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一条是关于B站裁员新闻：据2022年财报，B站去年用于裁员的现金高达3.4亿。仅以去年四季度为例，赔偿金便高达2.51亿元。

而去年常态下，B站每季度一般及行政开支大约5亿。

另一条是科技企业代表提案的新闻。比如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提出“重视认知智能大模型研发”；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提出“适度放开汽车改装限制”... ...

结合这两件事，我也在思考：未来10年，如果我也有幸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家不说谎的创新创业媒体，我将为广大创新创业者递上一个什么议案？

结合3年大疫，以及与创业者的真实交流经历，我很快有了答案。

我最想递交的提案可能是：在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能否探讨出一种风险共担机制：由“创业者一方主担风险”变为“社会、创业者、员工三方共担风险”。

今年1月份，北京市代市长殷勇讲过一句话：过去3年，企业还是很不容易的，承担了整个防疫的大量社会成本，需要给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

我看到后很受感慨：这个结论是共识的，是被广大创新创业者认可的。

过去3年，创业者确实承担了不少社会成本。

比如B站，去年的遣散费3.4亿。B站每年收入218亿，3.4亿赔偿确实不算什么——但在创新创业圈，这是一笔大钱，相当于一个B轮融资金额。

最近，我把去年融资的科技企业全部翻了一遍，A轮融资金额普遍在1亿上下——而换句话说，B站赔付的这笔钱，相当于3-4个早期科技公司1年的发展经费。

当然，B站是比较豪的。我打听到的另一家C轮公司，至2022年11月份时，便已经在裁员上花了1500万现金。

类似的例子非常多，创业者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又比如上个月，一位新消费的创业者告诉我：公司曾经年入10亿，疫情发生后资金链断裂了，赚的钱全打水漂，一夜回到解放前，重新从0开始干。

过去3年，创业者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当不具备经营条件时，我们就关门；关门造成营收减少时，自己拿钱补窟窿；想裁员节省开支时，自己掏高昂的遣散费；掏不出遣散费时，就要面临繁琐的仲裁、诉讼... ...

去年，如果你的公司没有面临仲裁、诉讼，作为创业者，你已经百里挑一了。

一位从事招聘行业的创业者告诉我：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些代表行业，2022年的劳动仲裁案件数量是过去5年的总和（2017-2021年）。

在赔偿的阴影下，很多创业者已经不敢招人了。

那位招聘创业者告诉我，他的业务是为企业提供招聘呼叫服务，HR在招人时会用他的产品打电话。

在疫情前的高峰期，每天的呼叫时间是几十万分钟；而到了去年下半年，每天只有几千分钟——99%的下滑程度。

这些社会风险，会长期影响创业者的信心。

当然，这里要把“经营不当”等因素完全剔除：如果是因为主观过错，自己犯的错自己背，自己赔的钱自己认。

但如果纯粹是不可控因素，我也提出一个新设想：能否有一种三方共担机制，以平衡创业者风险。

其实过去已经有一些不错的思路。

比如去年5月份，上海推出的“纾困措施”：对于餐饮等7类行业不裁或少裁员的企业，发放一次性稳岗补贴：按企业参保人数算（每人600元），一个企业补贴上限为300万。

过去几年，社会在想尽办法帮助创业者承担风险，未来只需将这些思路形成机制，由社会、企业、员工共担，创业者的信心就会大大增强。

比如从社会角度，能否推出对企业的专项“停工补贴”：如生产制造补贴、人力成本补贴等。当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时，这些补贴能够用于支付生产成本、人员工资等。

比如从法律法规角度，能否推出一些特殊条例：在企业确实经营困难时，免除或降低赔偿标准，允许企业与员工沟通“合理降薪”等。

这些措施推出后，我相信创业者才会对“做大做强”更有信心，大家的力量才不会被透支。否则大家就容易“消极保守”，不如尽可能地做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长此以往，企业家会变成创业家，创业家变成超级个体户。

这种心态会极大束缚创业者的拳脚。经济的增长靠的是创新，创新的主体靠的是创业者。我真心期待，未来创业者的信心能永远饱满，志气能永远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