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之战：从社会语言学的紧张态势窥探俄乌战争

2月21日，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演讲中就乌克兰政府试图抵制在乌俄国民众及俄国发言人一事，做出几项声明。

他表示，“乌克兰议会一直在歧视俄国人”。指责乌克兰和东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有反俄倾向。“去俄国化（Derussification）的政策一直存在。俄语因此深受其害。”

俄国侵略战争前夜，沃洛德米尔·迪布洛娃（Volodymyr Dibrova）紧盯电视屏幕，观看此事相关新闻。迪布洛娃是一位乌克兰作家，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他认为普京的发言是过度恐慌——要说他对普京的发言持怀疑态度，则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态度。

2月25日，这位顿涅茨克（Donetsk）当地人在一次Zoom会议中表示：“他（普京）住在城堡里，脱离了现实。这些避无可避的宣言，就是垃圾。”

迪布洛娃的家乡顿涅茨克如今成了焦点——早在俄罗斯侵略战争开始之前，即2014年，这里的战争就开始了。这些坐落在乌克兰东部的地方称为顿巴斯（Donbas），这个城市以及顿巴斯的其他地区跟俄国的文化联系较为紧密。

从语言方面来看，顿巴斯是乌克兰的反常现象。乌克兰西部俄语的普及性较低，但在乌克兰几乎总能碰到会说俄语的人。诸如哈尔科夫（Kjarkiv）、敖德萨（Odesa）这样的城区，说俄语的人不在少数，但在顿巴斯，说俄语的人非常多，占据整个地区说俄语人数的大半。然而，该地区的居民大多是乌克兰人，而不是俄国人。2014年，亲俄分裂者聚集在此，由此亲俄分裂者和乌克兰政府之间的战争四起。

2014年，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后不久，顿巴斯两个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分裂者宣布从乌克兰独立，成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uhansk People's Republic）。这两个地区的部分地区仍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但人口众多的市区，则受反对派控制。在这场冲突中，语言差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14年，俄国强占克里米亚半岛，普京为这场运动正名的借口便是，这里的大多数居民说俄语而非乌克兰语。同年，据报道，顿涅茨克的独裁者为展现反乌克兰情绪，烧掉了几本乌克兰语书籍。

乌克兰政府将这样的强占宣言以及相关统治部门视为恐怖分子及其侵略运动。然而，这年2月21日，俄国政府正式承认独立地区为脱离乌克兰的独立国家。

仅仅几天后，俄国宣布“特别军事行动”（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这是一种美化，实则就是对乌克兰的“侵略”。如今，战争不仅限于顿巴斯。乌克兰战火四起，许多大城市受到轰炸。自2月24日起，两国在乌克兰境内开启全副武装战争。而几十年来，欧洲大陆，从未遭受过此类战争。

2月24日，俄国首次侵略乌克兰，许多此前从未过多专注过地球上这块小角落的民众，突然紧盯着乌克兰。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心被点燃了。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可以让大众了解谷歌用户最受欢迎的搜索条目。相关数据显示，人们对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兴趣空前高涨，前所未有。

2014年3月份，侵略战争前一周，受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影响，“乌克兰”的搜索量达到峰值。谷歌趋势估计，相较于2014年3月份，刚刚过去的2月份，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增长超过六倍。

对乌克兰的兴趣高涨，人们对这个国家官方语言（乌克兰语）的兴趣也增加了。谷歌报告显示，人们对乌克兰语的兴趣并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兴趣高。人们对这个国家和其官方语言的兴趣，在乌克兰战争报道中，随处可见。战争爆发后，语言学习应用多邻国上，学习乌克兰语的用户几乎翻了五番。有趣的是，似乎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乌克兰语和俄语有什么不同？

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好奇的谷歌用户扎堆搜索“乌克兰语和俄语的不同点”。语言学习应用多邻国（Duolingo）和巴别塔（Babbel）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就此均推出博文，解读这两种语言的不同点。

迪布洛娃表示：“语言十分相近，但完全不同。”

可这是没道理的。乌克兰语和俄语共用的词汇大约有62%，这意味着由10个单词组成的乌克兰话语，俄国人大概能读懂六个词。反之亦然。不过这四个无法理解的单词，恰恰是不同点。

自然，对许多乌克兰语者来说，这常常会引发幼稚的提问。研究学家、教育家鲁斯兰娜·韦斯特伦德（Ruslana Westerlund）告诉MultiLingual，自1995年从乌克兰中部移居到美国以来，针对上述问题，自己听到过几种解释，也曾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即将开战的这周，预测到俄乌之间的紧张态势会不断升级。韦斯特伦德提前在《语言杂志》（Languag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预先解答了这个问题。

韦斯特伦德写道：“要问起，‘乌克兰语和俄语之间如何比较？’，这听起来十分幼稚好奇，但乌克兰人不得不一次次重复这个问题，非常疲惫。如果要问，‘如何比较乌克兰语和俄语？’，要做好准备，因为需要学习诸如语言消除、语言抑制、语言禁止、语言歧视、语言状态以及语言弱势等术语。”

不过，考虑到语言繁杂交织的历史，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一问——尤其是二月份之前，还不了解这两种语言的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白俄罗斯和俄语构成了东斯拉夫语言体系（East Slavic language family）。近年来，这些语言体系的成员从中分离出来，因此，词汇和语法之间高度相似。

这些相似之处以及俄帝国和苏维埃共和国各自为政，想要“俄化”乌克兰及其他地区，经常会让人以为，乌克兰语只是俄语的一种方言。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差异，就像英帝国和北美地区所说的英语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乌克兰的这种“俄化”（Russification）（自然，语言也受影响），在俄国宣传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活动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场演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普京2月20日的国民发言中表示，“现在的乌克兰完全是由布尔什维克创建的”。而他认为这些人在1917年的社会革命中，不经意间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共和国划定了戒线。

乌克兰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俄国压制着乌克兰语的发展。有些甚至声称，已经出现了全面的“语言灭亡”（linguicide）运动。而另一方面，普京和部分俄国人则认为，当代乌克兰城府在迫害说俄语的人。显然，目前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社会语言学范畴，而相较于直接的军事冲突，类似这种由地缘政治引发的深层语言因素，一般会早露端倪。

有一句依地（Yiddish）谚语用来描述这个时期，似乎十分恰当：“语言是带着军队的方言。”（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a navy.）如果说国家的军事力量预示着该国母语的地位，那么有必要指出，现在的乌克兰需要有自己的语言。而且，透过社会历史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能够理清语言问题在这场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迪布洛娃在苏维埃共和国长大，经常在俄语和乌克兰语之间切换。于他而言，这两种语言从来没有所谓的“明确的界限”，但最终他更愿意使用乌克兰语。

迪布洛娃表示自己从未因使用乌克兰语而受到迫害，但他也表示苏维埃的语言政策试图征服压制乌克兰语，认为后者是一种低级语言。俄国和苏维埃共和国都施行俄化政策，强迫非俄国人融入俄国文化——相应地，俄化也会影响到俄国各地以及前领地所说的语言。

即使在乌克兰外围，也不难看到这种政策带来的持续影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这里，哈萨克斯坦的地方语言目前使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 script）体系，这基本与俄国相同。（不得不提的是，该国最近采取的政策表示到2025年，所有书写体系要完全转向拉丁语系。）

西里尔字母体系最初发展而成的是斯拉维克语系（Slavic languages）。事实是，土耳其语和哈萨克斯坦语最初使用西里尔字母体系纯属偶然。多少世纪以来，哈萨语使用的是略有改动的阿拉伯字母体系，直到1920年后期，苏维埃政策迫使他们使用拉丁语系。十年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政策，将语言的主要体系转变为西里尔体系。然而，离开哈萨克斯坦领地，现如今在中国和阿富汗生活的许多哈萨语使用者还在使用阿拉伯语系。

俄罗斯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区域，几个不使用俄语的地区发展过程与之类似。在乌克兰语事件中，俄化甚至可以追溯到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

迪布洛娃表示：“苏维埃关于乌克兰语的政策和俄帝国的政策相似。也没错，还能接受，但此举会将乌克兰语推向文化贫民窟。”

俄帝国一直认为乌克兰语是俄语一种不入流的方言——19世纪晚期，人口数据的官方统计文件将乌克兰语称作“小俄语”（Little Russian），而将我们今天所说的俄语称为“大俄语”（Great Russian）。俄帝国存续期间，有些政策企图边缘化乌克兰语。乌克兰非盈利组织欧洲媒体，致力于报道乌克兰的历史轨迹和实时发展。其调查员表明过去三十年来，大约有60股势力在限制乌克兰语的发展。

帝国势力，如英美两国，对本地人推行强制的英文教育，以达到语言同化的目的，但历史学家认为，俄帝国没有合适的教育基础设施，无法模仿这个方式。相反，俄帝国限制、甚至禁止某些小语种出版作品。例如，1863年秘密颁布的Valuev Cicular法令，限制乌克兰语作品在俄国出版发行。制定这项政策的是Petr Aleksandrovich Valuev，他十分害怕乌克兰和波兰的国家主义运动会威胁俄帝国——按照他的逻辑，审查乌克兰语出版物，能够限制乌克兰国家主义的传播。

韦斯特伦德在《语言杂志》上的文章指出，18世纪晚期，也有类似的政策。当时俄罗斯宗主教区主教会议禁止印刷乌克兰语字母书，禁止将文学作品翻译成乌克兰语。俄帝国和苏维埃共和国开展全面的语言灭亡政策，抵制乌克兰语，这些例子显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得不提的是，这些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不过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意图相似——即征服他国，消除独立的文化和语言特性——不过，相较于北美地区实行的强制英语教育带来的成效，俄国对乌克兰文本的审查政策所产生的作用则相形见绌。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美国人将英语作为主要语言——说地方语言的本地人不会超过10，000人，许多语言也已经灭绝了。另一方面，说乌克兰语的人大约有五千万——有些人甚至不是乌克兰人。

然而，审查体系毫无疑问会将乌克兰语置于迪布洛娃所说的”文化贫民窟“（cultural ghetto）之地。直到1990年，乌克兰独立前夕，乌克兰语在乌克兰境内才获得官方地位。韦斯特伦德告诉MultiLigual，在苏维埃共和国居住的早期，尽管乌克兰语从未被废止，但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地位高下立判。

她表示，“乌克兰语一般被认为是农民的语言。这是低等语，而非高等语。”她补充说道，俄语总像是一种时髦的语言——比如，童年时期，她跟朋友玩娃娃时，总会跟更酷、更时尚的娃娃说俄语，而跟类似农民的娃娃说乌克兰语。

迪布洛娃不愿承认苏维埃的语言政策对他作为乌克兰语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也表示，俄乌两国的政治精英，均想从语言的紧张态势中获利。

他说，“实际上，乌克兰是双语国家。这种语言问题是一种政治选择。”他还表示，1990年乌克兰独立之后，乌克兰语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切换成乌克兰语，表明立场。”

年轻或刚刚独立的国家，想依靠某种特别的身份因素，将自己从其他地区中脱离出来，团结人民群众。对乌克兰而言，迪布洛娃和韦斯特伦德均认为，乌克兰语是一种团结机制。

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只有一种官方语言：乌克兰语。跟邻国白俄罗斯不同，乌克兰没有认定俄语为官方语言——有趣的是，白俄罗斯语在自己的领土上成了少数人所说的语言，而乌克兰语在乌克兰社会十分畅行，甚至在某些将俄语作为主流语言的地区，也是如此。

其中的原因很多，但独立之后还用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让白俄罗斯语逐渐式微。迪布洛娃认为白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语在二战期间受到重创。不过，历史学家也表示自1995年白俄罗斯将俄语定为官方语言以来，白俄罗斯语基本就从“所有公共生活区域”抹除了。

乌克兰语则以一种姐妹语言无法延续的方式继续流传开来。政府从外国势力中取得独立之后，国家和人民便无比重视乌克兰语——迪布洛娃表示同时说乌克兰语和俄语成长的父母和祖父母，选择跟孩子说乌克兰语，而不是教他们说两种语言。

他说，“老年人或中年人表示，‘哦，我们一般说俄语，但我们希望孩子或孙子说乌克兰语。’”

乌克兰独立早期，俄语的地位仍然高于乌克兰语。1990年代后期，伊格·马哈（Igor Marach）当时在上大学，他表示同学之间的对话主要是俄语。马哈现在是乌克兰语服务商Technoplex的CEO。他表示，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之前，在乌克兰，俄语一般占主导地位。橙色革命是指2004年总统选举时，进行的一系列反腐败抗议活动。

他表示，“俄国文化对各处的影响都十分强烈：无论是娱乐业还是科学界。然而，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许多人开始理解我们自己语言的价值。”

有关语言政策的讨论，常常围绕着语言服务业（至少在北美地区是如此）——即试图为小语种母语者提供接触到母语或主要语言的信息服务。然而，在乌克兰，情况并非如此。

自国家从苏维埃共和国分裂后的三十年来，国家政客一直在打语言拉锯战。现代政府的早期统治中，许多亲俄政客想让国家将俄语作为并列官方语言，跟白俄罗斯1995年采取的政策相似。

在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总统执政时期（2005-2010），亲乌克兰政客成功阻挡这类政策的推行。此后不久，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尤先科取而代之，上任总统。后者一直宣扬支持将俄语作为小语种。他的亲俄统治，最终用政策奠定了俄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地区认可度，现在这些地区仍然流行俄语。

亲欧盟示威抗议期间，尤先科被国家驱逐出境。乌克兰继续尝试，想要脱离俄国统治。我们可以从现代的许多语言政策中窥见此举。

马哈表示，“亲欧盟示威运动之后，俄国首次入侵多巴斯和克里米亚，许多乌克兰人不再去俄国旅游，也不再观看俄国电影等。我们这个行业，主要提供乌克兰语和俄语语言服务。当时乌克兰语翻译需求激增——在这之前，英俄双语翻译大概占据75%的业务。”

2019年通过的法律要求在公共领域，乌克兰语要成为主要语言——这项法令不仅受到俄国政府的强烈批评，也遭到小语种如匈牙利语和罗马语的不满。这项法令有几项核心要点，但主要的利益点在于要求商界默认使用乌克兰语——这意味着标志牌、菜单及其他通信方式，必须使用乌克兰语，即使在俄语或其他小语种盛行的地区也要如此。

马哈表示，“这项法律对乌克兰语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公司的乌克兰语翻译量超过俄语。甚至有缺乏乌克兰语资源的情况。”

马哈表示，将乌克兰语及其文化从邻国中区分开来，这项法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国抨击这个政策，将这个政策作为逻辑弹药来攻击乌克兰。马哈和迪布洛娃均表示在社交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俄语。马哈表示，“必须指出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任意使用各种语言，包括俄语。”

如今的俄乌战争显然比语言冲突规模更大、破坏程度更强，政客仍然以此施压，激发人们对反对派的怨恨。自苏维埃共和国分崩离析之后，乌克兰显然不是唯一反对俄国语言独裁的国家。苏维埃此前的联盟国家，如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推行了与2019年乌克兰语言政策的相似法令，而这同样也受到了俄国政府的谴责。

迪布洛娃认为这种谴责是“俄国恐慌”（Russian paranoia），认为语言冲突主要是政客挑起的问题而非普通乌克兰人关心的事务——主要说俄语或乌克兰语的人都是如此（或在任何情况下，两种语言都说的人）。他也强调大多数乌克兰人——无论母语是何种语言——都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而非俄国人。

他说“尽管在家我们说俄语，但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俄国人。现在，越来越多人转向乌克兰语。为何？这是一种政治，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