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主义与乌托邦噩梦

Richardson 利维坦 2021-12-06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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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本文中出现的特雷利克塔设计者为埃诺·高芬格（Ernő Goldfinger），作为柯布西耶的信徒，也是现代主义建筑的重要参与者。时至今日，对于柯布西耶等人倡导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毁誉参半，批评者诟病其理念的“非人性化”，但如果你仔细看过他上世纪40年代的文章，“……任何旨在长久之计的社会，其合法追求必首先是：提供人的居所，避其不受自然力与窃贼的侵扰。最重要的，是不遗余力地在其周围维持一种家的平和氛围，以便在不冒险僭越自然法则的前提下，和谐地展开他的存在。”不难看出对人作为居住重点的考量，柯布西耶由此将住宅称为“居住的机器”，这也与他主张社会机器论的观点吻合。只不过，在提供“人之居所”的时候，观念再理想也最终要落实到“人”这个概念上。柯布西耶以及他的追随者或许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将居住的机器设计出来的这种“功能性”，到底服务于什么样的人？其效果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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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楼》（High-Rise，2015）剧照。© 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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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伦敦北肯辛顿的房屋及建筑，背景为特雷利克塔（Trellick Tower）。© Graham/Evening Standard/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战后的英国住房毫无浪漫可言。仅是在伦敦，就有10万幢房屋被闪电战摧毁。房屋和避难所的重建工作迫在眉睫，这也就意味着，浪漫因素在重建过程中几乎不会被考虑在内。1946年，十几岁的巴拉德回到英国，他在中国上海国际租界长大，并在日本的拘留营待了两年。他对当时英国的形容是“一个极其破败的地方”，他说，“它被囚禁在了过去，战争早已让它筋疲力尽。”

在那之后，有建筑和规划理论家认为一切都可以在现代思想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建造新的城镇，制定城市和郊区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代表的“乌托邦现代主义者”们相信，技术和工程的进步使前瞻性建筑的诞生成为可能，这将为所有人提供住房，进而在本质上促成社会主义理想。

这种想法，再加上对高密度住宅的需求，导致了许多所谓的“塔式大厦”在英国拔地而起：多层公寓楼可能还包括其他设施，比如不同楼层的公共空间，抑或是被称为“空中街道”的共享人行道和楼梯。将更多的人塞进一个更小的空间，并为他们提供所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这些大楼对住房主管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而且也明显影响着战后的英国建筑。

第一座塔式大厦于1954年在伦敦建成，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50万套新公寓完工，其中许多是包含多层公寓楼的“混合”开发项目。

瑞士出生的法国建筑师查尔斯·爱德华·让纳雷（Charles Edouard Jeanneret）原名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是乌托邦现代主义建筑的支持者。© Felix Man/Getty Images

1975 年，巴拉德出版了一部小说【编者注：该小说为《摩天楼》（High-Rise）】，聚焦于伦敦当前的发展，将住豪宅的消费主义理想与拥挤的城市环境造成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小说的开篇，2000名满怀希望的居民住入了一栋40层的公寓大楼，这座大楼流畅的、现代化的设计和高端的便利设施让他们感觉自己仿佛已经进入了一种舒适的家庭生活。

然而，小说的结尾则是住宅、大厅、商店和走廊都被粗野主义所摧毁。这无关建筑设计，却激起了人们的恶意。

巴拉德明确表示了他对这种发展的反感，说这些公寓像悬崖壁上的“小细胞”。这座建筑并不是用来做慈善的（用勒·柯布西耶的话说），而是一个“旨在为孤立的个体居民服务的巨大机器”。

建筑内的一系列服务——空气调节、垃圾清倒、电动操作设备，在“一个世纪以前”都是需要“一群不知疲倦的仆人”来提供的。生活在建筑物顶层阁楼、身着白袍的建筑师被讽刺地比喻成了“堕落天使”。如果一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女人嫁给了他，她一定会对这种自动化的隐居生活方式感到不适。

巴拉德反乌托邦区的公寓并不像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的高层公寓那样——供社会保障房租户居住——里面住的都是“专业人士”，并且会按其财富进行分组。最低的9层是“无产阶级的家”，包括电影技术员和空姐等；而中间部分，直到35层，由“职业成员”组成——医生、律师、会计师和税务专家；最高的5层楼里住着“低调的寡头政治执政者，企业巨头、电视女演员和野心家学者”等。最后一组住户可以使用高速电梯、地毯楼梯，并享有“优质服务”。不难预料，在这栋“空中天堂”或“被美化了的公寓”里，居民们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

特雷利克塔竣工于1972年，高98米，共有31层，内有217户，是一座集体住宅。这座公寓曾一度治安不佳，但现在已经因为聚集不少艺术家而得到恢复。图为2011年的特雷利克塔。© Stefano Ravera/Alamy

生理学讲师罗伯特·莱恩（Robert Laing）是故事的主角之一，他的第一次不愉快经历由住户们共用的垃圾槽所引起。在观察这栋建筑的社会阶层时，他很快意识到“高层住户往往不关心底层住户”。大楼的电力供应故障和一些下层电梯故障引发了一场内部阶级战争。公共场所令人不快的冲突迅速升级为人身攻击。莱恩被越来越浓的腐败气息所吸引，像大多数居民一样，他们相互袭击对方的公寓，痴迷于“安全感、食物和性”。

巴拉德将这种冲突描述为超现实主义的极端，认为建筑本身必然会引起此类行为的出现，“基于无意识层面，它是为战争而设计的”。没有感情的叙述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场景：居民们在几乎快被拆散的、布满障碍的公寓中挣扎，垃圾随处可见，宠物们接连被杀害并吃掉。

巴拉德并不喜欢英国“绿意盎然的宜人土地”，并在战后迅速作出了现代化的美好承诺。然而，在英国和美国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中，他发现了令人担忧的征兆。

在伦敦，一些曾多次作出承诺的建筑仍被发现存在问题，其内部的犯罪和破坏行为频频发生，有时甚至无法正常运转。“空中街道”在不同楼层提供便利设施、将生活空间向垂直方向移动的概念，已经显现出令人担忧的裂缝，这引起了许多批评的声音。巴拉德在书中从未直接提起过这些项目，但他声称自己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犯罪程度受到活动自由的影响，且死胡同内的犯罪率较高。而高层建筑就像是2000人挤在一起的空中死胡同。”

尽管巴拉德从未将在其写作期间正在拔地而起的粗野主义大厦与他的小说进行直接比较，但这些大厦当然可以被视为“人类消失”后的更好建筑。作为原始建筑，它们看起来像优美的雕塑，但当阳台点缀上日常生活的元素，并因维护不善、随意涂鸦和住户的漠不关心而进一步退化时，它们就不那么像雕塑了。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盲目遵从不同，巴拉德所描绘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奢华环境使人们失去人性，导致“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回归到了野蛮状态”。

1968年伦敦的罗南角大厦（Ronan Point tower block）部分倒塌，造成3人死亡。© Getty Images

这本小说常常让人联想到由建筑师埃诺·高芬格（Ernő Goldfinger）设计建成的，位于肯辛顿的粗野主义31层大楼——特雷利克塔。在巴拉德创作《摩天楼》的时候，这座大楼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和很多负面报道。甚至在开放之前，建设工作和其他项目都出现了危机。

1968年，伦敦的罗南角大厦发生火灾，导致23层楼大面积倒塌，3人死亡。这场灾难引发了民众对高层建筑的抗议，以至于在1972年特雷利克塔竣工时，它已经被贴上了失败品的标签。高芬格在一楼设施区设计的“干洗房”还没完工就遭到了破坏，他试图说服住户们不要在阳台上晾晒衣服（这样会破坏塔的外观），但无人在意。

就在1972年圣诞节前，12楼的消防栓被破坏，导致电梯井被淹，这意味着整个大楼在节日期间都将停水、停电、停暖。犯罪行为与社会倒退不断纠缠着这座大楼，以至于一些市政住房的居民不再想住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高芬格的假设中至少有一些是正确的：在21世纪，维护和安全方面的改善使揣猎克塔成为了一个理想住址。）

巴拉德没有把社会福利住房计划作为小说中虚构建筑的原型，也没有以任何地方议会运营的高楼大厦作为灵感来源，而是故意把他的故事设定为高档版本，将其在伦敦和国外居住的豪华高层建筑为援引。他描述了父母位于维多利亚附近社区里的办公楼和住宅区综合体，他说，那里大多住着“富有的商人”，他们“开着劳斯莱斯，住着毫不起眼但租金昂贵的公寓”。然而，居民们却“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争吵上”，争论一些“最不可思议的琐事”，比如谁需要为17层平台上的盆栽展览买单，谁家的窗帘不好看。他发现，住在西班牙布拉瓦海岸（Costa Brava）的高档公寓楼的房客也会很小气。这些人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但巴拉德说：“底层人和高层人之间是对立的。”

马赛公寓。© Greyscape

有趣的是，巴拉德把他的高楼商店和设施放在了中间层（第10层），就像勒·柯布西耶在他的突破性乌托邦模式——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中所做的那样，这也成为了小说中居民之间紧张的另一个原因。高芬格认为，大楼内部的某些服务设施对底层居民不利，因此，在特雷利克塔内，他选择将这些设施——托儿所、手术室、洗衣房等都放在一楼。

另一个对书中高层建筑的直接挑衅可能来自于巴拉德写作时伦敦码头区的发展。开发商试图通过引入高层办公大楼和住宅楼的方案，在一个长期荒废的滨海旧仓库和废弃船厂之间进行土地再生。该项目的第一座大楼于20世纪80年代完工，但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废弃港口进行建设的计划就已开始。巴拉德特地将他虚构的塔楼选址在伦敦“废弃码头和仓库”的一平方英里内，因此伦敦码头区（Docklands）的开发也为其提供了一些环境背景。

然而，巴拉德似乎特别热衷于证明奢华的高层建筑也很容易导致犯罪，像财政补贴住房里的那些不幸故事一样。事实上，巴拉德的想象世界里的职业阶层开始变得越来越反常，随着周围的建筑物逐渐完工并被占用，他们甚至享受着自己堕落到一种不人道的境地。小说中的五座塔楼俯瞰着观赏湖，但湖泊却变成了一片空荡荡的混凝土盆地（这是承诺未兑现的迹象），而第一座塔楼的住户则陷入了野蛮的境地，这让人想起了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蝇王》，小说中男孩子们的遭遇同样喻示着人类的堕落。

1973 年，作家 J. G.巴拉德在他位于谢珀顿（Shepperton）郊区的家外。© David Reed Archive/Alamy

巴拉德更为极端的情节可能是在科幻小说里或幻想中，但我们不能轻易忽视他的潜在主张——垂直建筑内的生活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产生。他决定把重点放在一个由高素质富人居住的豪华高层建筑上，而不是为解决社会住房问题而建造的典型高层建筑，这也许是为了进一步阐明，是建筑的设计导致了人类行为地狱般的螺旋式下降，而非居民的阶层。更为讽刺的是，在巴拉德技术先进的高层建筑中，居民冲突主要是由日常设施问题引发的，比如电梯故障。

巴拉德有三个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英国谢珀顿的“郊区小房子”里。他说，前来采访自己的记者往往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本以为巴拉德会染上毒瘾或做出各种变态行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十分随和的男人，会同金毛猎犬玩耍，还拥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看来，所有疯狂都被牢牢地锁在了高楼里。

本文节选自Unbound出版社于2021年5月出版的《小说之家：从彭伯里到故园，文学与生活中的英国大宅》（From Pemberley to Brideshead, Great British Houses in Literature and Life），作者是菲利斯·理查森。编者注：粗野主义（Brutalism）是建筑流派的一种，可归入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当中。主要流行的时间介于1953年到1967年之间，由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发展而来。其建筑特色，是从不修边幅的钢筋混凝土（或其他材料）的毛糙、沉重、粗野感中寻求形式上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