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李井奎赴美前，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一句话：“哈佛，我来了！美国，我来了！”

李井奎是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思想史和法律经济学。5月中旬，李井奎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表示，前往哈佛访学，是因为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对他在劳动合同法方面的研究感兴趣。

李井奎没有预料到，自己在哈佛担任访问学者的一年，会遇到新冠疫情的全面暴发。

2020年在美一整年，除了交流学术，李井奎还见证了美国大选、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起的社会撕裂、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蔓延……

2022年2月，《在哈佛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出版，这本书集结了李井奎在美一年的观察与思考，以经济学家的敏锐和视角，提供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美国社会观察。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谁是“多余的人”？

时代财经：书中，在《那些吃低保的美国人》一章，你提出一个问题：市场机制引发的全球化和自动化倾向，最终会不会天然导致一部分人成为多余的人？现在中国的一部分年轻人不再“打鸡血”，这是否属于“多余的人”现象？

李井奎：这里面讲的“多余”，更多是对市场来说的。凯恩斯在1930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当时正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凯恩斯让我们展望100年之后即2030年的英国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在他看来，到那个时候，人们的基本需求就解决了，工作时间也会大大缩减等。凯恩斯的预言并不是都中了，比如说工作时间就没有减少，但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基本的温饱。

凯恩斯的论点是，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围绕着生存而展开自己的生活。他还认为，一旦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人类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值得担心的。

事实上，他所说的在美国人身上已经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的财富仍然是排在世界第一，但是美国民众在生活优渥后，好像没有能够很好地打发自己的人生，反而出现了吸毒、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

我也在思考：市场经济和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契合？或者说，市场经济在这方面能否给我们提供更多东西？

《在哈佛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 李井奎 著；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权方：湛庐CHEERS；出版时间：2022年2月

时代财经：你在《当美国梦遇到学区房》一章中提到，居住环境与儿童成长的存在关联。中国近年“鸡娃”“内卷”盛行，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李井奎：事实上，美国只有一部分中产阶层追求“学区房”，中国也差不多。当我回到县城里时，看到那里的“鸡娃”也没有很厉害。永远都是一小部分人在“鸡娃”，但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变大了，所以这个现象看起来比较明显。

对于“内卷”，我们首先要理解它的意思——在到达质变之前，因为资源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只好在低边际效率上展开竞争。

我小时候是在镇上长大，回到老家村子里的时候，非常惊讶地看到村民为了捡一个粪球打起来。那时候，老人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天蒙蒙亮，然后就去捡粪球肥田。这个就是典型的“内卷”：对于有限的土地面积，农民只能选择精耕细作。

我对于“内卷”真正担心的是，人们因此不再去想着创新，不再愿意承担风险。但是，市场的内在要求是不断扩张、不断创新。如果“内卷”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创新意愿下降，市场就会出现萎缩。

“团购”是特殊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

时代财经：你怎么看待疫情严重时出现的“团购”“团长”现象，这能否称作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李井奎：根据科斯的经济学，理解任何经济现象，首先要去看的是它的约束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团购”“团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约束条件造成的。

我们可以想，在封城之前，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团购”经济形态？因为在那个时候，普通的交易成本是很低的，不需要有专门有一个“团长”来进行组织，不需要在群里大量沟通——这中间有大量的信息损失。所以，在正常生活中，我们不需要“团购”这种形式。

正是在目前这种交易成本奇高的情况下，才会有像“团购”和“团长”这样的一种特殊经济形态出现。

时代财经：有没有可能降低“团购”的交易成本呢？

李井奎：这个问题要两个层次讨论：第一，既有的政策不变下，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第二，既有制度能否改变。

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就有什么样的交易成本结构；有什么样的经济交易成本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经济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政策是给定的，那么政府采取“团长”“团购”这样的形式，已经他们能采取的最好的策略。如果基层组织的力量非常强大，可能也不需要团长。

如果说如何真正降低交易费用，那么要改变约束条件，回到此前所设定的政策和制度上去考虑。

时代财经：作为老师，你怎么看待疫情对于学生们的影响？

李井奎：我们现在是线下授课，但经常有学生过来说他/她要隔离了，然后让我们再开一个线上会议。教室电脑就可以直接开，这已经非常常见了。

疫情对于毕业生的求职影响也很大。我的4个研究生，目前为止只有2个找到工作。对于经济学研究生来说，在过去就业还是比较容易的。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方面是博士的申请。我的一个学生，今年申请浙大博士时，报考人数达到了几百人，进入笔试合格的六十多人，最后只招10个人左右。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一代学生提供了一个研究样本。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在很长时间后才能够感受到。

现代经济学像侦探

时代财经：能否介绍一下你在劳动合同法方面的研究课题？

李井奎：我国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了14年，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出发——如果说《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提高了所谓的“交易成本”（劳资双方进行谈判、交易的成本），那么企业家应该会选择其他的契约形式来替代企业契约。

现在出现了大量的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员，这就是企业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而采取的市场契约形式。

我们的研究认为，如果《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那么更容易利用市场契约取代雇佣契约的企业，生产效率相对来说受影响较小；反之，如果企业不能够使用劳务外包，那么生产效率可能会下降较多。

但是，我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讨论劳动者的福利状况，因为这一块的数据比较匮乏。

时代财经：经济学和我们普通人想象的有哪些不一样？

李井奎：我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工作很像是侦探。对于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我们往往看到相关性就得出因果性结论。但是，经济学思维会告诉我们，这其中可能存在问题。

比如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名校，觉得进了名校，未来的收益就一定有保障了。但是，到底是不是因为名校或者是教育本身，给一个人的未来收入带来了增益？

比如说，那些能上名校的孩子，可能有更远大的抱负，可能本身智力比较高，可能家庭背景更好。所以，他们从名校毕业之后拿到更多的收入，很难说是因为名校还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