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胀、债务危机...金融风险如何规避？

显然不是，IMF官网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平均 通胀已经高达7.4%，除中国、日本、沙特以及非洲少数几个国家，CPI低于3%外，其次是以美国、应该及欧元区为首的国家通胀率，已经接近10%，第三梯队是俄罗斯及中东欧部分国家，通胀率在10—20%之间，而土耳其、阿根廷为首的国家已经出现了CPI 200%的恶性通胀。

为解决通胀，2022年美联储累计加息6次，如此高频率，高幅度的加息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常见，加息力度也刷新了美国近四十年来最高记录，此外，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下次加息的力度可能会减小，但是加息周期会史无前例的延长。

是什么引发了2022年的通货膨胀？

解析其长期原因，首先，以往的通胀一般被股市楼市所吸纳，至今，股市楼市已经饱和，吸纳通胀的能力减弱；其次，碳减排重塑能源秩序，传统能源产能减少，新型能源价格暴涨；第三，逆全球化重塑供应链，各国制造业回流本国，成本增高；最后，全球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最终的结果也是成本上升。

短期原因包括三点，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一直存在超发现象；其次，俄乌战争导致原油价格上涨，而“原油是通胀之母”，原油价格的上涨势必造成生产生活成本的增加；第三，全球疫情导致供应链受阻，产品运输成本提高，全球化降低成本降低生产成本优势减弱。

总结近50年四次通胀，可以发现，美元的超发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美元超发是如何引起通胀的呢？

金融危机：一场偿还能力和流动性危机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军事实力以及对中东产油国的控制，把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结算权牢牢控制在手里，世界先行的美元本位制，也使得美元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和外汇交易手段。

美联储制造美元，用美元购买其他国家制造的商品，各国随即拥有大量美元。政府被无选择，只有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赚取利益，以我国为例，我国利用进出口贸易顺差获利大量美元，而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低端商品并不依赖美国进口，希望从美国进口的高科技装备，由于美国的技术保护，并不会售卖给我国，因此若想手中的美元可以换取利益，只有购买美国国债，从而拥有更多的美元。

由于大量美元被各国存起来，并没有在美国流通，因此美国国内并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而这些都使得美国更加无忌惮的印钞，并从各国购买商品。也就是常说的“美国人消费，全世界买单”。

然而，正如理查德·沃纳在《货币从哪里来》中所说，“金融危机是一场偿还能力和流动性危机”，纸币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目前，美国多印的美元，已经超出世界承受的能力，因此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美元缺越印越多，这导致劳动贬值。

如今，全美联储球疫情还在持续，全球供应链危机使得美国压力增大，国内美元过多，美国国内面临着高通胀的压力，吹响加息号角，分散在全世界的美元，将再一次伴随美联储的加息，回流美国。全球产业单一、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将再一次成为美国经济的牺牲品。

改善现银行系统，降低风险

在《货币从哪里里来》中，作者认为货币并不是随着市场自然运作“出现”或者“产生”的,实际上它是作为国家、公民以及银行之间的信用和债务关系被发行并流通的，现有货币和银行体系有着极大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作者结合英国实际，从现行系统的角度，总结了四个替代选择，以缓解相关风险：

1. 政府直接从商业银行借款

政府或财政部门可以直接从商业银行借款,例如通过低利率的长期贷款合同,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借入资金。英国上一次采取类似政策是在二战期间,当时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财政部以1.125%的利率发行国债存单(TDRs)从银行借款。这种方法为政府创造了全新的购买力,而不是像债券发行那样从私人部门重新分配购买力。这项政策也应该受到银行的欢迎,因为政府是最安全的借款人。根据《巴塞尔协议Ⅲ》,向政府发放的贷款将被列为安全等级最高的风险加权资产,从而帮助银行满足更高的资本充足率。

与此同时,以这种方式借款的政府将不会受制于债券市场和评级机构的反复无常,而这种反复无常的破坏性影响已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显现出来。事实上,,南欧欧元区成员国可以采用这种政策来缓解当前的危机。

2. 中央银行为公共支出创造信用

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央银行有权力像商业银行一样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创造货币。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表明,在危机时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央银行创造大量信用,以支撑现有的金融体系。然而,中央银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似乎并没有有效地促进GDP增长和就业,因为当银行和投资者信心低迷时,额外的购买力仍然滞留在金融部门内。

然而,从历史上看,有许多中央银行创造信用,让当时的政府直接用于国民经济的例子,包括1914—1924年的澳大利亚,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新西兰。当时,中央银行的信用创造为住房建设、食品价格稳定以及战争支出提供了资金。在加拿大,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央银行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借助加拿大工业发展银行(CanadianIndustrialDevelop-mentBank)的力量。

欧盟的规则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从政府购买债券，然而,这些规则不适用于从“公有信贷机构”购买债券,例如在英国,绿色投资银行(GIB)、最新公告的商业投资银行或另一家国有银行可以大量发行债券,由英格兰银行购买,就像银行以同样方式购买政府债券一样。这将再次创造新的购买力,可以直接用于生产部门。如果央行拒绝将此类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财政部可能会为其提供担保,就像政府的“信贷宽松”政策和现有的资产购买便利一样。

3. 货币支持财政支出

以上两个选项共同的核心挑战在于,当特别关注减少财政赤字的需求时,解决方案却在实际增加有息债务。当然,如果中央银行是国有的,利息将流回政府本身。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复利债务,因此各国可能希望考虑用其他方式来替代有息债务融资,以实现财政扩张。

从历史上看,有许多国家直接创造货币并将其无利息地投入流通的例子，事实上,在17世纪末现代银行业发明之前,大多数国家都使用简单的会计技术,如英国的账目棍、铸造硬币或印刷纸币来为各项活动提供资金,并通过税收确保它们被广泛采用。历史上也有许多政府通过发行政府货币来填补财政缺口的例子,包括美国政府在内战中和内战后的美国以及一战期间的英国发行“美钞”。同样,德国、日本和美国政府有时也发行大量的政府货币,主要是在19世纪。

一系列知名经济学家,包括欧文·费雪、米尔顿·弗里德曼、亨利·赛门斯、詹姆斯·托宾和赫尔曼·戴利都认为,当政府被允许扩大货币供应时,银行系统将会更加稳定,可以对银行账户实施100%准备金的要求,这样银行才能真正发挥匹配存款人和借款人的中介作用,就像现在P2P(个人对个人)贷款人做的那样。最近这一提议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位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用最先进的宏观经济模型检验了100%准备金的提议并证明这一提议将有效地减少现有债务并稳定经济。虽然为财政支出提供资金而发行的政府货币常常被认为会引起通货膨胀,但现实未必如此,尤其是在扩张的货币供应量只是在满足经济增长潜力所需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货币发行可以限定在特定的部门和特定的时间内,然后政府可以通过征税使其退出流通。

4. 区域或地方货币体系

最后,历史上和当前还有一系列基于非国家的“本地”或“社区”货币。在这些交易和支付系统中,货币由非国家和非银行主体发行。这些货币被称为“共同货币”(commontender),以区别于法定货币或合法货币,通常也被称为“补充货币”,表示它们与法定货币协同工作,而不是为了完全取代法定货币。它们通常特别注重履行货币的“交换媒介”功能,并制定了防止人们将货币作为保值手段囤积的规定。

最著名的例子来自大萧条时期,当时由于通货紧缩导致国家货币稀缺,美国和欧洲都发行了“印花凭证”(stampscrip)货币,以支持企业和地方生产。这一时期的幸存者之一是1934年创建的瑞士WIR信贷清算圈。这是一个相互信贷计划,WIR合作银行设立了信用额度,以瑞士法郎计价,但不能兑换成瑞士法郎。贷款只向会员发放,目前其会员已超过6万家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且只能在该中小企业网络内使用。2008年,WIR计价的贸易额达到15亿瑞士法郎。对该体系的评估表明,由于企业多是在经济衰退时期使用该体系,它对瑞士经济起到了稳定和逆周期的作用。在这种“相互信贷”系统中,信贷直接与相关个人或企业的生产能力或闲置能力挂钩,系统内的信贷由成员提供商品和服务作为抵押支撑。

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补充货币涉及的交易费用。一些思想家提出,鼓励它们的发展可以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正如《货币从哪里来的》中反复描述和分析的,当前的金融体系依赖国家垄断和基于债务的货币。

《货币从哪里来？》

书名：《货币从哪里来？》

作者：理查德·沃纳 等

书号：9787521727890

定价：68.00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内容简介】

货币体系的运行对普通大众的生活、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效果都至关重要。但货币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和分配的，中央银行能否精准调控货币供应量，商业银行到底在货币创造

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对此，普通大众不清楚，业界众说纷纭，理论上也一直存在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外生主导和信贷需求内生主导的争议。

本书围绕“货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一重大问题，基于一线资料以及专家访谈，在梳理货币银行理论以及相关历史争论的基础上，全面阐释了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各国政府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基于翔实的分析，本书提出了颠覆传统认知的观点，即现代经济中货币供应大部分是由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投放创造出来并进行分配的，并指出货币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因为银行信贷的发放规模、是用于生产性活动还是投机性目的，都难以得到有效监管。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货币体系运转、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提高金融监管效力，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理查德·沃纳（Richard Werner）

在多所大学担任银行和金融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日本银行客座研究员。1994年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任怡和弗莱明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时，是“量化宽松”理论的积极推广者。

乔希·瑞安-柯林斯（Josh Ryan-Collins）

新经济基金会（NEF）高级研究员，负责货币体系历史和实践研究。他是新经济基金会英国货币体系指南的主要作者。

托尼·格里纳姆（Tony Greenham）

新经济基金会金融和商业方面的主管。曾为投资银行家、注册会计师、银行业改革专栏作家和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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