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眼看市】

我国走出低通胀，自然不可寄希望于宽松货币政策，而是要在防止资金空转的同时，聚集更充沛的力量扩大总需求。

在消费需求方面，重中之重是增加民众实际收入。提供阶段性住房补贴、失业与医疗救济等产品服务，其中包括提高个税征收与年度汇算清缴标准，降低证券交易税费等，都可以成为政策选项。

在日前发布了今年一季度权威经济数据之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明确强调，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缩，而且随着物价的稳步恢复以及高基数影响的消除，物价水平会回到一个合理状态，因此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紧接着，央行主要部门负责人也在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不存在长期通货紧缩的基础。

国际上往往认为通货紧缩表现出物价水平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下降与经济衰退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物价同比涨幅分别为2.1%、1.0%和0.7%，虽环比连续两个月下降，但3月份同比出现了上升，整个一季度CPI也同比上涨1.3%；从货币供求看，今年一季度中国M_[2]余额同比增长12.7%，延续两个季度的同比正增长，并维持在近七年来的高位；再看经济增长，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2.2%。看得出，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都未显示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

但须正视的是，至今年3月末扣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中国核心CPI小于或等于1%已超过一年，同时中国CPI已多年维持着2%左右的涨幅，距离3%的政策目标也不近。更值得关注的是，CPI定基指数每五年调整一次的结果显示，中国通胀弹性确实呈现出趋势性下降轨迹，其中2011-2015年CPI累计增长11.7%，2016-2020年累计增长10.3%，2021年-2023年3月累计增长2.6%，换算成月度折年率分别是1.97%、1.73%和1.24%，不仅弹性下降，且呈加速下滑之势。低通胀不等于通缩，但物价长期低位徘徊，其多少可以反映出经济肌体存在的相关问题。

一方面，物价的持续走低映射出的是供给过剩压力。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使产品低端重复与趋同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出清，但新冠疫情的发生和持续三年的防控，企业库存与商品积压再现被动性抬升；疫情缓解以及防控优化之后，基于履行订单的承诺和降低违约的风险以及稳定客户的需要，处在供给端的企业及时而动并增加生产与出货，但与此同时并无较大倒逼压力的需求端尤其是消费需求并未同步跟进，产品库存出现新的叠加；除自我本能之外，供给侧的企业也往往会受到稳健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首先加力支撑，见效起来较快，而需求端虽也获得了政策激励，但相关主体信心的修复却存在明显时滞。需求与供给恢复的不同步，必然令供求缺口变大，也使得市场始终难以出现拉高物价的强劲之力。

还值得重视的是，一季度出口虽超预期，但我国对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的商品输出却出现一定减速，其中对美国出口同比负增长17%，对欧盟负增长7.1%，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4.31%，对韩国出口同比减少7.96%，而这四大经济体占到我国同期货物出口的35.6%。外需发生结构性萎缩以及出口企业短期内难以更新目标市场的前提下，只能寻求产品的转内销渠道，国内原本过剩的供给端压力进一步加大，并对产品价格构成新的反压。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累计同比下降1.6%，不仅连续6个月处于负增长区间，而且环比降幅不断扩大。PPI传导至CPI存在着一定的时滞，因此，一季度CPI的走低实际是PPI持续为负的传导性结果，甚至下一步PPI还会对CPI构成压制。

另一方面，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映衬出的是需求端抑制。投资需求方面，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1.8%，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23.6%，相应的，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15%，中央和地方支出分别同比下降1.4%和15.2%，政府投资需求受限清晰可见；另一方面，3月末以企业活期存款为主的M_[1]余额同比增长5.1%，比上年同期高出0.4个百分点，显示企业投资扩产的意愿仍不强烈，而与此相对应的事实是，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幅仅0.6%，落后全国投资增速的4.5个百分点。

再看消费需求。2022年以来居民储蓄大幅增长的现象延续至今，其中3月份居民部门新增存款高达2.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虽然一季度居民新增贷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但规模却远低于近几年的同期水平。消费动能尚未得到显著提振，一方面说明房地产收紧、财富效应减弱、收入下滑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未来风险偏好的提升，相应地就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另一方面也表明疫情导致的“疤痕效应”仍然存在，再加上就业形势严峻，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受到干扰，相应地就会减少消费数量与延迟消费时限。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货币供应不足是通货紧缩的重要表现，但通过增发货币并不一定能够缓解低通胀与通货紧缩。数据显示，自日本央行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过去22年中,日本国内的基础货币余额从69万亿日元膨胀至目前的632万亿日元,劲翻九倍之多，但同期CPI年均涨幅只有0.11%。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走出低通胀，自然不可寄希望于宽松货币政策，而是要在防止资金空转的同时，聚集更充沛的力量扩大总需求。

在消费需求方面，重中之重是增加民众实际收入。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比上年加快0.1个百分点，且读数还是建立在较低基数之上，若扣除价格因素，居民实际收入增幅则跑输GDP增速。另外，一季度16-24岁的人口失业率高达19.6%，超出整体失业率的14个百分点，而且今年高校毕业生达1158万人，青年人失业率有可能加剧；还有，一季度居民财产净收入显著落后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三项，同期证券交易印花税罕见同比下降53%，说明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依旧羸弱。因此，扩大消费需求除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提升民众消费预期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增加民众实际收入，为此宏观政策既要瞄准增量目标加力，也要针对存量目标赋能，前者包括加强对大学生自我创业的财税支持力度，提高对高校毕业生用人企业的财政补贴标准以及对大学生临时就业免费提供阶段性住房补贴、失业与医疗救济等产品服务，其中包括提高个税征收与年度汇算清缴标准，降低证券交易税费等，只要以上所及目标人群收入稳定增加，消费便可获得更久的时效。

在投资需求方面，重中之重是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与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本来就弱的民营企业受到的疫情冲击更大，同时有关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校外学科教育整顿等纠偏政策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乃至今年第一季度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在所有经济成分中处于最低位。恢复与增强民营企业的市场信心，除了延续减税降费等存量政策外，各级财政可以考虑对疫情防控优化后至今财务状况仍未见好转的企业提供员工工资的临时性补贴，这样既可减轻企业负担，又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另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不能只停留在的碎片化的信息沟通上，而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制定出民营经济未来较长时期的专项发展规划，以此真实提升民营企业的长久预期。

在出口需求方面，重中之重是降低贸易风险。以美元计算，截至今年3月的连续两个季度，我国出口实际是负增长，接下来全球经济增长依然艰难，尤其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衰退概率上升，对外出口仍将继续面临降速的压力，为此必须综合施策将风险稀释到最小程度。一方面，在尽可能稳定美欧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尤其是要在开拓拉美和中东等新兴市场以及“一带一路”等传统市场上精耕细作；另一方面，要支持更多的企业实施“绿地”投资方式深耕海外特定市场，同时通过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出面向目标客户的高效贸易机制；作为十分重要的风险稀释举措，出口信保既要扩大普惠性，以覆盖更多的外贸企业，更要增强针对性，面向中小微企业开发更贴身的产品，同时聚焦创新性，为跨境电商新业态创造与提供更精准化的承保服务。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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