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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经观讲堂第12期，根据上海交大特聘教授陆铭在【经观讲堂】上的发言整理。陆铭是劳动经济学、城乡区域经济方面专家，在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方面的研究和建言近年得到广泛认可。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关于统一大市场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讨论。

这实际上是两件事合成一件事，统一大市场下的区域经济和县城发展。我想从最近两个比较重要的文件讲起。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五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这两个《意见》的标题，其实很引人遐想或误解，前一个文件，可能会让人以为是不是要搞计划经济，后一个文件，可能一些人会误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上了。要把这两件事讲清楚，还是需要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讲起。

我想先讨论一些基本的共识：第一，我们认不认为中国经济要继续增长，我想这还是比较容易有共识的，要的；第二，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哪儿？经济增长的来源，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讲，来自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来自生产要素积累，第二部分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动能来自哪里？

我们来看这两部分的表现：

第一方面是要素积累。文件里讲了五大要素，我们主要讲三大要素，在经济增长理论上可以归类到这三大要素：人、地、钱。数据和技术这另外两大要素对今天的话题没那么重要。

我们先看人。目前，中国出现了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红利总量开始消退了，如果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这个指标来看，已经出现负增长了。

再来看钱，也就是投资，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问题是投资过度。把投资和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做指标，看这两个比重是不是处在失衡的状态，历史同期，别的国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要达到60%甚至70%，有的发达国家甚至达到80%，我们的投资最高时，能够占到GDP的50%，消费占比在40%左右，这个比例就太失衡了。

也许很多人会说，今天投资是为了明天生产，这句话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我们要考虑投资的效率。今天的投资投下去，明天能带来生产并有消费支撑的话，明天生产再还债就可以。实际上，中国今天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很多投资没有回报，债务非常严重，尤其在一些人口流出城市，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蛮严重，一些地方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

最后来看地，若干年来，中国土地的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短期城市面积的扩张可以用来投资、发债、搞建设，但如果最后城市扩张，里面没有企业、没有人，建设城市的投资能有回报吗？这不难达成共识，不会有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还要继续依靠生产要素的总积累来推动增长，这个动能弱了。怎么办呢？按照我刚刚的逻辑，就只能要下一个办法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什么地方？经济理论里说，来自研发、科技、教育，这话是对的，但这个变量是一个很慢的变量，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生产要素（人、地、钱）的配置，这个受政策影响很大。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讲到人、地、钱，就涉及到这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怎么配置，在大城市小城市之间怎么配置，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外围怎么配置等问题。中央讲到，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实际上都是指，生产要素在国家不同地区间，按照回报来配置，这样一来，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这是我想开启后面内容的前提。

在集聚中增长且平衡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配置效率的一个条件就是，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内部要可以自由流动，尤其重要的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想象下，如果一个国家里，一个地方工资比较高，一个地方工资比较低，那么人们会从低工资的地方流动到高工资的地方，如果这个国家说，不好意思，你不能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从个人角度，没有办法共同富裕了；从国家角度，劳动力的利用效率没有办法最大化；从资本角度，如果一个地方的回报高，结果没有投资，另一个地方的回报低，结果大量投资，那肯定不行；从土地角度，如果一个地方的房价高，不盖房子，另外一个地方人口在流出，房价低，还大量造房子，那肯定有问题。

讲完这个，接下来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畅通生产要素大循环和国内市场一体化，会不会带来全国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次《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后，最大的意见和疑问也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发达城市对欠发达城市、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虹吸效应变得更强了？

我们在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的空间布局会发生很大变化。农业经济时代的逻辑是，经济和人口跟着土地走，哪里有土地，哪里有人，哪里有生产，如果一个地方人多了，人会往人少的地方走，因为那里有土地。

到了现代经济阶段，经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地方，人是往人多的地方走的。

现代经济发展因为有强大的规模效应，一定导致的是人口、经济向着少数地区集中，这种集中，要怎么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呢？这里就是核心问题了。

如果大家把区域经济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布局理解为均匀分布，这是跟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在集聚中追求平衡，只能把这个平衡理解为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平衡（我把它称之为“均匀”）。

什么叫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国家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占这个国家GDP的80%，另外一个地方占20%，在我们传统的思维里，这是区域经济高度不平衡，但是换一个思路，如果那个80% GDP的地方，有这个国家80%的人口，20% GDP的地方，也只有这个国家20%的人口，这两个地方的人均是不是就是一样的？这个现象，我把它称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有的地方人多一点，它负责引领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比如现代服务业、制造业，而其他地方保障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它需要很多人吗？不需要的。这种地方应该追求的是在人少的情况下，提高人均水平。在劳动力自由流动中，不同地区就会出现在集聚中走向人均收入相对平衡的状态，而且地区之间相互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当然，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让不同地方的收入完全一样。这样的话，在欠发达地区，如果它是人口流出的地方，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会缺乏资源，这时就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帮助欠发达地区，投资于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从而实现有效的转移支付来让全国各地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

统一市场

这样一来，市场和政府，各自要起什么功能呢？首先来看市场，国家的市场一定要是统一的市场。

统一的市场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价格机制。

大家想，劳动力的工资、土地的价格、投资的回报，这些价格如果是由计划控制的，怎么去判断有的地方投资回报高，有的地方回报低呢？如果市场上有不同地方的工资差别、地价差别、房价差别、投资回报差别，那人们就知道，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工资和投资回报不一样。

当有了价格机制以后，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生产要素得是流动的。

如果光有价格机制，不同地方劳动力价格不同，但是有计划说，人不能动，那是没有办法实现区域间的优化配置的。要素的流动天然地会在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回报这个变量的作用下，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不同的组合和配置，提高效率。

除此之外，用脚投票非常重要。

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价格，举几个例子，一个地方的犯罪率高低有价格吗？一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好坏有价格吗？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有价格吗？当这些东西都没有价格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有价格了，就是房地产。一个地方什么都好，人就用脚投票，人就来，来了以后，房价就上去了，房地产是用脚投票对一个城市定价。反之，如果一个地方治安不好，环境恶劣，地方政府效率很低，老百姓(603883)用脚投票走掉。

当然了，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离开市场是万万不能的。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里，对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要解决跨界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的问题，这就讨论到等会要讲的统一市场的问题了。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环境，像长江这样的河流，有上、中、下游，如果没有统一的监管，上游地区就会对环境保护无所谓，把污染的厂开在长江边上，把污染往长江里一排，GDP留在当地，污染顺流而下。所以中央政府一定要发挥协调作用，长江上、中、下游一起进行全流域的保护，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称之为跨界的公共品，比如说高铁、高速公路，如果谁有钱谁就建，谁没钱谁不建，那这个事情就会变成，发达地区有非常发达的网络，但是网络建成之后，火车开不出去，所以这是跨界的基础设施问题，要全国一起建的。

第三个需要统一的是市场的标准，比如说监管，要不要对污染进行惩罚；比如说准入，什么样的行业能做，什么样的不能做；还有标准，什么叫好的产品质量，什么叫安全的产品，要有统一的标准。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就会出现经济学里讲的，逐底竞争或者叫逐次竞争，通俗来讲，就是学坏不学好。为什么呢？你站在一个地方政府的角度，如果很多监管、准入的标准都是你自己定的，标准定低一点，那企业都跑你这里来了，大家都这么想的话，所有的地方都不去监管，都污染环境了，都放松监管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逐底竞争局面，国家就必须要建立统一的规则，我们今天讲的统一大市场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市场一体化，保障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第二层是，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制度。

我们来做一下国际比较，看一下三大经济体美国、欧洲和中国。应该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一体化，还是做得不错的，不难理解，美国没有户籍制度，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也没有太大的语言差别，这样一来，美国的市场一体化是比较高的。欧洲是由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从贸易自由化、移民自由化、投资一体化，逐步走向上世纪末部分国家的欧元区货币一体化，他们做了非常多努力，但是我把它称之为艰难的一体化。因为欧洲的国家不是在统一的主权之下，每个国家有独立的财政政策、法律体系等等，劳动力市场上，语言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宗教不一样，劳动力其实没有那么充分的流动，但是请注意，在制度层面，欧盟国家内部是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的。

中国从历史上有很好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统一了文字、公路网、度量衡，我们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文化，有着比较强的儒家文化，而且我们是统一货币的，一体化的条件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由于我们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一体化的建设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空间，这就是前段时间出台统一大市场标准的原因。

今天我们是什么局面呢？来看一下研究。我和郑怡林、李杰伟用上海评驾科技的汽车车流数据来看了城市间的经济往来。

车流视野下的市场分割

这张图的横轴是城市之间的距离，纵轴是城市之间的车流数量，距离越远的两个城市之间车流是越少的。

上面有两条线，上面那条空心的圆组成的线，代表的是这两个城市在同一个省，下面黑色的圈代表两个城市不在同一个省。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城市间的距离下，不同省的两城市间的车流要少于同省的两城市间的车流，尽管距离是一样的。

从数量上估计，如果两个城市距离是200公里，但是不在同一个省，那么他们的车流相当于在同一个省的两个相距302公里的两个城市之间的车流。换言之，省和省之间的边界，大约能硬生生把两个城市拉开100公里的距离。

通过这样的研究，大家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还要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一体化方面还做得相当不够。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地方政府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地方政府有天然的短期化、局部化思维，每一个地方都要做大自己的GDP、招商引资和税收，不太愿意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起来。我们最近在讲到一体化发展的时候，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很多人觉得，对发达地区有利，对欠发达地区不利。

在这些体制的背后、官员行为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是观念。我接下来讲三个观念，你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改革这么艰难了。

第一，很多人分不清平衡还是均匀。区域间的经济集聚是正常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它跟农业社会所追求的区域间的均匀发展是矛盾的。讲到这一点，大家可以体会到，中国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挑战是巨大的。

第二，我们一讲畅通国内大循环，人口自由流动，马上就有人问，你有没有想到集聚的坏处？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集聚的坏处呢？如果不考虑集聚的坏处，集聚只有好处会有什么结果？你会发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只有一个城市，实际会这样吗？不会的，除非那个国家是新加坡。

问题在哪里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看自己怎么回答。当我们面临人口集聚的问题时，我们是去解决问题还是解决集聚？如果要解决集聚，那就不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了，人口不要往大城市走，大城市也别造房子了，这是阻止集聚。什么叫解决问题呢？如果拥堵了，你就造地铁，如果房价贵，就造房子。这两个选择，你选哪个呢？这就是观念的问题。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人口集聚与城市中的污染、拥堵有关系，我要考虑的是这个关系有多强，虽然今天没有办法展开，但是我可以报告我们团队的研究结果，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的拥堵、污染仅仅有非常弱的关系。

第三个在观念上分不清的问题是，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差别。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如果你讲的人口自由流动是对的，为什么美国和欧洲都能看到反移民？在美国，反移民反的是国际移民，比如墨西哥移民，在欧洲反移民，反的是欧盟以外来的移民。我们所讲的事情是国内移民，国内移民为什么重要呢？第一，改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第二，有利于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平等；第三，能够形成用脚投票的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人口的流动

既然如此，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怎么动的。

这是去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上海海事大学李杰伟老师的团队做的两张图，左边是在地级市和直辖市层面，红色、黄色代表人口增长，蓝色和绿色代表人口负增长，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没有很明显的下降，人均的寿命又在提高，所以移民不是人口正增长的主因。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胡焕庸线偏东南侧，可以看到人口正增长的地方，五个字就可以概括了，第一、沿海，第二、大城市。

东北整体的情况是人口负增长，在第六次到第七次人口普查中间的10年，东北的人口负增长达到了1000万，但是东北有三个地方的人口是正增长的，分别是长春、沈阳和大连，都是相对比较大的城市。

右边这张图，李杰伟老师的团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收集了区县层面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中心城区的人口是正增长的，比如哈尔滨，中心城区人口是正增长的，负增长的是郊区和农村。

全国层面的情况，我们来做下区分，全国40%的城市（地级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80%的中国城市至少中心城区人口正增长。中心城区负增长、郊区人口也负增长的城市，在中国只占了20%左右。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县城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县城？

先看东北，我把这种情况称为“集中式收缩”，整个城市人口是负增长的，但是在向中心城区集中，这些趋势引导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比如说接下来的公共政策怎么做？投资怎么做？大学毕业生到哪儿去就业？答案就很明显了。

这不是谁的主张，这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全世界也都这样。

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带来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呢？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表述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我和李鹏飞最近一个研究做了中、美、日三个国家的比较。

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每一个国家我都画三条线，红线表示国家内部，城市和城市之间的GDP总量差距，差距越大，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的。美国的经济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的。要紧不要紧呢？我们来看蓝色线，蓝色线是这个国家城市间人口集中程度，这条线在美国也很高，当经济和人口同步集中的时候，人均GDP差距就很平衡了，就是图上这条黑色线了。

日本和美国的情况非常像，日本的人口和GDP也是同时高度集中的，但是人均GDP的差距很小。

再来看中国，中国地方和地方之间GDP的差距和日本差不多，远远小于美国，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的集中程度远小于GDP的集中程度，这样一来，人均GDP的差距就大了一点。

但是好消息是，中国蓝色这条线是在慢慢往右上方走的，当人口往GDP多的地方集中，人均GDP的差距是在慢慢下降的。这就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道理。

有了这样一些思想准备之后，我们再来看，欠发达地区怎么办。就是要做一个选择了，是希望情况逆转吗？还是顺势而为？如果大家要逆转，那我就不讨论了，可以自己问自己怎么逆转，逆转的代价是什么，以及你是不是愿意成为那个代价。

顺势而为

所以我接下来讨论的都是，顺势而为。什么是顺势而为呢？找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的一部分人口要进一步集聚，全国范围内，往沿海集聚，在省内往区域型大城市集聚，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个方法是，有一些地方以前欠发达，但是地理环境是很好的，比方最典型的安徽长江经济带，这些年发展特别好，因为融入了长三角一体化，而且随着江浙沪的地价上涨，有些产业就转移到安徽的沿江都市带去了，它可以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

这里我必须强调一句，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好大，如果远离大城市，远离交通基础设施线，又远离大江大河，很难具备承接沿海制造业的条件。

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办呢？就发展具有当地独特自然条件的行业，人多的地方不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做，比如和当地自然特色结合的文化、旅游，以及自然资源产业，农业也是一种自然资源产业，还有森林、矿产等等。

从事这样行业的时候，要提高人均收入，人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实际上是人少一点好，反而容易提高人均GDP。人少到什么程度呢？就要产业看能创造多少就业岗位了。如果地理位置远离大城又远离交通基础设施线，可以发展一些不那么依赖于海运的产业，或者面向国际的，可以发展依赖空运的，比如芯片，现在很多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放在了成都，还有比如软件、直播、呼叫中心等等，这些都不依赖船运，可以找到一些产业发展的机会，但是这些城市也不能离大城市太远，因为都是产业链上的布局。

我要特别拎出的产业是，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这种行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总产出特别依赖某种自然资源给定的生产要素，比如农业取决于当地有多少农业用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要看游客接待能力。自然资源产业更是老天给的，甚至有些自然资源还会枯竭，不可再生。

大家想，当经济的总量给定，要提高人均，就得减少人口了，这就会走向有些产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

我们在中国一讲到农业现代会，很多人就会说，中国是小农，不能搞农业现代化。实际上，中国的小农，是因为农民多，农民少了就规模化了，比如东北的农业就规模化了，比如山东，农业种植业大户可以把规模扩大到100亩甚至200亩，农民少了，自然而然就规模化。

讲到这里，我经常会被问一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多山，地形不好，不能搞规模化农业。听上去蛮有道理。

地形限制规模化吗

这是我在贵州调研时拍的一张图，在山区里种植的鲜花，除了家常可以摆的蝴蝶兰等，还有可以制作香料和化妆品的，就种在山上，这也是规模化。很多人一想到规模化、现代化，马上想到的就是拖拉机、收割机，但是规模化，其实是指人地关系，哪怕我在山上，同样的一块地，就可以规模化。

调研的时候，我还在山区里看过种树林的、中药的、蘑菇的，养殖业等等，所以规模化是人地关系的概念，只要人少了，就是规模化、现代化，想阻止都阻止不了，这正好是剩下的农民致富的手段。

县城

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重点了，什么叫县城？

中国大约有3000个县城，我们最近理解《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全中国3000个县城，是不是都长得一样？是一个政策？

这次的《意见》，最先进的地方就是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讲清楚了一个道理，县城的发展，要分类，所以千万不要把这理解为中国接下来要大力发展县城了，房地产企业要跟进拿地了，我跟大家讲，现在很多县城最愁的就是地卖不出。

这次的县城分类发展，根据经济活力一共分五类，第一类叫大城市周边县城，用的词是加快发展，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融入临近大城市发展，类似的就是昆山嘛、东莞附近的虎门嘛，“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疏解转移，强化快速交通连接，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

很多人认为这个意见和我讲的大国大城是矛盾的，现在你们觉得矛盾吗？这种县城的发展，就是大城市发展的结果。

第二类是专业功能县城，关键词是积极培育。“支持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发挥专业特长，培育发展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强化产业平台支撑，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发展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支持边境县城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公共服务和边境贸易等功能，提升人口集聚能力和守边固边能力”。

很多有特色的县城，比如浙江有些县城发展小五金，山东曹县生产棺材、汉服，还有东北的小县城发挥国境安全功能等。

第三类是农产品(000061)主产区县城，关键词是合理发展；第四类是生态功能区县城，关键词是有序发展；最后一类是人口流失县城，关键词是转型发展。

我们特别来提一下转型发展这一类，“结合城镇发展变化态势，推动人口流失县城严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加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有序引导人口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支持有条件的资源枯竭县城培育接续替代产业”。

不管是农业、生态还是人口流失，都可能看到它要转移人口，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道理，我对乡村振兴，一直讲六个字，人出来、钱进去。

当然，这里面要排除发达地区周边的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城镇化了，那就另当别论，对大多数农村来说，是人出来，钱进去，达到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

对人口逐渐减少的农村地区，第一要鼓励人口向中心村镇集中，在人口集中居住的中心镇，要规划建设适宜养老的机构和场所，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政府出资将原有的无保留价值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或生态用地，鼓励农业大户或农业公司，通过转包的方式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对于进城居住或搬迁至异地城市的家庭，如果放弃农业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

我曾经调研过山西吕梁，大量的农村人口减少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慢慢复耕为农业用地，地形条件好一点的做农业，地形条件不好的，搞养殖，再差一点的就恢复生态。

如果地方有文化和生态价值，怎么办？发展旅游业，这种地方，要破除资金进入民宿业的障碍，对于评估为应予以保存的古村落，要制定标准，对符合标准的要重新修缮、进行补贴，还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

相应的例子是浙江莫干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云南大理也属于这一类，我问大理的村民，外地人开民宿，你们高兴不高兴，他们说挺高兴的，原来当农民没钱挣，他们开民宿之后，我们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一个月3000块，比以前挣得多多了。

对这种市场自发产生的城乡融合发展和资金下乡，我觉得要予以保护。

再接下来，围绕大城市一小时车程内的都市圈范围内，最典型的是上海郊区新城，我们要允许当地的城市常住人口在规划范围内，逐步对宅基地及其附属的建筑物使用权进行长租，甚至长租租到30年了，进一步地，是不是可以买卖？我觉得这方面我们的思想要解放，这是农民财产收入的来源。

在都市圈范围内的宅基地，如果事实上已经是经营性用地，完全可以纳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了，可以依法自愿有偿可交易。最近促进县城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其实对农村的土地附着的权利，提出的是在自愿且有偿的前提下，能够实现交易，这样还有利于促进人口流入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长效、健康发展。

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范围内，要可以实现跨地区的、从人口减少地区来有偿调入建设用地指标，对新增的常住人口，要按照当地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两个标准来进行市民化。

有一些外来人口说，虽然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不回去了，我老家有宅基地，我作价卖给你。这个指标可以拿来城市用，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优先安排落户，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是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

最后，有些人说，我老家已经没地了，对那些暂时没有办法获得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即使如此，也要实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农民的市民化不应以是否放弃老家的土地权益为前置条件。

注意，不要把我讲的这个内容理解为要去剥夺农民的土地，我反复强调，前提是在自愿且有偿的前提下。农民不傻，农民知道怎么珍惜自己的土地，但是那些愿意在有偿的情况下，转让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的人，要给他把财产变现成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和制度环境，这是我必须要强调的。

农村土地，在这个情况下，就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了。现在农业用地，走的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进一步要拓展到交易权和收益权。集体建设性用地入市的试点也立法了，应该也会逐步推开，最后的改革的攻坚战将会出现在宅基地上。

闲置的宅基地，像前面讲到的吕梁的案例，会逐渐复耕，补充耕地指标进行跨地区的交易和转让。实际上现在已经在起经营用途的宅基地，比如在经营民宿或者租出去了，是不是可以转为经营性用地，进行自主交易？这些问题，随着农村人口的逐渐减少，都会慢慢地倒逼改革走向深水区，来推进中国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协调发展。

（经济观察报记者丁文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