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窄门”：中国前沿生物医药早期创业的真实样本 | 暨峰瑞2020生物医药峰会报名开启

2020年，生物医药创新的价值更为凸显，也成为最热门的资本市场风口。9 月中旬，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生物医药专场 Open Day。在这场 Open Day，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分享了中国的生物科技创新处于“三圈叠加”的机遇期，随后峰瑞资本执行董事王蕾与3位生物医药创始人深入探讨了：

• 进入这个公认机会成本高、风险高、周期长的赛道创业，是种什么体验？
• 就生物医药而言，美国的今天会是中国的明天吗？
• 如果回到创业的起点，还是会选择创业，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3位创始人切入的方向分别是基因治疗、AI 骨科及手术机器人、组学伴随诊断。他们的讲述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也有理想遭遇现实的沉痛与反思。这是中国当下生物医药创业的真实样本。今天，我们将这篇万字实录分享给你，希望能有点启发。

我们期待与更多人一起，步入生物医药创新的大时代。本周六，10月24日，我们将开启峰瑞2020生物医药创投峰会——3场线上直播，1场深度研讨（在线直播+线下Open Day），继续解码生物医药创业。

在峰会上，科学家、产业专家、早期投资人、一线创始人齐集一堂。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家邵峰，罗氏上海创新中心负责人沈宏，峰瑞资本生物医药投资团队，以及AI筛药头部公司晶泰科技创始人赖力鹏等在内的嘉宾，将深入探讨生物科技前瞻趋势、新冠病毒研究与疫苗开发、基因编辑、细胞焦亡等众多领域的前沿话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健康产业未来发展探寻方向。欢迎大健康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产业专家、创业者报名参与。

▍骨科智能化、基因疗法、蛋白组学，他们是怎么踏出创业第一步的？

峰瑞资本王蕾：过去5年多，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科技驱动的医疗越来越受重视。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关注这一领域的早期投资机构，我们投了一些基于前沿生物技术和交叉学科的生物医疗项目。总体来看，在分子诊断、AI驱动的诊断，以及基因治疗等方面，中国在科研和转化水平上，跟国际水平是非常接近的，主要得益于许多海外归国的学者将海外的先进技术引入到中国。

我们对峰瑞已经投资的40来个生物医疗早期项目做过分析，从团队和技术组合维度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 一种是出国之前是医生或者有行业背景，出国以后做了技术深造，组建了一个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团队，最后带领团队回国创业落地；
• 第二种是有国外技术背景的团队，回国把技术带回来，管理和技术在国内并行推进；
• 第三种就是从国外引入技术，国内有行业及技术背景的团队联合打造，在国内把技术发扬光大。

今天的三位嘉宾分别属于其中一种类型。三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最初决定创业的节点上，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

嘉华药锐肖云：我当时决定创业跟个人经历非常相关。我是北大生物学的本科，有十几年体外诊断的产业经验。到了三十多岁，很多人都被迫面临一些无奈的别离，很重要的人可能因为疾病离开我们，而其中很大比例的原因是肿瘤或者心血管疾病。

我陪伴了身边挚友罹患肿瘤、手术、化疗、术后扩散、选择治疗方案、靶向治疗、耐药、换治疗方案、寻找新的有效伴随诊断技术从而决定该用什么样的药物或者参加什么样的临床试验方案等等一系列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我查阅了大量文献，追踪了最近技术进展，联系了很多诊断公司和药厂，大量的同学朋友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我自己的生物学背景和体外诊断产业背景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所以，创业的时候，我瞄准的就是肿瘤精准医疗方向，想做好前沿的技术产业化，力求让肿瘤成为慢性病。对我们生物医疗行业的人来说，实现自我价值和找到对抗疾病的方法，为人类健康做贡献是相对统一的，这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于，我找到了几个非常靠谱的创业伙伴。CEO郑乃中，是我相识多年的师兄；CTO刘超是郑乃中一个宿舍室友，也是我的前同事；首席科学家是我们北大的大师兄，整个团队非常互补、契合，大家互相信任支持，就有信心在这个领域顺利地走下去。

还有就是方向的选择。郑乃中之前在基因测序领域做了五六年，创立的公司也做得非常成功。他再次创业时，很多人都以为他会继续做最熟悉的基因检测领域。但是，一方面正是由于对技术的深入理解，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现有技术的局限；另一方面，我们团队在产业浸润多年，清楚地知道，当80%的人都觉得一个东西已经火起来，这个时候再入场就太晚了。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过于超前的事情，又面临坐冷板凳的问题。

在确定要做蛋白组学这个技术方向前，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认真读完了这个方向主要的论文，希望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结合一线医生的具体需求，去论证技术可行性和市场需求。

我们一个很关键的判断是，医生根本不在乎检测手段是什么，他们只在乎三点：结果准不准，出结果的速度快不快，价格是否合理。如果我们采用定向蛋白组学的方法，可以比现有的方法临床意义更明确、出结果更快、价格更有优势，充分满足临床快、准、廉这三大核心需求，我们就拥有优势。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层面PK，最后实际上是应用场景的PK。需要从终端用户的角度去判断一项技术应用。

我们选择做蛋白组学这个方向，不仅在于我们自己的生物学背景对技术趋势的判断，也基于我们对产业的思考。我们知道会有冷板凳，但是也知道冷板凳不会太久，我们会坚持到拨云见日。

渤因生物潘雨堃：先讲创业动机。对我来说，做什么决定与两件事有关：个人经历、教育经历，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就像肖云说的，目睹过身边人和某种疾病的艰难对抗，最后下决心要为攻克这种疾病而不懈努力，这确实是一种重要的驱动力。

我是2004-2008年在复旦念的本科，研究方向就是基因治疗，后来去了耶鲁念博士。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我在耶鲁的博导许田，他现在是西湖大学的副校长，另一个就是我师叔——Jonathan Rothberg。Jonathan是生物界的风云人物，曾经先后创立过多家健康和生物科学公司，三台二代测序仪里有两台是他造的，两台后来都被他卖给了thermo，也就是之前的罗氏诊断（Roche Diagnostics）和Life Technology。这对我的触动挺大的，逐渐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过去15年，我见证了基因治疗的起起伏伏，也见证了许多泡沫，比如1990年代末期刚兴起时，有500来个临床试验同时进行，后来行业也逐渐回归理性。再到2015年，基因治疗的热度又开始回升，一直到现在。

渤因生物是我回国后第二次创业，现在处于天使轮阶段。回国三四年，创业踩了不少坑，现在我们团队主要做非病毒载体的基因治疗，希望能突破以病毒为载体的传统基因治疗方法的瓶颈。

回国后，我有过两次创业。这两次创业在组建团队和定方向上就还蛮不同的。第一次创业属于从海外引进项目，和项目的核心人员合作。我们做的是AAV基因治疗，我们当时是第一批从海外院校拿到AAV载体技术，那是2018年中左右，中美关系还比较缓和。我们把它引进中国，通过跨境投资和分授权的途径去做。这个过程，我们和美国大学的教授以及律师谈判过，对美国法律和中国外贸、发改委政策做过详尽研究，也了解了怎么做ODI，等等。这套流程其实不难学，只要你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无论是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引进，将来这条路还是能走通。

第二次创业，是因为我看到了领域内的一个瓶颈，具体来说，我们看到了病毒载体基因治疗领域中载体容量的限制和不可重复注射这两大痛点。这种模式下，要突破这个瓶颈，作为CEO，就需要一些模块化的东西来帮助你，找到这些模块然后拼凑在一起，组建你的团队，一起努力去突破，达成目标。当然在技术方面我们更多选择在国外有相关技术背景的团队人员，然后结合国内接地气的管理和运营。

所以在我看来，这两次创业的两种模式正好对应了王蕾刚刚提及的第三和第二种模式，在中国市场都是适用的。

长木谷张逸凌：我们是2018年遇到丰叔的，当时我还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读博士后研究员，做的是骨科的人工智能手术解决方案，丰叔很看好我们，劝我不要留在美国做教授，应该回国创业，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回国，造福中国患者。哈佛大学有全球著名的长木医学区，我的合伙人在硅谷的斯坦福。所以，我们给公司起名“长木谷”，就是希望能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最先进的技术带回中国。2018年9月开始，我们团队就陆续回国了。

回来之后，我们一直在做骨科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致力于向医院骨科提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个体化手术计划、3D打印手术导板、手术机器人、术后评估等全流程解决方案，帮助骨科医生更精准地完成手术。

峰瑞资本李丰：长木谷在我们投的这些AI医疗项目里是比较特别的。他原本在国内著名三甲医院的骨科做骨科专家，有深厚的一线医学背景。刚才我提到过大量的信息被数据化后，面临的下一个难题是数据怎么流动，也就是解决谁要用、为什么用，从哪儿收钱的问题。因为张逸凌有医学背景，所以从医生的视角来做医疗AI会比计算机出身的人更容易落地。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的项目进展和融资都比较顺利。

长木谷张逸凌：具体到为什么创业？从我所在的领域来看，骨科涉及到医疗健康、人口老龄化等大的社会议题。出国前，我一直在北京做骨科医生，随着人口老龄化，很多人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节疾病。骨科手术是非常依赖经验的，所以很多病人要换关节或者要做其他骨科手术，都会首选北京301、积水潭或者协和这样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

这带来的结果是，大医院的医生可能一天要上7-9台手术，从早忙到晚，但是普通县城医院的医生，要么天天闲着，要么也不会得到很好的手术历练。

与此同时，优质的医疗资源往往集中在非常大的医院，如何实现医疗资源下沉，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原来，我们在医院承接的国家课题和项目就是做手术导航、手术机器人，成立项目的初衷是希望能将优质的医疗资源和优秀的医生经验做成一套技术算法，使其可以落到基层、边远地区，以及战争前线，以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和分布不均等的问题。

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2017年时看到斯坦福那边出了一些paper，将AI深度学习技术运用到医学领域，可以用来诊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皮肤癌等。当时我就想到，深度学习技术也可以运用到骨科。骨科极其依赖影像学，无论是X线，还是CT，还是MR核磁，都是基于影像学。我们之前在国内有过手术机器人的研究背景，所以大家就立马开始组建团队，希望将深度学习技术运用到我们最擅长的骨科领域。

这里我也想强调下产业背景对创业的作用：当你拥有大量的临床经验，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临床的问题在哪里，从这些临床问题（手术的精准化、标准化、可及化）出发，你再去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反过来。业内也有一些算法、金融或者销售背景的人涉足AI医疗，如果从技术出发，希望反过来去临床上看自己掌握的技术能解决哪些问题。这种路径做出的产品在临床使用时，经常会有较大的挑战，因为医生想的和工程师想的未必一致。

第二点是找合伙人。早期很多人创业的伙伴都是同学、朋友或者家人，这没有问题，信任是需要多年建立起来的。我的一个建议是，早期的合伙人团队不要太多人，尽量控制在三人以内。

我当时回国就犯了这个错误，觉得牛逼的人越多越好，一开始就拉了六七个人，都是海外名校毕业。后来，这些人中有的不愿意回国，有些回国后对国内的工作环境不适应，又遇到了一些其他的调整，最后定下三个，三个创始人都回国了。

所以，合伙人团队也不是名校的人越多越好，志同道合很重要。那些在硅谷拿十万美金薪水，要求回国创业也有相同待遇的人，是不适合一起创业的，他们更适合去大公司历练，而那些只拿一万人民币月薪也愿意回国一起干的，才是真正适合一起创业的伙伴。合伙人之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互补，要找有交叉技术或者产业背景的人一起合伙。

第三，我们是带着技术回国创业的，但真正做起来就发现，要将医疗技术转化成能够落地的医疗产品还要经历很长的过程。因为这不仅需要你在算法和技术上有所突破，你要做成产品，要让各种各样基础的临床医生能够用得好，就需要引入更多的工种，比如产品经理、程序员，你还需要去做医疗器械的注册，注册证还需要申报、送检、临床实验，这是一条非常长的路。

你需要将一群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特点和优势的人聚拢在一起，这时候CEO的能力就尤为重要。如果CEO自己之前是技术出身，习惯自己单干，创业后就必须转换思维，因为你必须招募到各个领域比你更专业更优秀的团队跟你一起干，才能将整个系统搭建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设想。我们从2018年9月份回国到现在正好两年，从最初的3个人到去年的10个人左右，再到现在大概50个人，逐步把团队完善起来。

最后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借势。创业初期，我们发现国内很多骨科医生做手术还是凭经验、凭自己的手感去做，但是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发达的医学中心，已经普遍采用了机器人导航。我们认为，中国的骨科医疗未来也一定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认准了这一点，努力就有了方向。

然而，回国之初，大多数基金都看不懂我们的模式。一些投资人去做DD，了解到中国的医生们做手术主要凭感觉，凭经验，没有依赖任何数字化和智能化解决方案，因此推定我们的产品没有市场。丰叔是个例外，当时我们也不会做PPT，丰叔听我们说了半个小时，就决定投我们。刚回国那阵融不到资，还是挺困难的，但我们还是坚信这是未来的方向，十年、二十年后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就想，要坚持，努力招募最优秀的人加入，坚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坚持到了今年，行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我们AI医疗产品的上市，医生的使用反馈很好，医院落地情况也很迅速，再加上国际巨头携带着各种机器人导航产品进驻中国，我们这个方向一下变得非常火爆。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完成了四轮融资，还有几家在商谈中。

当你身处有利的大势中，你想把最优秀的产品推向临床，就会有很多人携带很多资源帮你做成这件事，对于创业者来说是非常幸运的。

▍底层/通用技术在中美的应用差异

峰瑞资本王蕾：张逸凌这个项目我印象很深。其实在丰叔跟他聊了半个小时，有了投资意向后，我们团队也做了很多行业调研。我当时还专门去波士顿请逸凌吃了顿饭，我们聊了三个小时。我记得他跟我说，当时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项目期间经常忙得没时间做饭，通常是每周末煎七块牛排放冰箱里冻起来，每天中午就在实验室用微波炉热一块，可以节省出很多时间赶进度。我当时就判断，这个人创业是能够下狠心干的。

我给三位的下一个问题是，从我们既往的投资经验来看，创始团队一般掌握的都是底层技术或者通用技术，这些技术在国内外的应用非常不同。举个例子。之前投过的一个项目，是将声光学技术运用到手术中，去观察术中肿瘤是否切尽，但他们从美国回到中国后就发现，中国的乳癌手术基本是全切，没有在术中观察切缘的环节。后来，团队就将这种声光学技术转而应用到内窥镜手术中，现在发展得还不错。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三位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应对的？

嘉华药锐肖云：嘉华药锐就是一个典型的底层技术创新公司，而且是在全球都处于领先水平的技术，同时应用场景也相对明确，在美国和中国都是选择肿瘤精准医疗作为首选的应用方向。而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美国和加拿大对于蛋白组学的价值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认知，相关领域的研究如火如荼；而中国的科研领域和临床领域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还是要稍微晚一点的，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市场教育上。

因为市场对于新技术的认知度不高，我们要坐“冷板凳”，这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扑面而来的都是质疑，如何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做出成果，等到那个爆发的时点？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困难的。

我们在2019年决定了要做这件事，满怀信心去联系了很多的投资人，经常碰壁，最大的问题就是都听不懂。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市场接受度问题和市场教育问题。经常是我们花了三四个小时从什么是基因、什么是蛋白开始科普，认认真真把所有内容讲完后，对方已经晕了。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摸索怎么用尽可能简单易懂的方式让别人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其次就是要找真正适合自己的投资人。最开始投资人拒绝我们的理由，总结下来就是两点：第一，技术太新，看不懂，又没有非常强的、已被验证的可参照公司，因此很难下判断；第二，阶段不匹配，一些专业医药投资人看得懂我们的技术，又觉得我们阶段太早，他们更倾向于投A轮左右的项目。

形势不对，我们就开始调整融资方向，我们会集中去找这样的投资人：一，看得懂我们的技术，二，愿意投早期生物技术，愿意和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承担风险。然后，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峰瑞，不仅理解我们要做的事情，还给了我们非常多好的建议。

所以回想起来，作为一个新技术的创业者还是挺难的，不仅自己要理解这个技术，看清技术的应用方向，还要在别人不了解这一技术、质疑项目前景的时候，保持头脑清醒、意志坚定。

比如，谈了二十个人，二十个人给的反馈都是负面时，会不会自我怀疑？如果五十个人都是质疑呢？一百个人呢？甚至有投资人好心和我说“肖云，你们这个团队我特别喜欢，人品背景都好，团队互补互信，要不要考虑下换个方向？我认识个教授有非常好的技术，就缺你们这样的团队，要不要聊聊？”这个时候，其实是最考验自己是否真正想明白了方向的时刻。

我们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分享外部信息、收到的反馈、有益的批评建议、内部思考、各自的判断。这个过程挺煎熬的，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才会更坚定地了解自己，了解想做的事和能做的事。熬过的痛苦，就成了财富。

渤因生物潘雨堃：中美在一些场景应用上的差异确实是个需要投入时间思考的问题。中国绝对不是第二个美国，所以在思考一些问题和方向的时候，必须根据具体的场景来，不能说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目前中国的优势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 一是人才优势，特别是许多在海外优秀院校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才选择回国，他们能创造很多价值，这是中国过去几十年里难得一见的；
• 二是生物技术领域是目前的热门投资领域，有很多资金支持优秀的项目；
• 三是政策方面的优势，比如在食药监和卫健委的支持下，医疗技术研究者可以更加便捷地收集到大量的临床数据，这在美国是很难实现的。

当然，中国也有一定的劣势。最典型的就是，行业底层技术的知识产权更多还是握在欧美人手中；从投融资来看，很可能风口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我们在选择一个方向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各种因素，因为中国绝对不会是第二个美国，不能想当然。比如在美国，市场对某种病毒载体的生成需求量很大，可能创业公司的单子永远供不应求，但是回到中国创业，就得严肃考虑下同样的产品，中国市场有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以我们制药为例，中美药价差别是巨大的，用药的医保支付体系也不同。之前一部影片《我不是药神》，讲的就是中国老百姓买不起美国大型药企的进口药，只能去印度偷偷买仿制药，历经各种磨难，最后推动了药监政策的变革。这其实就反映了中国的现状。比如你开发的一些很高大上的药品，在欧美可以卖到大几百万、大几千万元，但是在中国，老百姓很难能自淘腰包承担这么贵的药。所以在中国做这块，可以通过技术、生产的革新，耗材和仪器的国产化来降低成本，当然你也可以走高大上的路线，研发成果可以卖给欧美大厂，无论是在国内上市还是卖给欧美大厂，你必须得为自己和资本找到一个好的退出方式。

张逸凌：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大家无论是回国工作还是回国创业，都面临千载难逢的时机。回国创业，眼前的市场是巨大的。以我们做的骨科手术解决方案为例，虽然技术上欧美起步早，目前是绝对领先的，但是我们现在将智能技术引入中国，发展的速度会远超想象。

因为就像潘雨堃说的，在欧美你想基于一些数据去做算法，你的病人没那么多，可标注的数据增长速度有限，一个产品的开发往往需要十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在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我们可获得的数据量更大，可以接触到的病例信息也更多样、更复杂，以这些丰富数据为基础来搭建神经网络，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此外，美国的这种先进设备卖给中国，动辄一台就是两三千万，病人单次使用的费用往往在三到五万，成本很高，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而且治疗周期很长，总体来看可及性非常低。

此外，在美国，做一次关节的智能手术，首先预约医生要等，安排手术也要等，因为医生资源极度紧缺，一台手术往往能需要等到3个月或半年，而一台手术前期CT片的影像处理需要先上传到数据中心处理，然后再传回到医生手中，这个周期往往也需要两到三周甚至更长的时间。

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在国内一般患者今天入院、明天手术、后天就出院，而且中国的患者数量庞大，美国的医生是预约制，一天看个二三十人差不多，中国的医生一天可能要看二三百个患者；美国的医院因为标准化做得比较好，所以以关节置换为例，顶级医院和普通医院的水平是比较均衡的，但中国在医疗资源上的失衡是很严重的……

因此，在国内提倡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是大有可为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将大医院医生的经验复制出来，形成标准化的算法，形成一套自动化的综合解决方案，通过对年轻医生的培养，可以帮助他们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非常标准化和精准化的手术。让更多的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高标准的医疗服务。

▍回到创业的起点，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么？

王蕾：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能再回到决定创业的那个瞬间，会想有任何东西有改变么？

长木谷张逸凌：回到那个时间点，我还是会选择创业。无论我是在医院做医生，还是在哈佛做研究，都是想为社会的进步、认知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创业，则是把书架上的东西放到货架上，把创新变成产品，为更多的人服务。打个比方，一个骨科的老专家，一辈子做一两万台手术，就是极限了；如果我们能将AI和手术机器人技术运用到这一领域做成一个通用化标准化的产品，我们可能一年就能帮助医生们完成10万台、20万台甚至上百万台手术，这是有巨大社会意义的。

毫无疑问，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创业时机，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我们做国产替代更容易获得成功。像我们所在的骨科关节领域，如果我们是五六年前回来创业，可能等不到融资就弹尽粮绝了。

因为那时，一套人工关节终端价五六万，医生只用天天做手术就行，并不需要考虑创新的事情。后来，国家推行了“4+7集采”，现在关节大多是实行集中招标采购，这样一来，人工关节的价格一下降到了六七千。这就使得医院要追求更好的收益就需要转变思路，从过去拼手术的速度就能挣钱，到现在比拼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更好的临床疗效。

这样一来，长木谷的智慧导航技术就派上了用场，我相信再过三四年，这个行业一定会挤进很多人，竞争会更加激烈。所以，创业能踩到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正好赶上国家政策的变化，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也对创业感兴趣，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你可以做创始人、联合创始人，也可以选择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先去学习，日后再自己出来创业。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创始人。创始人需要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不仅需要技术背景过硬，有一定的行业积累，还需要有整合资源与领导的管理能力。如果大家刚从学校出来，也可以先试着加入一些创业公司。

渤因生物潘雨堃：如果可以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创业，选择做新药创业，做基因治疗新药。我的研究方向并不属于基础研究，而是跟产业结合很紧密。相比在学校实验室做实验，你想要调动更多的资源，实现更大的突破，也必须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有巨大的临床需求。比如一些传统的基因疗法可能仅仅适用于18岁以上的患者，那对于18岁以下的患者来说，他们每天也深受遗传疾病的折磨，如果我们能提供一种治疗方法，帮助他们缓解病痛，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刚刚张逸凌也提到，创业涉及到方方面面，对创始人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比如最早的合伙人团队组建、员工的招募、股权的分配、期权的激励，以及对高管、中层和员工的奖金发放，有一套非常专业的体系，同时也对创始人的沟通能力也要求很高。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自己出去创业前，可以先去创业公司工作一段时间，这样不仅可以积累一些经验，也可以更清楚地找到自己未来的定位。如果有小伙伴有很强的生物学和纳米药物的背景，欢迎加入我们渤因生物。

嘉华药锐肖云：和前两位一样，如果再回到那个时间点，我依然会选择创业。虽然我自己创业经验比较少，但我的合伙人郑乃中已经是第三次创业。他很早就跟我说过，创业是会上瘾的。创业路上虽然经历了刚才和大家分享过的那么多的痛苦，但是一直有为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的感觉，这跟我之前在外企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刚才大家都聊到了组团队。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都会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能够结合技术发展趋势、自己的专业背景和能力资源、市场需求，真的找到一条有价值的事情去奋斗，我非常鼓励大家考虑创业这个选项。只要做的事情是有真实的价值，可以去用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去把这个价值变现。

最后想强调的是，虽然我鼓励大家创业，但在真正迈出这一步前，一定要多准备，做深度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

当真正想明白了这件事，做出了决定后，最重要的就是坚定。坚持到熬过痛苦之后，思考事情的深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同时对自己的了解也会更加深入，也越来越懂那句话“失败从来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深夜和自己的懒惰、软弱、违背的誓言、被浪费的才华挤在同一张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创业吧，值得。

欢迎点击链接报名生物医药峰会 聊聊那个让你创业、走下去的“决定性瞬间”

本周六（10月24日），直播第一场准时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