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教培从业者：减员、录播、把线下班开到隔壁昆山

　　记者 邓玲玮

　　炎炎夏日，教培行业还在经历寒冬。

　　此前受疫情和就业环境双重影响，教培行业线下业务停滞，有的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危机。为了活下来，不少教培机构纷纷把业务转移到线上。

　　形势严峻也迫使教师调整方向。2021年底，王恺所在的考研机构倒闭，大半年过去了，他还没拿到最后一节课的课时费。

　　为了寻找出路，王恺开始和线上考研机构谈合作。对他来说，线上讲课虽然没有那么好的互动性，“但至少不会像线下课，突然封控影响课程安排”。

　　教培机构也在尝试自救。有的机构负责人在与上海相邻的昆山花桥一所学校租下校舍，让学员们集中在此封闭上课。

　　据上海发布消息，8月7日零时起，全市疫情风险区“清零”，全市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教培从业者仍然没有接到有关线下复课的进一步消息。

　　教师没课上，尝试录播课

　　这大半年，王恺非常焦灼。他是考研机构英语教师，现在没有课上，他时常想起线下和学生面对面的时候，怀念洋洋洒洒的板书，三个小时下来，甚至不觉得累。

　　2022年3月，王恺有过两次线下授课。学生是做法务工作的职场白领，两年前就在他的辅导班上课，为了考试上岸，学生让王恺一对一线下辅导，只可惜才上了两次就遇上封控。由于跨区和疫情反复，至今也没再续上线下授课，课时一直搁置着。

　　王恺想去外地试试。6月份，他主动联系了两家外省机构询问有没有课上。第一个机构说“没有线下课，也没有招生”，第二个机构在排课，“但要在8月20号以后”。

　　去外地上课不容易。王恺担心，一来，如果外地疫情反复无法回沪，就不得不留宿异地；二来，两城往返中，上一次课隐性成本增大；再者，暑假课一般会提前安排，最晚6月中旬，机构就会把师资敲定好，当时王恺不能向机构保证第二天会不会被封控，机构也担心教师来不了耽误上课，“外省的机构不愿意找在上海的老师。”

　　王恺也会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线上课，只可惜没有专业的设备和直播平台，加上学生线上自控能力差，效果大打折扣，课时量也几乎缩减为空。

　　为了维持生计，在朋友的推荐下，王恺开始尝试录播课。相比线下课，王恺觉得录播这种形式毫无互动性，上课的热情也降低不少。他很排斥，但当下没有别的选择，还是得硬着头皮上。

　　录播一开始，王恺就对着大屏幕开讲，要求不能说错一个字，只要一出现结巴或卡顿，一页PPT内容都得重新录制。在上课没学生的情况下，王恺全靠自行脑补，他要设计提问，思考“讲到哪会有学生提问”，并在录播中给学生留出思考时间。但后期剪辑经常把“思考时间”剪去，认为教师是忘词而卡顿。王恺看完成片，“有一种无用功的感觉”。

　　录播课成品要求出十小时的课，王恺怕被后期删减，会在录完十小时后再多录制几个小时。对比以往线下课，录播课拿到的大纲和教材会有所不同，一般要将近提前一周备课，这样算下来，实际上十小时录播课，他的工作量却是十天。

　　没录几次，王恺就对录播感到乏味，工资发下来没直播高，他觉得花大力气没有高回报，授课积极性减退不少，“我的心态就是完成教学任务”。6月中旬，王恺回了东北老家，为维持生计，7月31日，他跟一家线上考研机构谈合作。

　　王恺说，他的同行们心理落差也很大，有的教师没课上，只能拿底薪，“有的机构老师底薪打六折、七折”，有的同行去讲专升本英语，有的连少儿英语也接。不过，他们都还没放弃，只是在等待可以线下上课的契机。

　　机构缩减成本，减少课时量、辞退教师

　　教师难，机构也难。

　　早在去年12月份，王恺所在的考研机构就停止招生，原本在吉林和上海两个分校运营上互相支援，但两地先后出现疫情，机构干脆及时止损。“这家公司资金断裂，已经没办法给老师发工资，公司一开课电费都交不起。”王恺说。

　　据王恺介绍，从去年8月到现在，他最后一节课时费都没拿到，停工状态下，机构不给教师发派工作，会发最低标准底薪，“等于让老师自动离职，规避劳动法，以达到裁员目的。”

　　即使有课，机构也会控制成本。“以往，50天的暑期考研集训营，教师们至少能上40天的课，暑期有些招生好的考研机构，还会招很多兼职老师，总会在暑假让老师有课上，合理分配保障老师收入。”王恺说，现在有的考研机构缩减了全职教师的排课，以往线下三名教师分别负责阅读、翻译、语法，现在机构为了控制成本，设想“能不能一个老师全讲”。

　　“英语阅读中一句话看得懂或者看不懂问题不大，能答题就行；但翻译得逐字逐句通读。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老师确实什么都能讲，但讲阅读和讲翻译的思路完全不一样。”王恺说，一套题的每个部分拆分开都需要不同的教师来单讲，术业有专攻，教师也能深入到每道题来备课。但现在有的机构为了盈利，不一定选讲课最好的教师，而是选性价比最高、在自媒体上曝光度高、自带流量，业内有名气光环的教师。有了“明星效应”，学生就会冲着“流量”教师报名。

　　线下不复课，罗浩心里直打鼓。罗浩在上海经营着一家考研机构，业务分配是一半线上一半线下，线上业务可以勉强维持公司运转，但线下一度几乎没有收入。

　　他时常焦虑，“线下招不到学生，业务基本就废了。”罗浩原本设想撑一两个月就过去了，但他已经撑了半年多。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太久，会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倒闭风险。

　　从成本角度考虑，缩减员工是他的选择项。3月到6月份，罗浩机构里一部分教师转到线上，转不掉就居家办公。罗浩跟员工商量，居家办公一周只上两天班，发一半工资。

　　6月以后，罗浩的考研机构几个同事主动离职，还有七八人被他开除了，“我只留了销售和服务人员，前端做市场和营销的人我全部裁掉了。线下有四拨人，只有老师跟教务人员没动。”

　　私下里，他会经常找员工聊天，员工直言：“很焦虑公司没有收入，即使拿到了钱也没有安全感。”没有收入就耗不起，罗浩觉得这是个无底洞。他开玩笑说，机构真的倒闭了就去送快递、送外卖，“肯定是要活着”。

　　有时候罗浩也想放弃。持续不复课一天、一个月、两个月…哪怕持续半年都可以，他最怕的就是“无期徒刑”。罗浩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机构活下来，“不撑到年底自己心也不甘”。

　　寻找出路

　　怎么活下来，机构开始找出路。

　　罗浩的机构里，学员想线下上课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再不安排线下课，他唯恐家长们退费，导致机构关门。

　　“他们上了几个月网课已经很崩溃了，知识是枯燥的，每天上网课没有氛围是学不下去的。”罗浩说，考研预计年底进行，学员必须在暑假加强学习，否则很可能来不及。

　　罗浩理解学员和家长的焦急，但他也有难处。罗浩说，经历了过年和寒假，线下业务有近半年基本没有收入，“我们3月8号就封了，现在还是开不了”。

　　何时能够恢复线下课程，没有人能给出准确时间。对于一些中小型考研机构来说，线下培训停滞，只能拼命寻找生机。罗浩也在想解决办法，包括疫情期间加课、暑假把所有学生送去与上海相邻的江苏昆山花桥镇培训。

　　他在花桥一所学校租下校舍，让100名左右学员封闭式上课。7月10日，学员开始到花桥上课，其中大部分是高校在校生。他们要上到8月底，也就是9月开学之前。封闭式学习期间，吃住费用学员自己承担。

　　“好在封闭式上课模式被学生和家长接受了，不然这一百多学生退费，我们得退好几百万……退了就倒闭了。”罗浩说。

　　一些教培工作室也开始和学生及家长一起度过难关。

　　85后刘佳齐在上海开了一家工作室，主要给出国留学群体上雅思课。从2014年开始，刘佳齐就开始打造线上授课，现在很多的资源也都是从那时开始积累的，这也让他疫情期间线上业务做得还不错。到了暑假，他的课满满当当，7月下旬，他一天有五节课，第一节雅思、第二节四六级、第三节雅思、第四节口语课……

　　不过，疫情之下，刘佳齐还是遇到了其他问题，比如学生交不起学费。

　　刘佳齐说，他一个学生家长的公司进货受影响，公司各大板块受到了冲击。学生想去马来西亚读研究生，上了半年雅思课，正打算报名上下一期的课，但家长资金周转不开，甚至交不上学费。

　　“马上就要考雅思了，那段时间很关键。”刘佳齐说，他打算先给学生上课，让学生先考试。给家长一些资金缓冲的时间，资金周转过来了再付。

　　同时，刘佳齐又帮学生规划了些便宜的课程，比如：录播课和小组课，总价便宜一些。对他来说，机构跟家长是共生共存的，“我们帮家长度过难关，家长也会帮助我们拓宽业务”。

　　刘佳齐说，自己的一个想法或改变，就可以保住一批留存的学员或资金。这个时候，他要从家长的角度来考虑，工作室所面对的困难，也是家长所面对，家长交不起学费，遇到了困难，工作室不能把人赶走。

　　疫情封控中，他依然要支付上海工作室的租金，租金不算高，更大的支出是教师工资。“我会把学生的收费如实发给教师，别的老板可能会收学生130元，给教师发85元，我是收130元，就发130元。”刘佳齐说。

　　（应采访者要求，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