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上海地摊

壹||新版《条例》规定，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所、兜售物品的同时，明确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

贰||李阿姨经历了其所在二手鞋产业的辉煌与没落，她也同时见证了地摊逐渐在这个城市的消失。

叁||当下，地摊，或者说新型地摊——市集正在成为年轻人心目中带着浪漫色彩的“诗和远方”。

肆||是否能扛得住强度巨大的体力劳动？每天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摆摊是否能经得起别人的冷言冷语？如果被驱赶或被罚款是否能接受？是任媛媛抛出的一系列问题。

伍||对于就业的拉动是一方面，带动消费则是另外一方面。专家表示，后疫情时代消费乏力，人们消费趋于理性、适用，地摊经济的业态特性符合这样的需求。

开一家实体店不是所有地摊摊主的终极目标，至少不是任媛媛的。在成功开出实体店后，任媛媛仍在摆摊。为什么？因为她的实体门店仅能维持收支平衡，难有盈余。所以当看到上海即将为“路边摊”松绑的新闻的时候，她很期待，她不想再经历刚把零散的串串摆放好，一整桶油倒进炸锅，蘸料摆上桌，正准备迎客的时候，遇到城管的劝离。

9月22日，上海发布20年来首次进行全面修改的新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下简称“新版《条例》”）。新版《条例》规定，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所、兜售物品的同时，明确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新版《条例》将自今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以往，上海对设摊经营、占道经营是全面禁止的。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我国大城市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负责人王岩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版《条例》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更加注重精准施策，体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要求。

不过当下摆摊规划、如何申请等的细则还未发布。9月27日，记者致电上海市闵行区城建部门询问可供摆摊的地点，对方表示，区里尚未收到细则，目前还不允许摆摊，后续可致电城建部门市容科询问具体情况。

实体小店难赚钱

任媛媛是一位90后，长居上海，去年10月份开始在小区门口的马路边支了一个炸货铺摊子，这个位置隶属郊区，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很少。今年7月，任媛媛与朋友合伙在更靠近市区的地方成功开出了一家门店，虽然只有6㎡，但在这里至少不会再担忧因雨水的突然造访而狼狈收摊子了。门店筹备的时候，媛媛去找老师傅打磨了一个不锈钢的招牌，她还特意拍下了师傅做工时候电火花四射的照片，这种火花四射与当时的心情颇为类似。

然而，门店开出后，“和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任媛媛一核算，门店挣下来的钱还不及当时摆摊时候挣得多。开店以来，生意并不稳定。因为一家不起眼的小炸串门店在那样一条成熟的商业街里根本无法与连锁的餐饮品牌展开竞争，最开始没有口碑的积累，用任媛媛的话说是“吸引力、竞争力都不够”。

6㎡的门店一个月的租金需要8500元，白天商业街的客流量比较少，只能依靠外卖平台，但外卖平台的抽成又侵吞了很大一部分利润，所以多方因素叠加，忙活了一圈下来，任媛媛发现这家门店并不怎么赚钱。

店铺留给朋友坚守，任媛媛又重操旧业，9月底，她又开着那辆摆摊车来到了小区门口。摆摊第三天，刚准备营业，城管来了。所以谈及接下来上海将会划定出一部分允许摆摊的区域，她很期待。

老式地摊的没落

与任媛媛的期待不同，李阿姨很是担忧。李阿姨看着五十多岁的样子，她平日在上海外环的一家工厂附近的十字路口摆摊卖鞋，这里人流稀少，往来以集卡车为主，卡车扬起的尘烟弥漫，不时有骑着电动车的快递小哥停下看几眼鞋子。在她周围，还有四五个卖鞋、卖衣服的摊位。

她摆摊已经十多年了，以她现在摆摊的这个区域为点位，近些年她呈三角状打游击。基本上是从热闹的地方搬离到更加偏僻的地方。相应地，从摆摊上获得的收入也一再锐减，从一晚上能成交30多双鞋到一晚上能卖出两三双都很艰难。近期，她也看到了摆摊会被放开的新闻，但她担忧划定的区域会在人流更加稀少的偏僻区域，那样生意就更难做了。

这个问题，记者也同时提给了任媛媛，相反，她并不担心。在她看来，如果是地摊集聚的区域，即使偏僻，也会自带流量。

两种态度的对比折射出变化。

李阿姨指了指她对面高耸的小区楼房，她说，十几年前这个小区还不存在，她和很多湖南同乡在这附近摆摊卖鞋，好的时候一天卖出去三十多双，一年能挣到几十万。她又指了指对面那条马路说，以前对面都排满了地摊。

李阿姨售卖的鞋子并非新鞋，而是从回收集散点拉回家以后，由她自己手工清洗干净，再拿出来售卖的品牌二手运动鞋，价位在几十元到百元不等。与她攀谈的半小时间，隔壁售卖仿版新鞋的大哥摊位上不时有顾客前去询问，李阿姨的摊子却鲜有人问津，当隔壁有顾客的时候她会说，“同样的价位，他那个新鞋的质量很差的。”这句话她来来回 回说了多次。

今夕已经不同往昔。李阿姨说，以前她的很多同乡都跟她一样在这附近卖二手鞋，但后来很多人都离开了。记者问她为什么，她又指了指那群高耸入云的楼房说，“这对面的小区一个月房租五六千，谁能租得起？”

现在，李阿姨只时不时地出来摆摊，摆摊获取的收入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现在他们还与一些大的收购方合作，将二手鞋销往非洲。“现在生意不好做，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李阿姨说到。

李阿姨经历了其所在二手鞋产业的辉煌与没落，她也同时见证了地摊逐渐在这个城市的消失。

年轻人喜欢的市集

产业在变化，地摊业态其实也在变化。就像二手鞋已经不再受欢迎一样，李阿姨所熟悉的地摊形式也已经不是当下的年轻人所喜欢的业态。

任媛媛会时常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摆摊创业经历，她的摆摊车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问询。她的车装扮得很是漂亮，纯白色的主色调，车身围了一圈灯串，车内贴了一张卡通漫画的拼接布，她把招牌也做成了卡通样式，这一辆车子在夜晚很是吸引人。

当下，地摊，或者说新型地摊——市集正在成为年轻人心目中带着浪漫色彩的“诗和远方”，不难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的年轻人或正在摆摊，或期待摆摊，他们想卖气球、卖咖啡、卖手作，或者单纯只是想逃离“996”。

市集也成为了商业地产引流的重要抓手，《2020商业地产志年度报告》中提到，2020年全国多个商场空间，举办了超过 1000 场与市集相关的主题活动。据CBNData的不完全统计，在2021年圣诞节期间，长宁来福士、虹桥天地、BFC外滩金融中心等大型商业地产，都先后通过举办圣诞市集吸引消费者。

这样的市集规整、明亮、装扮精美，一位城市规划业内人士曾撰文指出，放开占道摊位的管控会存在负面影响，比如公共秩序的混乱、对城市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于正规店铺的影响等，但相比之下，上海的市集则明显高明许多：摊点的形式和内容严格受控，在特定的地点用特定的主题来营造特定业态的“跳蚤市场”，活力有了，形象也有了。

但这样的活力未能照顾到像李阿姨这样的群体。记者询问李阿姨会不会考虑到市集上去摆摊，李阿姨看着眼前的鞋子说到，“那样的地方我们哪里租得起。”

目前，上海市集的摊位费从百元到千元不等。任媛媛也未把市集当做自己的首选，她解释说，如果是固定收取200-300元的摊位费她还能接受，但是有些市集要求采用分成，分成比例高到35%-40%。“原本盈利的空间也只有四成，这样一抽成，一天等于白忙活。”任媛媛说到。

“商场的租金越来越高。”上海某文创市集主理人曾这样向记者解释摊位费攀升的原因，“商场不仅要收取场地费，还要求你搭建得美观、布景精致、卖的东西好看，消防安全、设施安全等。”主办方需要盈利，因此增加的成本继续转移至摊主身上。该主理人告诉记者，在上海收费1000元/天的市集都有，原先的很多老摊主今年都不租了。

任媛媛向记者表达，希望后续允许摆摊设点的地方不要收取太过昂贵的费用。

面子和里子

任媛媛基本上每天在社交媒体上都能收到来自粉丝的关于摆摊事宜的问询，比如车子从哪里定制，哪里比较方便摆摊等。

跟记者聊完的那个夜晚，任媛媛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我想灌一碗毒鸡汤”。她写到：工厂、公司裁员，消费低迷，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选择小本创业，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很多粉丝都在咨询，想创业，想摆摊儿，想开店，在决定之前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是否能扛得住强度巨大的体力劳动？每天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摆摊是否能经得起别人的冷言冷语？如果被驱赶或被罚款是否能接受？是任媛媛抛出的一系列问题。

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摆设精美的市集是新衍生出来的地摊业态，但摆摊的底层仍然需要回到任媛媛提出的问题。曾有在上海市集摆摊卖花的90后小伙子向记者谈到，社交媒体上热议的摆摊一天收入过万的情况，他也有过，母亲节那天，他的营业额达到8000元，“但那都是极少的情况。很多白领调侃说想要出来摆摊，哪有那么容易，这是服务业，搬花、运花也需要体力，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

市集的地摊样本有了面子，但却照顾不到“里子”的李阿姨这样低收入人群，而勉强称得上是“面子”一部分的市集摊主们，面对高昂的摊位费，也有颇多无奈。

那么，地摊经济究竟为谁而提？王岩表示，由于我国许多中小微企业面临破产和大规模裁员，导致就业环境恶化。此时，我国提倡开展“地摊经济”能够有效缓解就业压力，让失业人口获得收入。同时，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缓冲地带，它的低成本性可以给中低收入人群降低生活成本。但也同时需要警惕地摊资源会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商业资本介入以后，变成他们新的商业盈利模式。这方面，政府要做好行业规范，加强引导与监管，让地摊成为老百姓生活必须的“地摊”。

收放之间

2020年成都放开地摊以后，两个月的时间新增10万个就业岗位曾引起媒体的争相报道。据报道，自2020年3月出台政策允许商贩临时占道经营以来，截至5月21日，成都增加就业岗位超10万个。

彭静、王嫚等人撰写的《“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基于株洲市五城区》调查显示，就株洲五城区而言，四成以上的地摊主的月收入在2000—4000 元。2021年株洲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700 元，有七成的地摊主收入超过株洲市的最低标准。

对于就业的拉动是一方面，带动消费则是另外一方面。王岩表示，后疫情时代消费乏力，人们消费趋于理性、适用，地摊经济的业态特性符合这样的需求。并且消费者是趋光性，趋闹性的，地摊经济是政府低成本快速刺激经济与消费的良方。

但如何平衡好“地摊经济”的放松与管控，至今仍是一道难解的题，交通占道、卫生秩序、超时收摊等问题，始终伴随着地摊经营。王岩指出，长期以来，地摊经济深陷是非的旋涡，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说明其确存有局限性和负面作用。例如，地摊小贩流动性大，易躲避市场监管；自产自销，可能存在产品质量不过关的问题；无序排布，影响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地摊经济的原罪，而在于城市有效管理的滞后与缺位。因此，补齐地摊经济方面城市管理的短板，比如利用大数据科学规划经营、制定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创造特色地摊文化等等，定能实现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的共赢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叶心冉，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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