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中信出版集团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参与《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新书分享会。

其中，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围绕我国贸易的增长和双边平衡的情况，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双边的交往情况，以及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双边的交往情况发表了主题演讲。他称，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是下降了，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相对稳定的。另外，卢锋还提到，过去几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尽管在波动中增长，但是跟美国的300多个比较，甚至跟其他国家的171个比较，我们已经相对落后了。今年的前四个月，也就是截止5月份美国是94个，我们只有3个，从占全球的50%滑到了16%，从第一名滑掉了第六名。

以下是演讲全文：

在《中国与西方》这本书中，我文章的标题就是“2018年的中美经贸争端”。那篇文章主要是对特朗普对华战略的改变，特别是发起贸易战，从三个角度、七个方面做了梳理和探讨。

回顾过去五年，实际上特朗普跟中国政府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以后，告一段落。拜登政府上任以后，暂时搁置了关税、贸易战这样的议题。但是在金融领域、科技领域、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强化了遏制中国的立场。再加上新冠冲击和俄乌冲突的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和整体双边关系都处于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状态中。

我提的问题是特朗普上任以及他发起贸易战已经四、五年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有机会利用一些基本的经济数据来观察一下，中美经贸关系一些重要方面的实际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美国想遏制中国它这个目标，实际上它得逞了没有？我们的经济增长在这几年中相对而言有哪些比较积极的表现亮点，又有哪些问题呢，下一步应该怎么应对呢？所以我想这几个方面的考虑或者说观察，可能正好跟我的《中国和西方》这本书的主题里面正好形成一个衔接，所以我就把分享主题调整了一下，在这样一个考虑下，我观察下面三个方面的基本事实。

一是我国贸易的增长和双边平衡的情况，以及我国的经济追赶的一般情况。

二是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双边的交往情况。

三是平台经济、前沿创新以及我们国家国际货币地位的演变情况，因为只有很短的时间来讲，所以也点到为止。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简单的，稍微有几个方面连在一起的观察，或许就能给我们提供了来理解把握中美关系，以及我们国家发展现实和未来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探讨的背景或者提供一个素材。

关于经济追赶速度

下面的数据我就稍微快一点说，从基本的实际经济追赶，用人民币，用两个国家的本币来衡量，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首先我们看到的一点是说我们的经济追赶是在持续的，在过去的11年中，我们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累计要比美国高将近60%，这个就是呼应了刚才毅夫教授讲到的我们的追赶在持续。

但是也要看到相对于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经济追赶的速度是显著放缓了，那个十年我们是追赶了一倍多，是跟我们进入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的回落有关。可能也跟我们有一些经济增长的潜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关，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林毅夫教授讲到的用市场汇率折算的美元来衡量的中国GDP的增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国占美国的比例，GDP的一个占比，就在2000年的时候，就20多年前，中国的占比是非常低的，只有10个百分点左右。到2010年增长到40.5个百分点。到17年，就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增长到63.3个百分点。到去年应该是达到最高峰77.1个百分点。

总的来讲是什么意思？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平均每年相对于美国的规模，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GDP每年平均增长3个百分点。2010—2017年是平均增长3.3个百分点，是最快的。在过去的五年中应该是显著的回落了，回落到只有1点几的百分比。也就是说按照过去五年的追赶速度，我们可能是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达到林毅夫教授讲到这样一个两倍于美国GDP的规模。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推测，不是一个全面的预测。

但这至少在提示我们，要想比较快地追赶，我们可能还是要解决一些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可能还是面临较快的增长速度怎么来实现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中美贸易

下面再看看最重要的贸易，这个在特朗普的贸易战中他打压中国的出口，贸易是他直接的非常关键的目标。那从数据的角度来看，过去的五年中，总体来看中国的贸易有一些波动，但是保持了持续的相对稳健的增长态势，尤其是疫情期间，超预期的强劲增长。但如果看月度数据，今年可能出口增速在高水平的基础上的回调以及减弱，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大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例，在目前达到了新高，尽管在贸易战前后有一些回落，但总体来讲过去几年又开始了复苏和增长。那么现在应该是达到最高，实际上今年年初达到12.5%，我想最近IMF在五年定期对SDR一揽子货币进行定值估计的时候，把中国的估值做了一个显著的提高，提高到12点几，实际上可能跟这样一个因素以及其他的因素都有关系

最后很有意思的是，特朗普贸易战的意思就是要消除失衡，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建立在某些结构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实际上这个顺差并没有显著的减少，反而在趋势上还在扩大。并且中国的贸易对中国顺差占美国整个逆差的比例，一直到去年应该是最高位，今年的下调实际上是用到今年前四个月的数据来表示的，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也在反映美国的目标是没有达到。

最后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们知道在2010年初中美两国在经过两年多的贸易战以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六章实体的内容。总体来看，根据能公开得到的信息，总体来看执行还是比较平顺的。但是第六章中中国进口的购买计划，以2017年作为基数，每年还要增加一千亿，也就两年增加两千亿，2000—2001这两年，现在看来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相差的比例应该是将近1/3左右，实际上我们实现了预期的，我讲的这个是货物进口，货物进口实现了4720亿美元的66.5%，但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疫情的冲击，以及美国供给能力的制约，所以这一点我想美国现在对这个问题在公开的信息，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或许它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说法，但是我想作为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一些不可控制的，以及美国供给方面的约束。

中国跟美国的投资在直接的投资方面受到美国限制性政策的影响，我国对美的投资今年显著的回落，但是美方对中方的投资是大体稳定的。中概股问题面临一个大的波动，这个我们都关注得很多了，这个背后主要是因为两国对这一类中概股企业信息披露政策的监管要求，它有一个明显的差距，所以就面临一个波动，这个问题下一步或许还是有可能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证券投资方面由于没有双边的数据，没法直接看。但是从长期来看，最近的情况有一些变化，长期来看中国吸引证券投资还是在增加的，趋势还是在明显增加的。

关于旅游和留学

还有一个旅游和留学情况，这方面的情况主要还不是因为贸易战，贸易战以后两国旅游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由于疫情的原因，双方旅游人数两年中下跌了8到9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国赴美的留学人数增量延续了较长时期的回落趋势。在疫情冲击下，过去的两年留学人数的绝对数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收缩，人员的交往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不完全是贸易战导致的，这个跟疫情也有更大的关系。

关于国际货币地位

中国的国际货币地位跟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国际货币国的地位，他们要做一个比较有两点特征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个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标，总的来讲，过去的几年在持续的提升，无论是在储备资产中的占比，还是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这个不仅包括贸易支付，也包括金融交易的支付，都在显著地提升，这个是在波动中提升，这个是在持续相对稳定的提升，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总的来讲这些指标，中国的绝对水平跟美国比较仍然是非常低的。这在提示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它的前途是非常远大的，但是任重道远，可能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积累和突破性的推进相结合，才能够最终实现潜在的可能的目标。

关于新能源行业

另外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令人眼睛一亮的亮点，就中国的新能源行业发展得比较快。第一个就风光发电量增长非常快，十年前还不及美国，现在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但这个也跟欧美国家他们对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可能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判断，或许也有一些关系。

但是在电动汽车销售的市场上，那中国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全世界都在朝这方面走。全世界的电动汽车都在进入快速普及的背景下，我们国家的销售量是出现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去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上牌电动汽车的销售量，量已经超过了欧盟，并且超过了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是重要的两点。

平台互联网企业，中国研发的费用也在快速的增加，尽管这个平台企业面临一些困难，但还在增加。但是也要看到跟美国这个平台企业比较，我们仍然有五、六倍的差距，但这里面没有包括华为，美国也没有包括马斯克的特斯拉，还有spaceX这样的一些企业，主要讲的是互联网的平台科技公司的研发费用。

关于独角兽企业

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需要关注的存在问题的现象，中国独角兽的后劲不足。实际上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我们都知道独角兽企业它在当代科技创新的企业中，它是观察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创新活力和生态指标的关键指标之一。也是一个国家产业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的推动因素。

那么我们在新创独角兽的贡献曾经在全球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最近实际上表现出一个后劲不足的问题。为了这件事，我和我的同事专门就对截止到今年5月份美国的知名市场数据分析机构CB Insights提供的独角兽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曾经有一阵比如说2018年中国的独角兽新增量41，比美国还多，所以累计占比在2016年到2017年，我们接近全世界的50%。

但是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独角兽的量尽管在波动中也还增长，比如2021年增长到46个。但是跟全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比如说跟美国的300多个比较，甚至跟其他国家的171个比较，我们已经相对落后了。今年的前四个月，也就是截止5月份美国是94个，我们只有3个，我看了一下国别的比较，我们国家到了第六位，落后于印度其他一些国家。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跟人员的交流，也可能跟国内这样一个企业发展短期的环境条件是不是都有一些关系？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重视和应对的。

最后，从短期的宏观经济的角度，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也就是说去年的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到了三重压力：需求、供给和预期。实际上在今年两会以后出现了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比较严峻的形势。这里面只报告了几个简单的指标，像工业增加值出现了负值，零售出现了巨大的下滑。特别是调查失业率又达到了一个就新高，甚至超过了疫情时期的新高。

关于失业率

特别让我感到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那就是中国的青年人（16-24岁）的失业率达到了18.2%，我记得几年前我跟我的同事们为G20研究就业问题的时候，看到了欧洲的数据或者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它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20%，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是太难以想象了，面临多大的巨大压力，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呢，我觉得中国的数据也到了这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个严峻的经济形势要值得重视。

最后，我就想在这个概括的基础上，我说了这个概括难免是挂一漏万，并且这个考察的角度是偏重于经贸，也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对于实际情况的观察，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三点启示

第一点，客观的审视经济的经贸关系和美国对比关系事实的表现，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喜忧参半的提示。要求我们对现实问题和潜在的风险要更加重视和应对。所谓喜忧参半，就是积极的方面还是主要的，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是没有得逞的，它无法阻挡中国的持续发展，我讲了一些指标，追赶、出口、外资吸引能力、能源转型、人力国际化指标等等。这些事实不仅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和韧性，它也说明我们国家的决策层在应对过去几年外部环境巨大的转变，疫情冲击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的政策总体来讲，特别是对贸易战，美国的政策、外部环境的变化，主动扩大开放、反对脱钩，坚持把坚持斗争和务实应对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些方针都是正确的，这些数据在证明这些方针、政策、举措的正确性。

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早先都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所以我们可能更加需要是冷静的观察与应对现实的新矛盾、新问题，所以想就这个多讲几句，不成熟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看到的情况，长期经济追赶的速度减缓了，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亟待加强。人民币国际化还在推进，但这个自然的进程似乎也受到某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所以从过去的十年来看，这个事情的讨论应该从09年开始，13年国内的学界有一个非常展开的讨论。过去十余年的情况来看，所以进展还是不如人意，可能有一些结构因素的影响，前沿创新，特别是像独角兽数量这样大幅度的减少，这固然跟疫情期间缺乏人际交流这样一些因素有关。但是不是也跟整个国内的企业成长的环境客观上出现了某一些局限性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关呢？我觉得这非常需要重视，短期经济形势也是刻不容缓的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面对内外矛盾比较复杂的增长和困难的形势，以及危机风险这样一个环境，一般来讲有两种治理应对思路可以作为选择。

第一种针对问题要加大管制，强调安全，纯净意识形态、强化政治导向，这个是一种思路，一种对策。

第二种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勇于创新。

我个人回顾历史，个人一个非常简单的认知，这两方面的举措都是必要的，为什么都必要呢？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前面一类的措施有助于控制风险，有助于维护稳定、保障安全，有助于厘清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肯定是必要的正确的。

但是后面一组举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拓宽思路，守正出奇，变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往往我们正是通过这种危机，我们逆向思维，我们反而变压力为主动、扩大改革、深化开放、解放思想，反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迈上一个新台阶。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重要。

我个人不一定成熟的看法，过去几年我们可能是侧重盯一种强监管的治理，我觉得这个治理是必要的，对于解决一些多年积累的问题，在复杂的环境保证稳定安全，这个是必要的，正确的。

下一步可能需要在坚持第一种政策成效的基础上，可能需要着力在改革开放体制创新方面作出更有勇气的探索创新，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第三点，在目前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演变关键时期和困难的形势下，首先从短期政策的角度来讲，我都同意国内的学界有大量的讨论，要用足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供需，用足，就说能用尽用，针对性地实施追加宏观政策措施来救助和稳定宏观经济稳增长，保住宏观经济增长的大盘。

但是我觉得可能从根本上来讲，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今年、明年甚至下一个三中全会，我觉得要实现十九大“两步走”现代化，实际上是最大的政治，要最大化地体现这个政治自觉，还要直面现实、总结经验，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进行优化完善和必要的校准，这里面就要扩大制度性的看法，坚决我们已经有的，抵制外部脱钩的正确方针，防止落入自我封闭的误区，做经济全球化的维护派、推动派。尽管经济全球化面临密封的挑战，但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得想明白了，我们的根本利益跟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格局总体来讲是一致的，我们要走维护派、推进派。并且对新兴大国的选择，我个人认为本身就会显著地影响未来的进程，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一个全球化注定要怎么样的一个进程，这个问题我不展开讲。

第二点要加快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的改革清单，通过实行竞争中性的方针，赋予民营企业更为平等的地位。通过把加强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来提升市场主体的认识，通过深化改革，为扩大开放创造更广阔的空间。我认为这个就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条件，你首先要深化改革来拓宽开放的空间。

第三个是应对百年未有的复杂变局。实际上是需要集思广益、开拓思维，原有的经验有重要的宝贵的价值，但可能还不够，所以就需要进一步地倡导解放思想、广开言路，通过思想交流和碰撞来激活里面最符合客观规律和最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前途的应对思路和方略。

我想起来80年代，我们还在读书和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寻求最好的改革方案，中央就授命和委托好几个机构同时做全面改革方案，然后择其优点，择其可取之处加以综合和完善，形成现实的改革方针，我觉得这样一种胸怀，这样一种方针定位，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

最后我觉得要进一步弘扬实事求是，我党最宝贵的科学的根本原则，始终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立场，这个没有问题。

同时，也要注意在具体的工作中，比如说在双碳减排，比如说在金融监管，比如在教培领域的监管，甚至在疫情防控领域，可能在这些工作中也要注意防范和避免泛政治化，把一些具体的工作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样一种倾向也要防范，要避免这样一种倾向，有可能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好，我就讲到这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