多钱，你的招人压力一下子就大了。 

宓群：要招。不过我希望组织形式是倒金字塔，能独当一面的人更多一些。为什么？我们的核心是投早期。早期投得好不是靠“人多”，是要靠“人强”，人多观点多，但也人多嘴杂，有时反而不容易抓住最核心的东西。

只要投到好公司的早期，即使到C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额度，我们依然可以拿到足够的额度。早期投得好，就不会出现好案子额度抢不到的情况。 

杨晓磊：所以你需要的那类人，画像是什么？

宓群：我们需要有判断力，对行业非常懂，同时也敢于冒风险的人。投资要看很多综合的因素，这是最困难的地方。把这些人都找好了，下面的团队反而不用担心。年轻人可以慢慢培养起来，也都有机会。

杨晓磊：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对企业家来说，企业往往能成为作品，而投资人似乎很难出作品，投资人在人家的企业里始终是小股东。而一家投资机构能够变成一家企业吗？看起来这是非常难的事。 

宓群：是的。对我来说，我早年做企业不算成功，但我非常幸运，为什么呢？因为做投资恰好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实际上我做投资以后，才意识到（喜欢投资）这件事。创业往往就做一件事，可能成，也可能不成，但是投资可以帮助很多人去成功，你参与的永远是最先进、前沿的事物。 

你可以依据自己的背景，投互联网，投硬科技，也可以投绿色科技，做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 

杨晓磊：所以你没有“做企业”的执念。 

宓群：我觉得没有。我们是一家小企业，一家创业公司，人不多，但大家又都是很优秀的人，遇到这种工作是很幸运的。

杨晓磊：我懂。之所以跟你谈企业，是因为之前和同行交流，人们会觉得光速中国更代表宓群的意志，看起来没有那么“机构化”。 

宓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和观察，我们要以“一家创业公司”的视角去看问题，有一些关键的战略、决策、配置、人，一些不容易做的决定，要有人能够去承担。 

我从骨子里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伙人，现在我们有6位合伙人，长期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机构化一定是需要的。

但我必须适应变化，要像创业公司CEO一样做战略决策，但同时还要有一个合伙人机制，一起做投资决策，在经济上有足够的回报和分享，大家都有动力去做。 

杨晓磊：有些大基金有很强的IR团队，有一个很强的组织在推动工作往前走，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标签问题，AUM到上千亿规模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上不了那个台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但是我一直没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变成“那个事”？ 

宓群：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我们最近在招法务负责人，以前用各个外部的律师可能就够了，但现在觉得需要招，我们没有IR，现在也在招人民币IR，这些工作我觉得都要做，我现在的重心就是在招聘。

我也有一个挑战，如果真成了纯粹的管理者、CEO，就会和第一线脱节，这是危险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VC永远不可能做得“太大”，我们现在招的人，招聘前合伙人们都会面试，确保招聘的人都是不太需要管理的，大家都很聪明，很勤奋，能相互配合。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考虑战略、配人，调动团队积极性，把团队战斗力发挥到极致；

同时也要走在最前面，永远能看得到第一线；

还要照顾好家庭。

避免成为先烈 

杨晓磊：人们常说“投资太早变先烈”。光速设立后期基金，是不是为了降低成为“先烈”的概率？ 

宓群：我认为避免成为先烈，最重要的是判断大势。 

我就做过先烈。拒绝谷歌后我创业做了一个云服务项目，那时候亚马逊的云服务都还未问世，自己搭云服务。当时成本很高，不像现在基础设施完善，用多少量就花多少钱，所以钱烧得很厉害，那是“真正的先烈”。 

我有过这种痛苦，伤疤在那儿。所以，我们会先判断大趋势，确定一个时点，争取在起势之前先投进去，我们入场的时间在行业拐点之前。这是建立在我们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之上，可能是最理想的情况。 

杨晓磊：这太难实现了。 

宓群：是的，这样的机会很难抓到，所以稍微早一点也可以。 

行业的变化不是任何人能够完全掌控的，但是大方向不会变。如果一家公司，别人都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认定他是最好的公司，因为种种原因一时半会还没有起来，我们就用成长期基金再投他一轮。等到拐点来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杨晓磊：从这个角度看，你们面对很多早期项目也没那么克制了。比如禾赛，就是一路不克制地投，而且跑出来了。 

宓群：优脑银河也有点类似。这个项目我们内部争议非常大，投决会没有通过，担心项目成功的概率不高，但我们有银弹机制，我用了我的银弹，投资了1000万美元。 

这个项目的诊疗方式和传统的医药疗法不一样，很跨界。他们运用硬科技，通过核磁共振测脑部血氧信号，然后做降噪计算，对大脑的200多个功能区做分析，看哪一部分受损，再通过磁刺激的方法精准治疗。我自己本科学物理，做芯片，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理解和认知。脑的疾病是最难治的，因为大脑有一个屏障，总是把它保护得非常好，使得一般分子进不去，传统分子药很难精准触及。 

杨晓磊：你用银弹的理由，是认为它潜在回报非常高。

宓群：不止。我觉得这个项目如果做成了，会对社会有意义、有突破性的贡献。通过我们的能力选出这样的项目，在它最需要的时候支持它，这个过程非常有成就感。 

杨晓磊：你很喜欢投增量，这算是很old school的VC理念，投点评和拼多多的时间点，也是在增量市场里投的。 

宓群：点评和拼多多这两个都是很早投的，是很有成就感。当然其他的案例也有很多，比如来也科技是从天使轮开始投的，禾赛科技是他们开始做激光雷达以后的第一轮投的——前面一轮融资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做激光雷达。

禾赛的创始人很强，很有学习精神，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帮助他们，包括飞到国外帮公司打专利官司。陪着公司走过来，现在做到世界第一，这是最有成就感的。

杨晓磊：禾赛、优脑银河完全是你的风格：跨界、增量。

宓群：但早年行业内像我们这样做的还不多，比如中际旭创。这家公司已经创业板上市四年多了，目前几百亿市值。大家都知道，北交所要扶持专精特新企业。中际旭创不光是专精特新，它的市场很专，规模特别大，所以能到几百亿市值。 

一般人可能没听过这家公司，但行业里的人都知道。八年前公司还很小，它现在是云数据中心光电细分领域里的全球绝对龙头。这个项目没有一家美元基金参与投资，只有我们投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他属于专精特新里面的巨人。这个项目是我们八年前投的，在硬科技领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代表项目。 

杨晓磊：投早期的VC机构有它的历史使命，帮助创业者完成早期资金的补给之后，功成身退。但禾赛，你们一直从早期投到后期，很多顶级机构投也投不进去，这样做是为了赚得更多回报？

宓群：我们的成长基金一半是投我们portfolio里面的早期公司，还没跑出来的公司我们会继续加注，或者在新一轮融资时别的投资人还没有看懂也不愿意投的情况下，我们会再投一轮，这对创业公司帮助很大。 

另外一半是投我们A、B轮时错过了的公司。如果我们觉得标的公司已经属于行业龙头，后面很有潜力，我们也会投进去。 

后期投资则是另外的考虑。现在中国的这些创新公司已经做到了一个程度，不仅要做中国第一，还要走向世界，禾赛和中际旭创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早期投他们的时候，都还是很小的公司，随着我们不断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公司都成为了全球市场第一。 

杨晓磊：你有没有觉得北京和上海的VC气质差别很大？北京VC挺凶猛的，所有人都在抢，抢案子，抢人，上海VC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普遍感觉比较温和。你觉得这是城市文化特征吗？ 

宓群：好问题。我在北京住了7年，因为雾霾搬到上海。有一点原因，我觉得北京的基金历史更长，比如IDG最早就是在北京，大基金组织架构大，人员多，所以内部也有自我淘汰的机制。上海相对来讲VC历史短一点，另外，大家也普遍认为上海的生活更舒服一点，北京呢，交通拥堵很厉害，人很拼，冬天特别冷，所以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你说的这个城市文化的原因，生活环境可能也会影响心态。 

杨晓磊：我原来和几家上海的VC管理人聊，他们都会说比较擅长投B轮，就是在赛道中跑出来排名之后再出手，光速也是这样吗？ 

宓群：我们更多还是投A轮。 

杨晓磊：B轮不太经济？ 

宓群：实际上是的。现在的B轮其实和A轮的风险区别不大，大家抢得凶，A轮投不到，B轮价格马上就上来了。当然，好公司你在B轮能够进去也不错，尽管估值可能翻倍了，如果是1亿美金以内，还是可以投进去的。而且从策略上说，你不但要投到好的公司，还要拿到足够多的股份。

杨晓磊：这一点上北京和上海的VC有没有差异？是不是北京的VC对额度的争夺更积极？

宓群：也不是。我们经常是那种看准了就毫不犹豫的，比如上周五下午五点，我和另外两个合伙人与CEO坐在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就决定投了，然后周一上会，马上签协议。因为功课都提前做了，我们现在投的不少案子都能拿到20%的持股。 

杨晓磊：20%是一次投的额度，还是长期目标。 

宓群：理想情况是一次20%，比如我们投的前晨汽车，创始人黄晨东博士是做新能源汽车出身的，之前在蔚来汽车，离开后创业选择了商用新能源车，先推了两款新能源轻卡，这个公司我们在公司刚成立时A轮投了1000万美金，占20%。现在一年不到，车已经进入市场销售了，发展得不错，B轮也已经做完了，目前2亿美金估值。

杨晓磊：你会每一轮都继续追加，追求更高的持股吗？ 

宓群：不一定追求更高，但希望能保持20%。 

杨晓磊：投错和错过，哪一个对你影响比较大？ 

宓群：肯定是错过。 

杨晓磊：为什么？ 

宓群：芒格讲过一句话我蛮认同的，他说，你一辈子有十个最大的投资机会，能否成功取决于你是不是比别人有更多的准备，你有准备，就可以重注，而不是把筹码分散到100个机会里去。机会可能只有十个，但重注得到的回报绝对是远远超出其他机会的。 

杨晓磊：这种机会你遇到过了吗？ 

宓群：拼多多、美团点评，都是赚10亿美金以上的，头条我错过了，希望禾赛是下一个。

决定走得更远的关键

杨晓磊：你曾经拒绝过谷歌的offer，也错过了成为谷歌“第30号员工”的机会，后来又回去了，是因为后悔了？

宓群：主要还是机缘。1999年谷歌在一个车库里成立——那个时期硅谷很多传奇的公司都是在车库里成立的，恰好那个车库房子的主人叫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是我英特尔团队里的同事，现在是YouTube的CEO。她当时加入了谷歌，成为第16号员工。 

那时我已经在英特尔做了7年，做芯片设计、EDA，还有市场。谷歌给我offer的时候，我正琢磨着要创业——受硅谷的影响。 

跟谷歌两位创始人谈的时候，我们围着一张乒乓球桌坐，我问起他们，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企业搜索，完全不是今天的搜索广告。 

杨晓磊：一个商业模式是什么都还不知道的公司，开的Offer很好吗？ 

宓群：当时也觉得不好，现在看其实挺好。他们告诉我，谷歌未来会是一个价值60亿美金的大公司，我心想“听起来不太靠谱”，最终还是选择创业去了。 

杨晓磊：几年后你又改了主意？ 

宓群：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次一起吃饭，他们问我，公司做得怎么样，我说收入300万美金。他们又问了一句，一天300万美金吗？我心想“这家伙又在信口开河了”。（笑）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了，整个市场变化很大。我太太毕业去了雅虎，当时雅虎刚刚上市，股票从15元一直涨到200元，又一路跌到了不到10元。谷歌创始人跟我讲，谷歌的业务发展非常好，收入数据惊人。我就想，同样都是创业公司，为什么别人做得这么好？当时有点后悔第一次拒绝了他们，最后决定还是去看看。不过那已经是2003年的事情了。 

杨晓磊：在谷歌工作有意思吗？

宓群：是一个挺宝贵的经历。谷歌的员工在美国都是顶尖的人才，大家都没有ego，就是单纯喜欢这件事。我们组建的中国团队非常高质量，比如黄峥，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2003年的时候，谷歌的中文搜索做得并不好，而且没有一个工程师是专职做中文搜索的。我们2004年就成立了一个6个人的团队——这些人后来发展得都不错。黄峥当时是做工程研发的，但经常会来帮忙，还会问我产品怎么设计。他是一个很好学、很谦虚的人，后来他也是最早离开谷歌去创业的人之一。 

在谷歌的经历，让我看到高质量的人在一起工作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也能看到最前沿的东西，让我相信，你真的可以想象未来，然后组织力量，去实现那个未来的愿景。某种程度上讲，当时我们是走在世界最前沿的，不在行业核心位置上，很难看到这样的可能性。 

杨晓磊：一直“走在世界前沿”不会令人很焦虑吗？比如，当有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你没有第一个发现，而是听别人讲的，可能就会觉得自己跑慢了。 

宓群：我不太会为这种事焦虑。如果这件事很有意思，那晚一点知道也没有关系。我认为，最重要的始终是成长性思维，而最核心的就是，相信自己有不断成长的潜力，保持学习、好奇的心态。 

读书的时候，考试有排名，你永远在跟别人比较，但是这个动力是不够强的。最强的动力还是好奇心，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也许我的提高每天只有0.1%，这也没有关系，只要我在不断地提高就好了。 

杨晓磊：但是很多人无法独善其身，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宓群：会的。但我认为，这也是能不能走得更远的关键。 

如果都是靠比、内卷，情绪很容易受影响，动作也变形。世界这么大，为什么非要排出个名次呢？我学过物理、电子工程等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快速学习的能力和思辨能力。现在很多人缺少思辨能力，靠别人说的、或者投行报告，就信以为真了。实际上，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需要自己去探索。 

杨晓磊：光速招人也这么苛刻吗？ 

宓群：我们非常看重这些点，尤其是成长性思维。比如面试时，你给他一些负面反馈，看看他的反应。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是要解释，要辩解，想体现出自己好的地方。但是厉害的人有成长性思维，他会反思，愿意听反馈。

杨晓磊：错过张一鸣，你是怎么反思的？

宓群：当时头条B轮，张一鸣来跟我聊，聊了一个小时。我当时想的是，媒体行业还是比较传统，移动互联网当然有机会，但是做个性化的新闻，如果互联网媒体巨头入局，技术上似乎没有太多壁垒。 

我最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感受到张一鸣有这么强的能力。因为他福建人，说话多少带着点口音，聊天不是很顺畅；我也没去跟SIG的王琼、龚挺他们聊——他们是最早投张一鸣的。总之，因为种种因素我没有真正了解张一鸣，他的许多过人之处我没能看到，所以才在B轮错过了他。

回过头看，我觉得张一鸣是个战略思考深度非常深的人，当时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跟他多聊，这个判断是失误的。

杨晓磊：拥有成长型思维能抗衰老吗？ 

宓群：我现在头发比以前少了些，白头发也比以前多了一些（笑），但我觉得年轻更是一种心态：保持好奇心，认同所做之事的价值，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我曾经开玩笑说谷歌这帮人看起来都比真实年龄要年轻，就是因为这个。 

这些人都非常好奇，能力很强，但又没什么ego（自我）。喜欢做事，愿意帮助别人，这种人看起来是更“后生相”的。 

杨晓磊：现在让你不克制地畅想，你觉得未来十年哪些赛道会成为大势所趋？

宓群：绿色科技一定是未来10年以上的机会——全球性的机会。这个领域对科技，特别是硬科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在一个增量市场里，我们会去想哪些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难做的环节，再去找到这样的团队，和他们一起成长。 

比如我们投的蓝晶微生物，通过它的数字化原生平台，生成了许多合成生物管线，再通过生物合成方式生产出可全降解的塑料。目前，可降解塑料技术还是欧美控制的，中国还没有真正完全做出来。但是蓝晶用的合成生物方式，未来有非常大的前景。创始人本科学生物工程，博士学物理，也是跨学科背景，很对我们的路子。

跨学科的创新肯定有风险，但我们觉得一旦支持他做成，对社会的贡献就会相当大。

杨晓磊：跨学科，需要极强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不会是你本来就知道的吧？ 

宓群：当然不是，我天生喜欢瞎折腾，很爱看各种行业论文，比如前阵子我看了一篇很有突破性的，关于核聚变的论文，之后也就在找相关的项目。 

杨晓磊：很多管理者已经不太有时间跑一线了，我知道你还在自己投，你不想“退居幕后”。

宓群：我大概一天见1—2个创业者，但我会提前筛选。通常情况下，优秀的人不会轻易给你介绍他认识的人，如果是我认可的人介绍的创业者，我肯定会见的。早期投资需要有第一线的感觉。

杨晓磊：时间管理很重要，我有时候遇到一些老板很暴躁，就想他肯定是昨天没有睡好。

宓群：对。而且我觉得没有睡好，对判断是有影响的。我现在尽量保证8小时睡眠，昨天晚上看《突围》，刹不住，就睡了7个小时不到。但还是会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这一天里，做对最重要的1-2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