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从密码朋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代表的区块链技术，是密码朋克的一种当代表现。20 世纪60 年代，控制论思想和美国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以技术为载体，以控制论为指导，以地方自治主义为依归，以全球为视野。这种理念在今天凝结为区块链这一技术形式，并借助这一技术形式开始对人类社会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全球治理作为最为广泛的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当前正面临着危机。危机的表面形式是行政失效，背后的实质则是政治冲突。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正经历从行政向政治转型的挑战，从而承受着来自行政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区块链技术正在被运用到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在通过技术提高全球治理行政效率的同时，其内涵的理念也将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政治危机产生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期推动全球治理平稳发展的中国方案，区块链是中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参与并运用该技术以完善、推动和重塑全球治理，既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区块链；密码朋克；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杨昊,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讲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重大外交战略理念，无论在外交实践中还是学术研究中都是一个重要课题。在既有研究中，学界主要围绕如“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等新时期中国的重要外交战略，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落地为全球治理实践。本文认为，在国家外交战略以外，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将有可能推动国际社会超越传统国际政治中的诸多陷阱，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其中，区块链技术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区块链是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代表。2018 年5 月，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提到，“进入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当前，围绕区块链技术治理形成的讨论主要沿两条线索展开：其一，围绕数字货币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这一类研究往往反映为对区块链的治理研究（governance of blockchain），包括有代表性国家的相关监管政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研究，对该技术和洗钱、恐怖主义活动等公共安全隐患相结合的治理研究等；其二，围绕分布式账本这一区块链的底层技术在商业和公共事务中的应用价值的研究，这一类研究可以称之为由区块链治理（governance by blockchain），或借助区块链治理（governance with blockchain）的研究，包括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平台对传统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方式的革新意义，该技术在经济领域中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特别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新技术如何帮助国际社会克服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重塑全球治理，成为研究者的新关切。区块链治理的两条研究线索互相影响，前者对该技术本身的安全性、稳定性的揭示，有助于对后者的前景和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但两条线索也互相区分，区块链的治理主要围绕技术本身展开讨论，而借助区块链的治理和由区块链的治理，则涉及到技术社会学的讨论。本文关注区块链作为一种技术，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和潜在风险，关注由区块链治理或借助区块链治理的社会实践，从技术和社会相互建构的角度出发，指出区块链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它既是一种政治理念的结果，同时也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产生政治意义。

　　一、反主流文化运动、控制论与技术乌托邦

　　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区块链，诞生伊始旨在为一种名为比特币的加密数字货币提供底层技术支撑。比特币反映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金融理想，传统的电子支付系统通常需要依靠一个中介机构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而比特币则通过加密技术，使得电子货币得以在不依靠中介机构的情况下，实现可信的交易。比特币并非由特定的政府或是商业机构推动，实际上，直到今天比特币发明者的真实身份仍然成谜。数字加密货币的诞生，是政府和商业力量之外的“密码朋克”理想的一种实现，这种理想可以溯源至20 世纪40 年代的控制论思想。

　　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诞生，1969 年，最早的互联网阿帕网（APARNET）出现。上述两项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发明，均与美国军方有密切关系。前者源自二战期间美军对新型炮弹和导弹研发的需要；后者则是在冷战背景下，为克服远程计算机之间的运行程序问题，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创建。彼时，新兴技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军事目标，并且与冷战时弥漫在两大阵营间的紧张高压情绪形成了正反馈回路：冷战时代的紧张状态推动了技术的发展，技术上的竞争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紧张状态的加剧。20 世纪60 年代，长期受到紧张情绪压抑的美国社会出现了猛烈反弹，涌现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尽管60 年代运动中的不同组织通常怀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但都共享一个相近的前提，即美国开始成为一个军工复合体控制下的利维坦，将政治高压和层级化的组织秩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新兴技术的计算机，则被视作这种威胁个性的利维坦的标志。60 年代，一批研究者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美国社会开始加速朝向理性化和集中化的方向发展，西奥多·罗斯扎克的“技术专家政治”（technocracy）、埃吕尔的“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以及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都表达了一种忧思：那些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派能创造一种统一的、全方位的超地球结构，以达到自动化统治的目的。与积极行事的独立人格不同，人将变成一种被动、无目的、受制于机器的动物……人的正常功能，要么纯粹是满足机器的需要，要么为保护人性缺失的集体机构的利益而受到严密限制和监控。

　　新技术虽然在早期被控制在军工复合体的掌握之中，但为了完成庞大的综合性研究工程，相关研究领域的工作人员需要打破传统的官僚边界，知识分子、军人、行政管理人员不得不相互合作。在知识分子内部，新兴技术的发展要求研究人员跨越传统的学科边界限制，实现一种相对灵活的、跨领域的和具有创造力的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在二战期间出现，并蔓延到冷战时期大量的军事工程项目之中，这种跨学科和跨边界的团队合作，推动了控制论（cybernetics）思想的兴起。1948 年，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一书中，发展了信息反馈系统科学（science of information feedback system），将系统控制和信息通信联系起来，将计算机视作一种可以对系统进行自动控制的理想的神经中枢系统。随后，维纳将控制论从机器和动物界推广到人类社会，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及其各种组成部分，在功能上跟生物有机体和机器颇为相似，也就是说，控制论对机械机器系统或生物生命系统是不加区分的, 只要他们有共同或相似的反馈过程就加以统一处理。维纳对控制论思想的发展，以及各学术领域内控制论观点的风行，为60 年代那些想要从冷战的紧张情绪中逃离，摆脱军工复合体控制，寻求更自由生活的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控制论的世界观不是基于垂直的层级体系和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向，而是围绕能量与信息的循环往复而建立的。相较于金字塔结构，人类社会更接近于网络结构。

　　在这一背景下，马歇尔·麦克卢汉和理查德·富勒等人将控制论和新技术融入到传播理论和技术专家治国论中，表达了一种更为乐观的技术乌托邦思想。麦克卢汉将印刷术视为官僚制和工业化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而电子技术对印刷术的取代，意味着新的传播方式将以和印刷术不同的方式塑造人类社会，官僚主义和现代工业化生活方式将被电子媒介打破。在《古腾堡星系》一书中，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已经把全人类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共同体，一种世界范围的部落主义，即地球村。理查德·富勒是“地球宇宙飞船”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作为一个对人类命运有着深切关怀的建筑家、未来学者和思想家，富勒尝试将技术赋权于个人，与当时流行的专家治国论不同，富勒在《思想与整合》一书中，提出“综合设计师”的概念。“综合设计师”能够站在专家之外，综合处理专家开发的技术，并将分散的技术加以统合，从而看到传统的官僚所看不到的全面景观，并根据自然规律对系统资源和政治权力加以分配，他“既是艺术家、发明家和机械师，又是客观的经济学家和有发展观念的策略家”。受控制论影响，富勒认为世界就是一个信息系统。政治斗争将无关紧要，改变世界的将是“综合预期的设计科学”。麦克卢汉和富勒提供了一幅关于技术发展的全新图景，技术不再是一个统治工具，而是可以成为个人力量和愉悦的来源，是可以摆脱科层制，并挽救世界于毁灭的手段。麦克卢汉和富勒从控制论的角度出发，用一种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关怀，考察技术与人的自由的关系，转变了新兴技术的社会形象，计算机开始从等级制的利维坦的象征，转向一种非等级制的网络化的系统的象征。

　　以嬉皮士和新地方自治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构成了美国20 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年轻人来说，想要逃避的不仅是集中化和压抑的政治世界，而是彻底的政治世界。这一群体渴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逃离和重建的渴望，促使反主流文化者开始建立自治公社运动。当这些受过教育的城市生活者要在山野间开创乌托邦时，必然需要技术和知识的支撑，马歇尔·麦克卢汉和理查德·富勒的乐观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为其返土归田以开拓公社，摆脱层级社会的集中管理提供了思想支撑，田园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开始汇合。作为嬉皮士艺术家的一员，同时是控制论的忠实信徒，斯图尔特·布兰德于1968 年创办了对日后信息技术产业和赛博文化影响巨大的杂志《全球概览》，围绕该杂志形成了一个包含了嬉皮士、新公社运动成员、控制论和技术专家在内的跨越职业和边界的网络论坛，并确立了赛博文化最初的特质：以技术为载体，以控制论为指导，以地方自治主义为依归，以全球为视野。这种文化既包括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平等的渴望。

　　20 世纪80 年代后，美国社会秩序重新恢复稳定，反主流运动者们开创的公社实践逐渐衰败，嬉皮士们不得不重返主流社会。虽然田园乌托邦的实践在历史中消退，但此时计算机技术开始出现了小型化和家庭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家用计算机的出现和互联网的普及，在田园中经历失败的乌托邦观念转向电子边疆，寻求在网络世界中重塑地方自治主义的理想，理想的承担者也开始从嬉皮士转向工程师和程序员。在工程师和程序员群体中，对反主流文化的继承鲜明体现在黑客群体中，莱维在1984 年提出的黑客伦理六原则包括“使用计算机以及所有有助于了解这个世界本质的事物都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信奉亲自动手；信息应该全部免费；不信任权威，提倡去中心化；判断一名黑客的水平应该看他的技术能力，而非学历、年龄、种族或地位等其他标准；你可以用计算机创造美和艺术；计算机使生活更美好。”上述六点原则涵盖了自由、自主、分享、自治、世界主义和进步主义等理念，体现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数字技术乌托邦理念。

　　1990 年美国主导推出了“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优势意识形态，技术乌托邦思想中的技术导向、控制论导向、地方自治主义导向和全球导向，在90 年代后也开始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相结合。1994 年，《连线》杂志记者埃斯特·戴森、里根政府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斯、《第三次浪潮》作者阿尔温·托福勒以及右翼评论家乔治·吉尔德共同推出了报告《赛博空间和美国梦：知识时代的大宪章》。在该文本中，技术乌托邦者所追寻的个人自由开始和美国右翼追求的市场自由纠缠在一起，互联网经济和信息技术开始成为重塑美国竞争力的重要场域。这种观念直接推动了旨在解除管制的“1996 年电信法案”，互联网技术开始产业化趋势，技术精英逐渐成为财富精英。当一部分赛博文化中的活跃分子将数字技术乌托邦中的公众利益、个人自由开始和右翼政治理念中的市场利益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靠近时，反主流文化追寻的平等理念和对信息分享、社团参与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受到冷落，在现实中，反主流文化者们的信念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刻奇宣传语。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虽然将国家干预从赛博文化中排除出去，但新的资本的边界也在压迫着平等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的理想。在主流市场热潮下，对传统的赛博文化的坚守，催生了区块链技术。

　　二、密码朋克与区块链技术

　　1988 年蒂姆·梅（Timothy May）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宣言》，1993 年，艾瑞克·雨果发表《密码朋克宣言》。在前一份文件中，蒂姆·梅宣称“某个数学神秘分支中产生的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发现，必将成为拆除知识产权周围的带刺铁丝网的断线钳”，断线钳指的是数字加密技术。在后一份文件中，雨果强调“我们不能指望政府、企业或者其他巨大的、面目不清的组织，出于他们的良心，来为我们提供隐私权……信息不只是想要免费，信息一定会免费。”两份宣言的背后，是一个由黑客、程序员、密码学家以及公民自由主义者组成的社会网络，即今天所称的“密码朋克”（cypherpunk）。

　　密码朋克旨在通过数字加密技术，重新赋予经典的赛博文化以生命力。从两份宣言中可以发现，密码朋克的主张强调赋予公民个人保卫自由的权利，同时，这种赋权理想的对立面，还指向了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早期数字加密技术牢牢掌控在政府和军方手中，和早年的计算机一样，被视作官僚控制的技术象征。密码朋克们反对政府对密码技术的垄断，将其视作可以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和权利的技术工具，并通过破解和开源等方式促进技术的传播。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技术的垄断不仅限于政府和军方，大型商业机构也在通过垄断技术的方式冲击着经典赛博文化倡导的技术分享理念，因而在密码朋克眼中，大企业和资本主义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同样成为数字技术乌托邦的对立面。

　　实际上，数字密码技术的原始目标是对主体安全和隐私的保护，无论这个主体是政府、企业还是公民个人，强调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对隐秘性的关怀。但是当这种技术的分配不合理时，打破对加密技术垄断的密码朋克运动，也就具有了开放性和共享的特征。“当一场席卷全球的浪潮将每个个体无时无刻地联结起来时，一种社会主义的改良技术版正在悄然兴起”。这种改良的社会主义观念尝试将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融合，实现一种数字版本的第三条道路：“与其将技术社会主义视为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中央集权这一对零和博弈的某种妥协，不如将技术共享视为一个新的、能同时提升个人和群体价值的政治操作系统……同时最大化个体自主性和群体协同力量。”

　　密码朋克对个人隐私和社会共享理念的推崇，直接推动了区块链技术的诞生。尝试用数字加密技术创造一套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在保证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同时，摆脱对政府和企业的依赖，实现去中心化的理念，是密码朋克的延续性的工作，在公钥加密技术、哈希算法、智能合约、点对点技术和分布式的电子货币B-money 的基础上，作为密码朋克成员的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于2008 年推出了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区块链技术，即是密码朋克通过密码技术反抗官僚机制和市场机构，实现共享和社会合作理念的完整体现，甚至可以说，区块链技术是自20世纪60 年代以来的技术乌托邦理念所追求的去中心化、自治、参与分享、技术理性主义以及全球视野的集大成者。区块链本身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中产生的交易会被记录在一个区块之中，交易通过非对称加密技术进行保密。当一笔交易发生之后，会以随机散列形式被广播到网络中的所有节点，网络中的节点将交易纳入到一个新的区块之中，并依靠计算机算力解答散列密码，首先破解的节点将会获得记账权（即工作量证明机制，Proof of Work, PoW），并将该信息再次向全网广播，在获得其他节点的认可后，该区块将会按照时间戳链接在上一区块后，并在该区块后制造新的区块，从而形成一个链条。区块链技术完整重现了早期技术乌托邦主义的赛博文化对于良好的社会治理的追求。

　　首先是去中心化和安全可靠性的结合。区块链中的个人信息通过非对称加密技术进行保障，同时由于交易信息向全网广播，因此如果有某个恶意攻击者篡改自身节点的交易数据，对整个系统不会造成影响。时间戳使得篡改数据变得可以被轻易识别，从而避免双重支付（double-spending）问题。只要系统中的诚实节点的数量大于恶意篡改者节点的数量，系统将会默认拥有更多相同数据信息的节点版本才是真实信息版本，从而舍弃被篡改的区块。此外，作为一种分布式的数据库，区块链不需要中心化的机构或硬件设施以提供集体行动所需的信任。通过将信任的来源由中间机构转向以算法为代表的一套规范协议，实现分布式安排和集体目标的兼容，使去中心化成为可能。

　　其次是开放性和匿名性的结合。在区块链中，交易数据和信息向系统内的所有节点公开广播，一旦信息确认，交易将被永久记录在区块链上，从而使得整个系统保持高度开放性和透明性。虽然整个系统具有透明性，但区块链中的交易者的个人信息，则因为去中心化的实现，不用担心被公共权威或私人机构所获取，加之非对称加密技术的加持，使得交易者的个人隐私得以保障。

　　最后是自治与全球性的结合。在区块链中，每一个节点在权利义务上处于平等地位，实际上，区块链上记录数据的行为可以视作一种集体投票，只有在获得其他节点认可的情况下，区块链才可以有效地延续下去。而只要网络中诚实的节点不少于不诚实的节点，任何数据造假即可被溯源查证。换句话说，区块链上的信息链条能否健康延续，取决于参与者的自我管理。此外，根据开放性的不同，区块链可以划分为公有链、联盟链和私人链，但这种边界是由网络系统的开放程度所界定，而非民族国家或其他社群的物质边界所界定，这就意味着区块链的开放性潜含着跨国性和全球性。

　　20 世纪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者在返土归田运动中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信息技术的发展，让这些嬉皮士们看到了实现乌托邦的希望，并逐渐形成技术乌托邦的赛博文化，但60 年代的理想并没有成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实践，对于物质世界的忽视让自治公社开创者不得不面对重新回到主流社会的现实。区块链技术的兴起，再次让一种指向全球治理的技术乐观主义复兴，“这种观念将跨国组织从以地理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管辖权的局限中，转变为一种真正的全球云”。特别是第二代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的诞生，通过由代码强制自动执行、具有抗干预能力的智能合约，更广泛的指令可以被嵌入到区块链之中，增加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域，为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各种分布式自治组织（DAOs，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分布式自治机关（DACs, Distributed Autonomous Corporations）和分布式自治社会（DASs,Distributed Autonomous Societies）提供了基础，并有望进一步在商业管理、国家治理以至全球治理层面发挥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行政管理技术的改善，背后则是密码朋克愿景的落地。

　三、从行政向政治转型的全球治理与区块链技术

　　全球治理作为人类社会最为广泛的公共管理活动，指向对人类整体生活带来挑战的诸多全球问题，是人类社会在全球层面的集体行动。在詹姆斯·罗西瑙的经典著作中，全球治理被高度概括为“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这种高度概括既表明了全球治理的特征，也隐含着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实际上，治理这一概念最早被运用在跨国事务上，源自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对转型国家的引导，是在将新自由主义理念移植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的公共管理规范。置于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可以说治理是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背景下的全球行政规范。当全球治理概念的使用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转向联合国系统后，其内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弱化，转向更有包容性和更具平等性的概念，并被运用到更广阔的跨国公共事务之中。历史当然并未终结，随着全球政治发生震荡，带有全球行政色彩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合法性”上也面临挑战。全球治理不仅要回应行政层面的挑战，更要回应政治层面的挑战。比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有效协调起全球集体行动，旨在强化国际机制治理能力的相关国际规范也像是一纸空文，国际组织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到强权国家掣肘，结果是行政效率低下、监督能力不足、强制力缺乏，以及过分强调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以至影响到科学普遍性。全球治理机制在管理上表现出来的上述缺陷，折射的是全球政治层面的冲突，相较于权力斗争，国家间意识形态冲突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在观念上的差异，是动摇全球治理基础的根源。

　　有学者将全球治理的要义归纳为从政府转向非政府，从领土政治转向非领土政治，从强制性、等级性管理转向平等性、协商性、自愿性和网络化管理，以及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威。全球治理理念，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重述了20 世纪60 年代出现的技术乐观论者们的技术社会理想。对于最早的赛博文化团体来说，逃避集中化的政府官僚组织成为返土归田运动的最初动力；从地理边疆转向电子边疆是反主流文化者在控制论影响下的选择；建立人与人之间协调合作的自治社区是新地方自治主义者的田园乌托邦实践；控制论确立的世界观让赛博文化者共享世界主义色彩的全球观。此外，当代全球问题带来的共同风险成为全球治理理念兴起的社会背景，正如冷战可能引发的核毁灭同样刺激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们对社会生活的重新理解。区块链作为乐观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结果，承载了通过技术改善世界，从而实现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主义理念，在21 世纪，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的理想凝结为区块链技术，并开始体现在全球治理的行政实践中。

　　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各机构尝试着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全球治理的实践之中。一方面，在政策研究领域，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在2017年10月—12 月之间举办了名为“关于全球正义，和平与安全威胁”的培训课程，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全球治理中的潜在积极价值和风险，次年1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强调了该技术在信息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对潜在的洗钱、非法贸易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进行了分析。国际电信联盟（ITU）在2017 年3 月组织了“关于区块链安全的工作坊”，以研究该技术的成熟度、安全性以及企业和各经济部门对该技术的运用和监管。联合国药物管制与预防犯罪办事厅（UNODC）与区块链初创公司“链析”（Chainalysis）合作，以培训对利用区块链和电子货币进行的洗钱活动的追踪和调查能力。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6 年推出名为《金融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提出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建立金融交易的信任、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带来革命性的创新，从而为环保融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2017 年4月推出白皮书，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促进贸易和商业活动便利化上的潜在价值。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于2017 年推出报告，将区块链技术视为降低银行风险、交易成本和实现监控等多重问题的可能方案。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学会（UNRISD）2016 年1 月推出报告，将区块链和比特币视作移民汇款的潜在货币，并为贫穷国家的当地商人参与国际贸易创造了潜力。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 探讨了区块链技术的主要特点及其在传递财务价值和数据方面的潜在应用，并可用于各种与人道主义有关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实践领域，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儿童基金会（UNICEF）、妇女署（UN Women）走在了前列。粮食计划署于2017 年开展“零饥饿区块链”项目，通过名为“积木块”（building blocks）的援助方案，借助以太坊区块链，向约旦难民营中1 万名难民发放数字凭证，用以兑换人道主义物资。截止到2018 年底，该项目已扩展至10 万人，且项目预计会惠及至50 万叙利亚难民。通过对区块链技术的运用，特别是由于其去中心化特性降低了中间成本，粮食计划署得以高效地行使人道主义援助职能。“积木块”项目的成功大大激励了粮食计划署，并使其开始将该技术扩展到非洲援助物资供应，以及儿童学校午餐追踪上。联合国妇女署在“零饥饿区块链”项目上与粮食计划署展开合作，特别关注通过区块链技术对女性展开援助。此外，妇女署于2017 年与挪威创新署举办“区块链编程马拉松”（blockchain hackathon），在妇女赋权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展开合作，并且与区块链平台“维匹现金”（VipiCash）合作，帮助女性实现财务独立和财务安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另一个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治理实践中的先行机构。2017 年，儿童基金会提供了1120 万美元的创新基金以鼓励区块链项目创新和应用开发，并于2018 年资助了6 个区块链创新项目，这些项目的应用开发指向资金追踪、疫苗供给和儿童身份登记等目标。此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展了“全民电子贸易”（e-Trade for All）行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人口开展电子商务，实现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开展包容性贸易和创造就业机会等目标。联合国项目事务厅（UNOPS）也设立联合国参与和区块链技术特别顾问（Special Advisor for UN Engagement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协调联合国各机构的区块链项目。2018 年，联合国项目事务厅、信息和通信技术厅（UNOICT）与世界身份网络（WIN）携手，利用区块链项目展开反儿童拐卖项目。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始利用区块链的防伪能力和加密技术，对感染、病毒扩散路径等疫情信息展开登记和追踪。2020 年3 月，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卫健委、中国香港卫生署、美国疾控中心、欧洲疾控中心、IBM、微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行为体在开源区块链平台“超级账本”（Hyperledger Fabric）上推出“米帕萨”（MiPasa）项目，用以在保护公众隐私的前提下发现并汇报新冠感染情况。实际上，信息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公共物品，在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的《世界健康数据2020》中，搜集可信数据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个重要内容之一。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冠疫情公共卫生治理必然涉及到疫苗的生产和投放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区块链及智能合约同样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生产环节的不同，将公共物品区分为最终公共物品和中间公共物品，前者指可以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后者指为了生产最终公共物品而投入的公共物品。从既有的实践看，区块链对于全球治理来说，最直接的作用体现在提高治理效率、去除腐败、增加透明度上，是一种指向改善全球行政的中间公共物品。通过为全球集体目标的实现提供融资手段、监督和执行机制，从而推动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当前，在全球事务中，这种中间公共物品的角色传统上由国家的官僚机构、国际组织或公民社会等角色扮演，区块链技术点对点的网络设计实现了去中心化和非中介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全球治理目标实现过程中中介的影响。除此之外，区块链技术反映了乐观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观点，具有从观念层面介入全球政治冲突的潜力，在国家权力博弈之外重塑全球治理，其点对点特征和自治性让全球治理可以和个人的自由、权利相协调，通过赋权于个体，将个体人和类主体的人在最宏大层面的公共事务中联结起来。

　　四、区块链技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技术和社会相互构建的视角来看，区块链技术是20 世纪60 年代出现的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当代结果，该技术糅合了技术专家治国论、地区自治主义和全球主义等理念，表达了去中心化、自治、共享和世界主义的规范追求。区块链技术在全球治理中的运用，从行政和管理的角度看，使其成为提高全球治理效率的中间公共物品，从政治的角度看，使其具有介入全球政治理念冲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潜在价值。具体而言，这种推动力表现在：

　　其一，解决全球集体行动中的信任问题。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当前，“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1破解信任赤字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任务。如果共同体的范围超越相对狭隘的地方、民族或国家边界，扩展至人类整体，信任纽带将遭受挑战，正是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全球治理涉及的诸多集体行动目标面临困境。区块链技术通过将信任的来源从个体、机构和国家转向算法，减少了全球集体行动中的不确定性，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信任来源，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基于算法的信任可以扩展至全球，从而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助益。

　　其二，推动全球民主决策。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很大程度上来自“昨日重现”，即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威斯特伐利亚法则和新冷战的语境下复兴，权力政治夹杂着意识形态之争。这种源自“过去”的进程与当下的新冠疫情形成正反馈回路，对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发挥负面作用。作为非中心化的分布式网络，当区块链技术被运用于全球公共事务之中时，依靠算法的辅助和约束，有助于打破传统权力政治制造的决策不民主的高墙，并且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民主化，有可能赋权于个人，实现立足于人的全球民主决策。

　　其三，推动开放透明和高效的全球治理。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账簿，将该技术应用于特定全球治理议题之中时，作为节点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副本，一方面，对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收益分配和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纵向溯源；另一方面，也可对分布式社区中发生的任何情况更新实施监督。在当下的逆全球化浪潮中，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与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相互构建。对传统建制派的不信任，以及对公共决策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担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区块链技术的开放透明性，有助于缓和阶层间的分裂和社会不信任，在平等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稳定发展。此外，在传统的全球治理实践中，机制的强制力通常要在事后执行，智能合约的运用意味着将强制力前置，当提前确定好的智能合约满足触发条件时，即使是在分散的环境中也可以依靠技术底层实现强制力。跨越国界的事前的智能合约，有助于增强治理效率，避免逃避责任和讹诈行为，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在乐观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之外，也需保持清醒并关注社会现实，20 世纪60 年代反主流运动的衰落应当对今天的技术实践提供借鉴，下列问题仍要被持续追问和思考：

　　首先，区块链技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全球公共福利的实现，取决于如何平衡算法、权力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即该技术如何与主流社会的运行相结合。互联网在诞生之初，被乐观主义者视为开放自由的“公域”，然而现实中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被企业和政府所分割的场域。今天区块链技术在全球治理中的实践与推广，也面临着如何与市场力量和官僚机构相组合的挑战，能否在普及区块链技术的同时，协调好政府管理、企业利润与社会的自治需求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区块链能否成为安全、稳定且指向全球福利的治理工具。

　　其次，区块链技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取决于该技术本身的治理。通过区块链进行的治理，取决于对区块链本身的治理。在联合国机构展开的区块链政策研究中，区块链本身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成为国际机构关注的焦点。在现实中，诸多数字货币社区遭到的算力攻击，也让人们对区块链本身的安全性保持警惕。如果区块链在实际运转中，其本身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不如密码朋克在理论中设想那样，其作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中间公共物品的可靠性也将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到更为长远目标的实现。

　　最后，区块链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弥补现有全球治理的缺陷，取决于该技术本身能否真正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技术手段。对于赛博文化的倡导者和先驱来说，技术是实现个人价值，伸张个人权利以及争取社会平等的重要工具，但当这种工具仅仅是掌握在部分人手中时，信息技术客观上成为一种不平等的来源，数字鸿沟意味着物质和权利的鸿沟。区块链技术如果要成为一种克服全球民主赤字和责任赤字的工具，需要该技术本身的全球化，而不是仅仅掌握在全球精英阶层手中。区块链技术近年来开始引起国内关注，这种关注从市场投资开始，扩展到学术研究，再到政府决策，这种发展路径反映了中国对于区块链技术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扩展。2017 年，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开始开展央行数字货币项目（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相关研究。2019 年10 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并特别提及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标志着对区块链技术的重视开始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当前对区块链技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家治理层面，而在全球治理层面，该技术的发展潜力仍然有待挖掘和关注。立足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引领全球治理发展方向，中国可从如下方面对区块链技术展开战略布局。

　　第一，拓宽技术应用场景。区块链技术在当下政府层面的应用中，主要集中在城市公共服务和数字货币方面，特别是后者成为关注焦点，有学者提出以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技术应用场景，承担着保护我国货币主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任务。3 在对外关系中，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方面的积极意义是关注新技术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区块链技术在对外交往中的价值不限于此，其在全球民主决策、信息透明、打击跨国犯罪等更为广泛的全球治理议题中均可发挥区块链技术的作用。拓宽该技术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应用场景，应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着力探索的方向，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二，公私两链双层布局。区块链从影响范围来看可区分为公有链、私人链和联盟链等形式。将该技术置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两个大局中来观察，相较于应用于全球治理的“公”链而言，当前我国的区块链应用集中于国家治理的“私”链。在推动后者的同时，积极探索对前者的参与甚至是开创性的引领，将有助于从技术层面促进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协调兼顾，在深化国家治理的同时推进全球治理。

　　第三，试水分布式自治组织。区块链技术本身蕴含着对分布式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追求，并尝试为其提供算法基础，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分布式自治组织是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平、普惠方向发展的技术选项。有学者提出，中国在协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应积极挖掘中国国家治理的潜力，以自身的治理经验和理念，丰富和发展世界的多样性，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发展方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的过程中，需要对这一技术转化为社会组织实践进行关注和了解，特别需要在实践中对该技术蕴含的社会思想予以回应。深圳继承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视实践、勇于探索的精神，已经在这一领域开始探索，尝试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分布式自治组织试点，将有助于我们积累宝贵经验。

　　当前建立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上的全球治理项目大都处于起步阶段。相较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更值得关注的是该技术在推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的发展潜力。今天全球治理最重要的阻碍是政治问题。全球治理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末，是新自由主义看似取得胜利并取代冷战的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是在政治问题解决的前提下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行政设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且不平衡发展，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差异反映在实践中的矛盾愈演愈烈。当全球政治动荡的时候，全球治理作为带有公共行政色彩的概念不可避免会受到挑战，毕竟全球层面缺乏一套稳定的事务官系统，政治对行政的干预至关重要。

　　区块链技术为从技术层面推动全球治理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实际上，从技术出发解决政治问题的技术专家治国论有着长远的思想传统。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区块链今天更多被视为一种可以用于增加行政效率、避开政治争吵的中间公共物品。但就像技术专家治国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理念一样，区块链技术背后也有政治理念的驱动，具有用一种政治理念介入全球治理政治争论的潜力。这种政治理念和全球问题研究有着共享的思想源头。罗马俱乐部作为最早的全球问题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世界动态模型，世界动态模型将世界看作一个紧密联系的反馈回路系统，这种研究方法直接源自控制论的思想，控制论的发展在另一方面启发了数字加密技术，进而演变为密码朋克，区块链技术正是密码朋克运动的结果。密码朋克的技术理念中带有世界主义、平等主义和自治主义的思想。意识到区块链技术背后的政治理念，并不意味着认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是重视技术的发展对解决政治问题的潜在意义，同时这种方式又是非政治的。

　　中国对区块链技术高度关注，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生产要素配置和金融稳定等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本文认为，除上述领域外，参与和重塑全球治理是新的潜在的主攻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期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的特色在于，在关注提高具体领域的全球治理效率的同时，用一种普遍性的理念引领全球治理的转型。积极参与借助区块链技术展开的全球治理，有助于前一个目标的实现，对该技术背后的政治理念进行回应和调试，是实现后一个目标的重要课题。

作者：杨昊，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讲师。

文章来源：@国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