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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总在意想不到处,监管层应保持开放心态——专访金融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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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总在意想不到处,监管层应保持开放心态——专访金融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近期,飞速火出圈的“ChatGPT”给大家展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机器人是如何聊天和写周报的。它代表了AI技术的最新发展,也令许多风险投资机构看到曙光。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学高级研究员、金融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向《红周刊》指出,AI领域正在出现指数式的增长趋势,利用AI帮用户解决问题的公司会获得发展契机。

在马拉比看来,风险投资经常会追逐新的科技潮流,所以他们获得的一些alpha可以理解为“科技beta”,通过投资潜在的、指数增长的技术领域是10倍甚至50倍收益的来源。同时因为创新可能发生在意想不到的领域,对于这一点(各方)保持开放态度很重要。

创新企业的alpha来自于科技行业的beta

《红周刊》:您花了5年时间撰写《风险投资史》,期间采访了250多位风险投资人。在您的观察中,如果不是运气,风险投资凭借什么赚钱?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风投能赚钱)是对指数式增长的理解,这也是我这本书名字的来由(本书英文名:指数法则)。在一个投资组合中,指数增长的作用在于,假如10个项目中有7个或8个失败了,这部分投入的钱变成了0,但没有关系。因为有1到两个创业企业会获得成功,并提供10倍以上的回报。它们指数级的增长,弥补了所有损失。

这是一个反直觉的工作,人类的本能会驱使我们关注损失。但风险投资人明白,损失不重要,因为损失有上限,也即本金的一倍,重要的是,那些成功的下注,可以使投机翻10倍甚至50倍。

在对指数的这种理解之外,风险投资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涉及投资人对创业者的判断。对冲基金投资人可以是一个孤立的分析师,但风险投资人必须走出去,与企业家见面,判断哪些人具备创建伟大的公司的品质。然后,风险投资人必须说服这些有前途的企业家,允许自己进行投资:对冲基金投资者可以随时购买股票,而风险投资人必须承诺帮助企业发展,来获得创始人的接纳。

《红周刊》:您认为红杉资本的迈克尔·莫里茨,他为什么做风险投资这么在行?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迈克尔·莫里茨领导了一些影响卓著的投资:雅虎、谷歌,以及最近非常成功的支付公司Stripe。但真正让莫里茨与众不同的是他对自己公司——红杉资本的投资。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莫里茨一直是这家合伙制公司的负责人,他带领红杉从一家硅谷的区域性公司,成为一家全球科技投资巨头。在莫里茨的带领下,红杉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开展了业务。而且还组建了一个“成长型”基金,给一些超过初创阶段的科技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不断地推进有风险的扩张,并在企业出现问题时,坚持下去,莫里茨树立了一个榜样,改变了风险投资行业。

《红周刊》:有些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它们的alpha从何而来?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风险投资的艺术在于,看到一个未来会快速发展的科技领域,身处其中的科技公司能够获益。

在1980年,如果你投资了一家半导体公司,你就有一个巨大的机会投资一家快速增长的公司,因为底层芯片技术每两年左右就会翻倍。

在之后的1990年到2000年,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给运用这项技术的相关公司带来了快速成长的机会,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今,人工智能(AI)领域正在出现同样的契机,那些利用AI技术帮用户解决问题的初创公司会获得很好的发展契机。

因为风险投资经常会追逐新科技潮流,所以他们获得的一些alpha可以理解为“科技beta”。跟对冲基金给beta的定义一样,投资一个上涨的股票市场就能获得收益,风险投资赚取“科技beta”可以通过投资潜在的、指数增长的某一个技术领域。

《红周刊》:错过伟大的公司会令人感到沮丧,因为10倍甚至50倍的赚钱机会千载难逢,而这样的企业决定风险投资是否能够盈利。优秀的风投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最好的风险投资公司会进行研究,找到他们错失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这家创业公司吗?还是因为知道这家公司,但经过研究,放弃了投资决策?

如果是前者,风险投资公司必须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网络,以便听到所有即将来临的机会。如果是后者,风投公司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流程。

就像风投合伙企业Accel由于错过了早期互联网电话公司Skype而开始反思,这让它赢得了一笔规模更大的投资——Facebook。

新技术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领域

保持开放心态很重要

《红周刊》:我们都知道,硅谷和西雅图是非常著名的“风投城市”,从2009年到2018年,北京和上海也形成了大规模的风险投资集群。是什么因素让一个城市取得成功的?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当我开始研究风险投资的时候,人们给了我各种关于硅谷作为“集群”成功的理论。有些观点认为,硅谷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支持,因为第一批半导体的用户主要是美国军方,他们把最新的芯片应用于导弹和飞机。

这只说对了一部分,事实上,美国军方在波士顿花费的更多,但波士顿并没有形成像硅谷一样的科技产业集群。

还有观点认为,硅谷崛起的秘密在于斯坦福大学的支持。虽然斯坦福确实为很多初创公司提供了有前瞻性的创意。但麻省理工是一所比斯坦福更尖端的大学,由此可见,好大学不一定是一个城市成功的所有原因。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创新产业集群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优秀大学,他们还需要一种商业文化,鼓励聪明人冒险为初创公司工作。

硅谷的与众不同,不是因为那里有最好的发明,而是那里的企业家把这些发明应用在了公司和产品上。是什么创造了这种文化?就像我在书中写到的那样,是风险投资。

人们有时候会问,为什么硅谷的企业家很乐意承担风险?他们不介意失败,把失败当做一个“学习机会”。答案是,硅谷的企业家知道,总会有风险投资人支持他们的下一个创意,并帮助他们把创意产业化。

风险投资家的作用,是让创业的每一步都变得更容易。他们募集基金,为创业公司寻找人才,提供战略建议,是尽职尽责的“合作伙伴”。

《红周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风险投资环境存在不小的压力。您认为,重回快车道的关键是什么?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我上一次到中国是在2019年底,对当时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的活力印象深刻。我采访了很多风险投资人,他们都很优秀。因为疫情的影响,我最近没能再去中国,不过,我判断,随着中国基础科学的快速发展,创业文化也日益蓬勃,风险投资领域依然有强劲的发展动力。

我认为关键在于,对于新技术会从哪里萌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高层希望在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取得进展,但有些时候,创新可能发生在意想不到的领域,对于这一点(各方)保持开放态度很重要。

(本文已刊发于12月10日《红周刊》,文中观点仅代表作嘉宾个人,不代表《红周刊》立场。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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