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代网友总在“等反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郭亨宇，36氪经授权发布。

2010年，姜文在大银幕上开了一枪，“让学”流传至今，“让子弹飞一会儿”成为各类社会新闻底下最常见的评论之一。这句台词原本指不被舆论左右，力求客观清醒的态度，但随着“等反转”逐渐成为网友“吃瓜”的常规动作，子弹似乎永远不会落下。

新闻事件当事人自我陈述的细节偏差之中可能蕴藏着“反转”；看到照片、录音和视频也不能排除“带节奏”的可能；事件的动态发展和事实的复杂构成，让“反转”成为非此即彼的立场之争；许多人把“反转”寄希望于一些自上而下的定调——蓝底白字的官方通报是“反转”，印着公章的律师函是“反转”，但谁也不知道这些名为“辟谣”的“反转”是否本身就在制造着新一轮谣言。

在如今的舆论场上，“反转”发生的情境，如何定义“反转”这个概念，以及动辄“等反转”的姿态，都变得含糊而可疑。为什么如今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等反转？面对所有热点事件，第一时间就宣布等反转，到底是种什么心态？

子弹为什么要飞一会

所谓反转，常常指事实真相与事件表面看来完全相反。因此要使“反转”成立，我们需要从如何营造出事件表面的假象说起。

传统媒体时代常常不存在所谓的反转，这是因为人们获取的信息都已经经过了层层筛选。无论是通过电视、电台还是报纸，人们所获知的各类事件都需要经过记者、编辑和审校等几重流程审核。在这些环节的保证下，当事件以新闻的形式呈现时，它便已经过了事实核查与要点提炼，这种专业主义的操作方式让反转更不易发生。

随着科技发展，社交网络和新媒体逐渐抢占了人们的眼球，成为如今大部分人跟进各类社会热点的第一窗口，这带来了信息的混乱，也为反转提供了充足的前提。 

传统新闻报道尚且具备选题倾向与立场，如今，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手机拍下第一现场，并上传至网络成为新闻源头，但除了当事人之外，几乎没人能在第一时间确定一段视频或一张图片的真实性。拍摄者选取的角度是否存在偏颇，视频是否存在断章取义，当事人的口述是否保持公正，都难以判断。

但这样的物料每时每刻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网络爆点”。专业主义的缺位让大量不严谨信息变成新闻源头，如果流量至上的“营销号”趁机煽风点火，民众又缺乏核查所需要的能力和精力，片面信息就会抢占大众视线，“反转”也由此出现。

所谓“等反转”，等待的应该是一颗名为“专业主义”的子弹，等待一篇乃至多篇角度不同，内容详实的报道。然而，当严肃媒体因各种原因缺位，各种虚假消息也随之滋生。另一方面，网友们似乎也逐渐习惯于“一句话新闻”，比起面对复杂，更倾向于用“太长不看”或“前排求课代表划重点”来回避主动寻求真相的可能。

当等待反转成为肌肉记忆

2016 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当年的年度词汇，《牛津词典》对该词的定义为：“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不如诉诸情感或个人信仰”。当年适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英国脱欧公投两件大事，“后真相”一词频繁出现，从一个边缘术语变成一个政治评论中的常见词汇。   后真相意味着“共同的客观真理标准的消失”。现如今，比起确实发生了什么，人们更乐意接受自己所相信的信息。为什么当代人容易坠入后真相的深渊？学界目前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两点：

其一，是普世 价值在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逐渐失范。互联网所倡导的扁平化民主，为所有人的观点赋予了相同的初始权重，进而催生出一种心理：既然个体意见之间不存在高低，那么个体认知之间便不存在高低。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所谓“事实”可以被解释为每个个体所认知的事实，它不仅助长了“等反转”的心理，同时也扩大了“反转”的定义。泛滥的“等反转”意味着，所有事实都是可以选择性接收的，所有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但凡事态发展出现了一点点变化，都可以将其定义为“反转”。

另一方面，新的传播技术和文化实践让以往人们所相信的“真相”失去了说服力。全球范围内，专家学者和严肃媒体的话语权都在被削弱，精英与平民被塑成对立面，人们开始将大大小小的新闻报道视为“假新闻”，将学者打为满肚子坏水的“公知”，不爱听的消息就是“谣言”，转而采信自己喜欢的信源，哪怕是阴谋论。

当一切事实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不假思索的“等反转”反而会让人陷入彻底的怀疑论——所有事件背后都“藏着一盘大棋”，如果事实不符合预期，那就摆出“真相怎么可能让你我知道”的说辞用以自洽，“等反转”成为习惯性动作，等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反转”却不再重要。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只是通过“等反转”来表达自己“不站队”的立场。毕竟在当下的讨论氛围中，发表观点时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各种帽子。高度紧张的环境让不少人下意识地把“等反转”的观望态度作为一种安全选项。

一种名为“反转”的迷信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表示，科学不仅是一个体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他担心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反智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抬头会让民众判断力下降；他们不再能分辨善恶好坏与真实，最终“滑回到迷信和黑暗中”。

二十多年过去，卡尔·萨根的担忧正逐渐演化为现实。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名为“反转”的迷信，其危害在于，当我们默许所有的事件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反转时，我们就默许了事件被篡改和重新定义，换言之，接受反转迷信就是对真相的拒绝。

好消息是，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核查机构。如今国内外都有类似的非营利性组织，他们大多利用大学实验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等资源，对争议性新闻事件进行事实核查，这些站点已经成为检验信息真实性的有效工具之一。

但当“反转迷信”发展为一个时代的普遍特性时，破除它就没那么轻松了。2018 年，The Conversation 刊载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后真相时代带来的是一种对真相力量的削弱能力。所谓“反转党”并非不知道什么是真相，而是选择去忽略真相以及真相的力量，“后真相由谎言、废话、作秀和沉默拼凑而成”，旨在提供一种公共生活中的娱乐盛会，以及超越娱乐的幻觉专政。 

糟糕的是，反转迷信或许是被刻意传递给民众的，它旨在削弱民众的思考能力，放弃对事实和真相的追求。其危险性就像历史学家 Timothy Snyder 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放弃真相时，我们就把权力让给了那些财富和魅力的拥有者，他们以创造奇观来取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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