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封控使得许多有移民想法的中产中国民众受到阻碍。图为街头的上海市民。路透社图片

中国严密的疫情防控打乱人们想”润”的计划。有打算移民的中产人士表示，在封控下，没办法处理办护照和签证所需的资料，导致移民计划不断延后。而逃离的现象，也出现在社会不同阶层，近来包括”逃离广州”和”逃离郑州”等都成了微博常见词，还有不少人分享想逃离的心路历程。

移民已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热门的讨论议题。从事教育工作的许香城，早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以及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已下定决心要移民，当时他属少数，但近期他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有同样的想法。

许香城：“我四十多岁，虽然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但我们这批人对香港和台湾的感情是非常深。香港对我们来说意义很大，在香港被共产党强行征服时，对我是有很大的刺激，我最后的一点幻想，就是在国内还可以做些事情，让社会变好、让国家变好。这些想法在香港被镇压后，让我最后幻想都破灭掉。我一直不想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接受这样的教育，起了移民的念头，我是3年前下决心要走，我在上海的好几个朋友都说要走，他们是今年才下定决心，因为形势的恶化，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希望，所以要走。”

疫情封控下 申请材料与办签证都难

许香城表示，计划总赶不及变化，在他开始启动移民计划时，刚遇上疫情爆发，没想过疫情会延续长达3年，更没想到在疫情下，增加他移民计划的困难。

许香城：“一直有联系当地的移民中介，说要在半年内申请到签证，要我赶紧准备材料，但最近两个月办签证，中间我准备材料也有些问题，因为国内老是反反复复的封，因为疫情封锁，很多的资料都办不了，例如他要有工作证明，学校都放假，最近两个月停顿，打（电话）去银行，银行也关门，然后要税收证明，政府部门也关门，特别困难。”

许香城表示，近期封锁稍微放松，会把握时间，尽快办好手续，希望能在明年带家人离开中国。

设于北京的一家出国咨询公司（美联社图片）

基层也想”润”  逃离严格封控地区成热门话题

中高阶层纷纷出逃的想法，近期也影响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微博以”逃离”的关键字寻找，很容易找到”逃离广州”、”逃离郑州”和”逃离上海”等主题，发帖文的网民除了分享他们出逃的方法和经历外，也有不少人表示，因为无法接受严格封控而要离开。

河南的时事评论员李法天对本台表示，郑州受到村镇银行爆雷，以及当地政府使用极端的防疫手段影响，使民怨沸腾，在富士康大逃亡事件后，大大打击当地经济，不止大批外来的打工族想逃离，不少老家在农村的当地人，也计划离开。

李法天：“这两年的疫情防控，郑州也是比较极端，他的管理能力也实在太差劲，河南是一个1亿人口的大省，郑州又是一个有100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不像新疆、西藏的人少，防疫期间出现食物短缺，也因为防疫使中小企业受到的打击特别大。工作没有了，做生意房租要交，但不让你开门，生活举步维艰。房贷、车贷怎么办呢？这是导致人道危机？这种愚蠢的管理方式，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导致很多人没法在那边生存，他不‘润’的话，在那儿待的生活成本那么高，只有活活饿死，所以现在真的是很惨。”

李法天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开始放松防疫要求，清零政策早已破坏郑州的经济动力，但北京和地方政府没有措施安抚民众，相信当权者也乐见城市人口往农村转移。

李法天：“这么一搞的话，经济出现了问题，把经济搞垮了，把城市的人，从农村来的都赶回农村去，把更多的人赶到农村就好管理，因为人多就容易有各种不稳定，毕竟城市的各种信息，人的素质都比农村高一点，更容易发生群体事件，农村可能相对不容易发生事，城市的人减少，管理起来容易，他就是这个目的吧。”

民众集体出逃 文革“流民”重现中国社会？

时事评论员方原表示，过度防控已超出民众的承受力，导致出现集体盲目逃离的心态，这种城市人口转移，会打乱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步伐。

方原：“底层的逃离，以疫情防控之下，过度的防控为代表，各个地方的这种从大中小城市向农村逃离为主，向疫情防控比较松的地区逃离为主，这种底层的逃离，他们所带走的是一些基础的产业工人，以及一些劳动的技能，这种逃离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产业工人的有序流动被打乱，产业结构被打乱，经济有序运转也就被打乱了。”

方原表示，这种情况会增加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可能社会因有太多“流民”，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