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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其愿之宏美,其路之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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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其愿之宏美,其路之泥泞

作者:左希 发布时间: 2022-11-17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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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电影《燃烧》

2022年9月末,汪星宇记录下一篇《想都是问题,干才有答案》的公众号文章,告诫自己和团队“保持清醒,保持谦卑”。

文章里写道:“五年前的你走了湘西、云南的十几个村子,就觉得自己有点了解乡村了;三年前的你带了几千人往返于城乡之间,就觉得自己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了;今年上半年,你从第五个商学院毕业的时候,你以为你有点知道创业是怎么回事儿了。事实上,中国的村子又何止云南、湘西,中国的青少年又何止三五千万,而即使是做成乡村振兴的某个小小方面,需要的又何止是商学院里的几堂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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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汪星宇,前往纽约大学读研。2017年,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去到湖南湘西,和大学舍友一起创立了乡村笔记,他们以真实的乡村为学习场景,通过开设读懂乡村、服务乡村、建设乡村三大板块,为乡村发展带去城市支持。如今,乡村笔记成为了中国众多连接城乡的社会企业之一,也是其中耀眼的一颗星。

新机遇和价值体现撑起新赛道

和汪星宇回国创业的时间点几乎一致,自2017年以来,“新农人”、“回乡青年”这些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创业者、学者、青年人以个人对农业的情怀,依托乡村创业获得财富,带来社会改变。新的理念、资本和互联网在悄然改变着乡村面貌。

乡村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而与之一脉相承的乡村建设则几乎是永恒的话题。在疫情影响和双减政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入到农产品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教育等美丽乡村建设领域。

美丽乡村建设之所以仿佛在一夕之间成为创业热土,与其新的机遇、市场发展迅速、技术以及产业链日趋完备等因素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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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政策上的。2002年正式确立的三农问题,将“三农”作为重中之重;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决定五年计划方向时,提出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2022年再次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越来越多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助力乡村的发展。

再来是配套。用了15年时间,中国完成了行政村一级的乡乡通、村村通,山区、高原乃至荒漠地区的行政村也都完成了“五通进村”。“五通一平”的搭建意味着创业、创新可以直接深入到乡土社会的深处。

做了这么多年,在乡村形成了数以百万亿计的设施性资产。5G、物联网、AI等技术的提升,使销售渠道进一步智慧化。相关领域的企业看到了乡村建设的发展前景,纷纷入局构建起产业链条。

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本的转向。自2022年以来,农业创投空前火热。在TMT、工业、互联网等赛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农业被视为另一个机会窗口。有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仅上半年农业领域共有超74起投融资事件,流入资金超100亿人民币。高瓴、IDG、红杉、经纬、真格基金均有所布局。

还有一个是人的因素。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无论是返乡青年,还是海归白领,越来越多的种植技术人才、工程人才、营销人才、管理人才投身乡村,成为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网红”农民、乡村工匠、文化能人、电商人才、乡村产业职业经理人……

一批批涌向乡村的创业者们

邹子龙,2007年广东韶关市高考状元,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他在自己创建的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里推行CSA社区支持模式,启动资金是父母支持的30万元,300亩的农场7年时间陆陆续续投入了1500万元,熬过了最为艰难的阶段,完成了从生产、电商、物流、直营店、合作加盟店一条龙的经营和服务,如今年收入百万以上。除了种养基地,农场包含了有机餐厅、艺术活动中心和托儿所。

2010年,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杨欣闻找人合伙成立了绿养道合作社,开始尝试在线上卖平谷大桃。2019年入驻某电商平台后,流量大增,经过两年多的经营,他的绿养道旗舰店排到了品质排行榜第一名。目前绿养道全年线上销量有1000多万单,疫情爆发以来,合作社在线上帮助300多户桃农销售大桃共计1500多吨,产值达3000万元。

2019年,岑参开通了名为“农派三叔水果基地”的抖音账号,开始短视频带货。经过两年摸索,2021年3月的一场直播带来110万营业额。岑参迅速招募起团队,开通了新的“觅小熊鲜果”账号。“农派三叔水果基地”的直播间有62.4万粉丝,“觅小熊鲜果”也积累了28万粉丝。直播时间从上午十点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5个主播轮流直播。2021年通过直播卖出了300多万斤沃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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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星宇看来,乡村蕴含着别样的美和机遇。而文化是美丽乡村的灵魂。

从2017年开始,汪星宇和他的伙伴带领全国城市的青少年到乡村去学习。与此同时,发起“城市职旅”公益项目,把乡村的孩子带到城市之中,给他们上职业发展与生涯规划的课程。不仅如此,他们搭建起一座桥梁,让特色农产品往返城乡,打造田间地头买手店,帮助农人创收。

如今,乡村笔记已经带领10000名城市青少年深入全国各地的乡村开展研学与调研,足迹遍布湘西的山村、福建的渔村、川西的牧场、敖鲁古雅的狩猎部落等200多个村庄。在汪星宇的计划中,明年乡村笔记的步履还将去到东北雪村,参与进去的人将成为当地农户特聘的“营销主播”,体验创新公益电商营销;去往吉林延边,筹备一场乡村文创产品竞赛;前往吉林临江,培养一批乡野“独立故事影展策展人”……

“三农”专家温铁军认为:“在资本过剩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是一块新领域,如果能够有效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有机整合,为过剩金融资本找到下乡投资的路径,那么‘第三资产池’就有可能被打造出来。”

“汪星宇”们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最优解

在疫情、地缘政治、逆全球化等多重压挤压下,无论是大中小城市,还是不同地区的乡村,都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

中国有6亿多农村人口、2.2亿农户。另有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63%,到2035年城镇化率将达75%,,这意味着将有2亿人要从乡村到城市。而这2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仍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子女都留守在农村,他们年老时可能还要退返农村,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找工作的需求、精神文化的需求、休闲娱乐的需求、养老的需求,他们是参与乡村建设的一部分,也是拉动乡村经济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将全国20亿亩耕地平摊下来,户均不足10亩,要从这里面发育出大量的规模经营农户十分困难。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似乎只剩下“发展新业态”一条。

而这些新业态就包括了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数字化治理、产业平台化发展、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无人经济、共享生活及数据要素流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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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是摆在那里的。剩下的就是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博弈。

首先是资金的难题。乡村笔记的启动资金是汪星宇和伙伴们的父母给出的。而乡村笔记目前的大部分业务是B端,面向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海口等城市的二十多所中学,人均研学费用4000至5000元之间;C端的研学内容通常为20人的小规模团,收费通常在6000至7000元之间。2022年之前,乡村笔记的2B类业务约占营收的80%。相比于数字农业、合成生物、育种等火爆赛道,以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等为载体的乡村建设仍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为了让项目可持续进行,汪星宇一直希望能用商业模式赚的钱反哺乡村教育。除了融资和营收,回款也是一个问题,项目往往周期长,流程繁复,付款周期从半年到一年再常见不过。过去10个月,乡村笔记就压了200多万的待收账款。

其次是团队管理的难题。汪星宇说,他在招募乡村笔记合伙人时发现,加入进来的前提是要心怀理想,情绪稳定,能够持续的投入工作。既能讲好乡村故事,还要能够和老乡打好交道。很多时候,乡村工作的成果不能直接被看到,一方面要去做以前没有的、开拓性的尝试与探索;另一方面还要有超强的执行能力和实干技能。显然这些“既要”、“还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来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疫情期间,乡村笔记策划发起的研学项目肉眼可见的减少了。受疫情的冲击,目前团队成员也压缩到了20人。

“从更长远来看,真正的‘返乡时代’尚未到来。”汪星宇判断,当下的乡村建设仍然处于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做基础建设,运营商少量营收的阶段。只有当资本和企业在乡村找到跑得通的商业模式,市场中的人才、资金、资源齐刷刷涌向乡村时,返乡时代才算真的到来。“在此之前,就是比拼心态的时候了。”

“怎么做”尚不明确,但“为什么做”却很清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的乡村振兴方针正是汪星宇理想中的图景。“乡村笔记在尝试各种模型,作为开拓者为后来者打样。”创办乡村笔记的五年里,汪星宇一直很忙碌,他说前两年的忙碌主要围绕研学和职旅,疫情后三年则是一直在寻找“下一个产品是什么”。带着这个目标,汪星宇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到“内容乡建”版块,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做村史馆,开发小程序,举办论坛、展会、竞赛。

如今,汪星宇和他的乡村笔记在全国十几个村子里落地了内容乡建的项目,从衢州江山的村史馆,到苏州黎里的文旅小程序,从舟山嵊泗的红色党建剧本杀,到乡村数字营销数字藏品,乡村笔记慢慢从一个乡村的“阅读者”转变为“创变者”。

创的是事业,也改变着人生观

在云南昭通,汪星宇去到了当地的一所山村小学。全校60多个孩子,4名老师。一年级6个孩子,没有二年级,剩下的,一名老师负责一个年级。

这样的情况在乡村很普遍。它们被称为“小规模学校”。与“小规模学校”连动的问题还出现在寄宿制学校和大班额学校中,在经历了一番撤点并校后,乡村孩子住校的年龄起点越来越小。没了父母的约束,很多孩子干脆整天蹲在村委会墙根底下蹭网打游戏,还有一些人被各类短视频吸引。由此,他们一方面对于城市生活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对自己所在的乡村环境缺乏依恋,一心只想离开。

五年过去,乡村笔记资助了上千名乡村的孩子走进城市里的各行各业,了解真实生活。他们邀请到作家、教师、资深创业者为数万名乡镇学子送去了职业发展与生涯规划课程。

在中央党校、微笑明天慈善基金、联想集团、格兰富集团等二十余家官方及企业基金会的支持下,搭建起乡村教育公益平台,用各种方式为乡村孩子提供素质教育课程,帮助那里的孩子健康成长。接下来,乡村笔记还将编纂《梦想养成手册》,以延续性的课程和内容,去帮助到100所学校的孩子了解不同行业,从小树立职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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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星宇把“连成片,扎下根”作为乡村笔记的阶段性战略,先锚定产业,再根据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乡村。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集结各领域的专业机构、院校、资本、村集体、村民等综合力量。比如,乡村笔记在普洱寻找合适的村子做咖旅融合,从研学、旅行、文创、庄园运营到咖啡产业链的延伸,进一步做“整村运营”,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和汪星宇一样,一些被乡村的美好吸引的人,被疫情袭扰的人,对人生有新的规划和想象的人,他们有的选择了拥抱乡村,重新创业;有的选择了在新的落脚点一边工作,一边生活。

凌磊和艾海鹏,在新疆产棉大县尉犁包下3000亩棉田,凭借智慧农业管理系统、遥感无人机、农业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自己种、自己管,用最新的农业科技来管理棉田。

李景秀离开北京,从IT行业辞职,回到陕北老家养蜂采蜜,以自己的名字创立了蜂蜜品牌。

滨斌在一家大型连锁咖啡企业工作6年后选择辞职,在浙江兰溪租下20亩地打造成小农场,从毫无收入仅靠积蓄维持到实现收支平衡,每天享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场生活。

设计师李野野和先生闫盐,在山东烟台的养马岛上租下一处近30亩的农场,做木工坊、工作室、养花种菜,开启了一边工作一边生活的岛屿人生。

我们都处在新的时代的拐点上。乡建,在这种时候,无疑成了创业者们本就为数不多的选择中的一条路。要不要投身乡建?似乎也即将成为青年人在不好与不太好之间掷出的命运之骰。而更为关键的,是抉择之后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一系列改变。

要想通过几段文字去判断当下并做出选择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这些不同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选择,仅仅如几个剖面,反射出不同的光。而这些光,或许有一线就是从人生缝隙里透出来的希望。

2022年9月28日,乡村笔记五周年之际,汪星宇在公众号里敲下一行字:请爱你所爱,无问西东。

虽不平,以心填平。

*文中除首图外,图片均来由乡村笔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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