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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戏本科毕业生顾越最近不怎么刷微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浏览各种招聘信息上，即便如此，也很难错过昨天的热搜：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考上国家话剧院。

他不追星，也不太关心娱乐圈，但熟知这几位校友的名字。因为每当有人得知自己在中戏上学，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们这届有哪些明星？一开始他会被问懵，后来才在其他同学的科普下能熟练报出这三个名字，还会自动补充，“他们还是室友。”

刚看到这条消息时，他愣了一下，紧接着想到，编制这么好考？凭什么？就因为是明星？同样是中戏的、同样是应届生，他和他的室友都还在为工作头疼。

但没等今天“尚未录取”的新热搜出来，他又平静了，愤怒是一瞬间的，因为他知道，像自己这样的人构成了毕业季的大多数。

1076万——根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2021和2020年，这个数字分别是909万和874万。就业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影视专业毕业生的处境又更为微妙，学生时代与影视寒冬期高度重合，又在毕业前夕迎来了降本增效模式。

折射到个人身上，除了要适应工作难找的困境，还要接受“自己就值这么点钱”的事实。少数大公司能给到税前8-10k，更多中小公司给的是6-8k，如果实习经验少，只给4-5k也是有的。

尽管很多人在上学期间就产生了危机感，但没想到现实这么残酷，更没想到的是，毕业这件事本身的草率和荒诞。前段时间，北京爆发新一轮疫情，严格管控下，他们没有真正的毕业典礼、毕业照是P的，只有一部分满足防控条件的同学能回校打包行李，“可以报名，一个人打包五、六个人的”，一学期、甚至更久没见过面的同学们，连个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毕业了，没有拥抱新生活的勇气，只有一腔无处释放的愁绪，学生时代写到最后一笔，句号却怎么都画不圆。

不被选择的影视毕业生

一周多前，北电毕业生于晴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她并不会转正，也没有新公司要入职。

过去几个月里，她在一家影视公司担任制片助理，尽管刚开始就知道只是一个短期实习，但她选择不多、也愿意尝试，而且这个岗位有它的价值：头部平台、能接触具体项目，多少能给简历再填块“砖”。

这份实习也一度冲淡了毕业季的沉重感，所属部门的职场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内容，让于晴处于一种充实、昂扬的状态，看着leader姐姐，她获得了很多的能量和启发，也有信心成为她们那样的制片人。

因为不能转正，她还是得边实习边找工作——每天在招聘软件上跟HR打招呼、投简历，刷公众号的信息，哪怕人家只招有经验的也会发邮件自荐，硬着头皮去联系脉脉上的师哥、师姐，询问对方的公司是否缺人……

但她算了算，收到的反馈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去年就该行动的，大部分工作机会都是在秋招被“瓜分”的，尤其是大公司，但offer不好拿也是真的，进入柠萌的14个实习生里，最后只留下了2个。中小体量公司平时以社招居多，入职的应届生大多是长期实习后自然转正的。

但于晴当时没想好做什么，后来忙毕业论文、回家，又耽误了一阵，等反应过来加入春招大军，才发现形势完全不同，留给应届生的机会更少了。不过她也越来越意识到，其实早晚都一样，到手的工作随时会从指缝中溜走。她听说，一位春招时拿到offer的同学正重新找工作，在转正前被通知内部没有HC了，不幸成为了各行各业被毁合约的应届生一员。

和于晴一样，北电本科毕业生小舒的实习期也该结束了。一般来说，应届生拿到毕业证书后是不能实习的，但她主动向领导、HR提出继续实习，可以接受实习生标准的工资。

那是一家头部电影公司，行业不景气，但她跟的项目进展顺利。她想，与其反复投简历、反复被无视，不如多留一阵学点东西，能拥有一段完整的项目经历就再好不过了。

这个节骨眼上，她不介意成为一名“超期实习生”。因为存在法律风险，HR没有答应，但她可以跟着领导继续做项目，她挺开心的。分享这个消息时，家人不解：为什么不找稳定点的正式工作？

小舒听完无奈地反问：你们知道现在找个工作有多难吗？

去年下半年，她一直在剧组实习，12月开始找正式工作，从那至今投出的简历里，走到面试阶段的一共14家，这家公司是唯一给她offer的，也明确告诉她不能转正。

她记得很清楚，回到北京后的3月25日到4月28日之间，平均每天给3、4个公司投简历，在boss直聘和5、6个HR打招呼。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聊着聊着HR就没动静了，“还没有准确回复就不理你了，也不是‘已读’不回。”

有些公司的某个岗位始终在招人，却对她置之不理，她想不明白，“是这个空缺轮不到我来填？还是需要招聘信息‘虚张声势’？”她参加春招和双选会时就发现，很多公司只是来发资料、走过场的，“我和同学都准备得挺认真的，一对才知道，谁都没个后续。”

她也不止一次被放鸽子，约好去面试，HR告诉她招聘计划暂停了。最让她沮丧的一次，是原本没面上的大厂实习突然多出一个名额，但因为疫情无法按时到岗又错过了。其实只要宽限几天就好，对方却没再找她，猜也猜得到，备选多的是。

就在那段时间，她的手机还被偷了，两件事撞在一起让她感到憋屈，明明不能到岗是疫情的错、手机被偷是小偷的错，为什么承担后果的是自己？

面对这个无解的问题，只能具象地去找答案，作为一名按部就班的普通毕业生，总会在一些环节卷不过别人。

在影视行业，人脉、资源永远是最好说话的，某行业大佬的儿子也是应届生，已经在筹备自己的导演项目；这行重经验，但简历上有3段大厂实习经历，都不算什么优势了；高材生也越来越多，小舒的同学去参加阿里影业的管培生复试，竞争对手有南加大、纽大和哥大等海外高校的毕业生。

换个角度看，小舒和于晴又属于影视毕业生里的少数派，她们没有降低求职标准或改变求职意向，都希望进入制作端，而更多人从一开始就调转了航向。这里不能实现梦想、也赚不到钱，有什么可留恋的？小舒粗算过，同届同专业的70多个学生里，真正直接就业的不超过20个。

有人选择考研、考博，考虑到上岸及日后就业的难易度，还有大量跨专业的，马克思、心理学、体育、教育等，五花八门。但这也是一条千军万马的路，小舒有个同学，本想考上戏的导演MFA，考了390多分，在往年是十拿九稳的高分，到今年却没过复试分数线，“招生人数减少，一下就把分抬上去了，听说那个专业今年的最低分数线是439分。”

也有人打开思路，直接转行或者在产业链其它领域寻找机会，比如偏下游的营销，但小舒觉得，这个选择意味着更大的妥协，她有不少同学都在实习阶段接触过这类工作，大家的一致感受是痛苦，“工作量大，但很难创造价值，做的事情可能只是给一部根本看不上的作品当水军。”

毕业于某一本综合性大学编导专业的本科生安安不这么想，因为她清楚，比起北电、中戏这类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生，自己天然在竞争力上差一大截，所以只想先找到工作。但她投过一批营销和艺宣岗后备受打击，“其实对应届生并不友好，很多营销岗要求1-3年经验，艺宣的要求更全面，剪辑、拍摄、写新闻稿、开车什么都得会，我还没驾照，可能行业不好，就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吧。想想挺悲哀的，我连最下游都够呛能去。”

接近真相之后

毕业前夕，小舒回忆起一件事，刚入学时，有老师跟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考上电影学院很可能就是你们这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了。乍听觉得残酷和绝对，但现在她开始理解其中含义。

最近，王琦也总能想到一件事，她有个学习很好的邻居，父母一直喜欢在她面前夸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大三放暑假回家时得知邻居去银行上班了，“我爸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就说她以后一定会赚很多钱，替她父母感到开心之类的，我听完就顶嘴，我说‘那又怎样，我才不会做那么无聊的工作’。”

那时她已经决定要考北电的研究生，觉得以后一定能过上更有趣、更有挑战性的生活，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她才意识到当初的年少无知，“我和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家可能赚得还比我多。”

王琦在一家互联网影业从事策划，作为今年春招的应届生之一，是很多同学羡慕的对象，她也很庆幸，能在大环境糟糕的当下找到落脚的地方，解决步入社会之初的温饱问题，而她对现状的真实想法是三个字：不满意。

她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9点多出门，坐地铁去上班，到了工位上玩半小时手机，看看IP，12点多和同事吃个饭，下午可能写写评估报告、做个数据交给领导，7点多下班回家。”更让人焦虑的是，她觉得自己正被培养成一个按照公司标准筛选小说的人，并没有发挥创造力的空间，说得直接一点、大一点，公司和行业都不需要她这样做。

与那些前途完全渺茫的同学相比，王琦的处境似乎不值得那么悲观，但把时间线拉长能理解，她是一点点被失望“吞噬”的。

王琦在考研前去过北电，在校史馆参观时看到了三面环绕的奖杯墙，透明的玻璃橱窗里摆放着各种一比一复刻的奖杯：金熊奖、金棕榈奖、金狮奖、金像奖……让她觉得十分闪耀，后来再路过那里时，当初看到的光芒逐渐黯淡下去。

她是因为喜欢《阿凡达》那样的商业片才想学电影的，但很快发现，自己的理解和从业者操作商业片的逻辑有很大出入。

她第一次实习是在某个制片人的独立工作室当助理，上班第一天就拿到一个剧本，她很快看完并列举出诸多不足，一通输出后发现对方“脸垮了”，接着就听见一句：这是我写的。好不容易撑过一个月，她离职了，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想，“可能在稍微大点的公司才能接触各方面都更正规的创作。”

第二次，她去了一家做网剧和网大的公司，粗略了解了影视项目的制作流程，新的困惑随之而来，很多项目的周期长达2、3年或更久，决定项目成败的因素又多又不稳定，站在个人角度，如果长时间都做不出来一个项目，职业天花板不就是大龄策划？她知道这么想有些刻薄，但这也是客观事实。

追究起来，这些经历都是让王琦更接近真相、拥有更多视角以及感到失望的根源。而这种落差感或者说错位感，在影视毕业生中极为普遍，打开方式略有不同。

小舒代表了其中一部分，她最初的梦想是当导演，一定的天赋足以让她在高中那样的环境里显得出挑，但在电影学院里，和自己一样、甚至更有才华的人比比皆是。和她相反，也有很多人把艺考当成上大学的捷径，就业时才发现，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自己绕了远路。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小舒明显感觉到，和大一时相比，很多同学都从勇于尝试和接受不确定性变得更加保守。

于晴自认为属于小镇文艺青年的典型，她本科在一所地方高校念编导，曾经跟着老师来北电参加活动，那会儿还没有疫情、可以自由出入校园，她看见好多人拿着咖啡走在路上，边喝边走边聊天，而她每经过一个人群，都能听到他们在聊电影，被那种氛围深深地吸引了。

刚考上北电时，她像是身处“快乐星球”一般，交了很多朋友、看了大量的电影，但没多久就坠入人间，“走进面试间，谁在乎你看不看侯麦、懂不懂洪尚秀？”她追求的其实是无拘无束、不必担心现实烦恼的生活，那显然只能是曾经拥有。

还有一些怀抱执念而来的人，高考时按照父母的想法填了志愿，因为不甘心又选择跨专业考研，而事实证明：专业课内容并不能完全匹配理想岗位需要的能力。

对影视毕业生来说，从上学到就业，始终在经历不断感受并接受落差的过程。有的人选择坚持，有的人会被劝退。

王琦克制着自己的厌倦，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愁温饱，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来日方长；小舒决定专注实习，把今年当做gap year，等明年9月去英国读研。

临近实习结束时，于晴对影视行业的憧憬消磨得差不多了，对上班这件事也喜欢不起来。倒数第二天，她下班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不少。尽管从同事和前辈身上得到过很多能量和启发，但这半年的经历让她确定：这条路不适合自己。

与行业短暂的接触过程中，她发现很多创作者并不会为了更好的内容去选择更难走的路，“动3分头脑能做出赚钱的东西，就绝对不会去动7分。”

一些奇葩的面试体验也给她留下了阴影，有一回，对方觉得学院派出身的人，做制片只注重剧组和预算管理而忽略内容，同时挑剔平台的实习经验，让她回答问题时过于滴水不漏、缺乏个性，还觉得她既欣赏费里尼、奉俊昊的电影，又喜欢《传闻中的陈芊芊》和《御赐小仵作》这样的国产剧，是一种口味割裂。那是一场线上面试，退出会议室后她就哭了，“可能我比较脆弱，就觉得委屈、伤心又生气。”

现阶段，能靠兼职暂时养活自己，她不执念于在影视行业里拥有一个合适的位置，也没那么着急找工作了，她甚至和几个同学约好，要在月底去西宁的FIRST电影节来一场差点缺席的毕业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