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梁万年称「动态清零是上海抗疫最佳方案」？上海市本轮疫情防控的难点在哪？

防疫或者抗疫，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最终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探讨新冠疫情要尊重科学，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能不顾科学蛮干。但引用科学研究的结论，要注意研究本身的背景条件，不能简单地套用数据，也不能片面引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数据。最近舆论上的讨论非常热闹，不管持什么立场的人，很多都在用别国数据来为自己背书，却往往不交代数据获得的时间、各国的背景，这本身就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

有些人或许只是缺乏科学精神，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故意利用许多民众相信科学却不懂科学的特点，蓄意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大做文章，煽动舆论。

抗疫不只是科学，首先是政治

有两个最近很常见的说法是“要讲科学，不要政治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然而，防疫的重中之重恰恰是政治决策。科学只能负责提供其“专业”范围内的参考信息，政治的“专业”决策理当由政治家来做。

对于社会而言，即使有少部分人能从疫情防控中获利，总体来看还是一件不得不考虑如何分担损失的事。亲人不幸亡故是损失，封城经济停摆是损失，“共存”后商业万一不景气也是损失，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考虑让哪些人承担多少损失，这显然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不同社会对死亡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生命的价值是否能够衡量，该如何衡量，也是政治问题。英国目前每天新增的因新冠死亡人数为150左右，每百万人口为2.34，大部分人及其亲友确实都不会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许多民众连口罩都不戴。

英国人口约6700万，就按7000万比14亿的人口比例简单估算下，中国每天也要因新冠新增死亡3000人，每月就是约9万人。

当然，如前所述，这样的套用是不恰当的，中国即使与病毒“共存”，也不大可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完全“躺平”，而会继续执行公共交通戴口罩、进入商场测体温等政策，可以减缓病例的增加，从而减少单位时间新增的死亡数字。

我们看上去可以通过已有的实证研究来估计这些措施可能的效果，但民众心态也会导致措施执行不到位，比如口罩不好好戴。当你增加参数，而每个参数浮动的范围又比较大时，结果很可能“随心所欲”，科学意义就不大了。

但是这里为了讨论方便，就给死亡数打个极限折扣，几乎一折吧——哪怕每月只有1万位新冠患者死亡，很可能依然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要知道，现在中国累计也只有4000多位新冠患者死亡，一个月就比累计量翻倍还多。

注意这还只是设定一个“极限折扣”，实际情况很可能更糟糕；这还只是一个月，看到几个月累加的数字后呢？要判断普通民众在这些设定下做何反应，是否会导致社会动荡，并非医生或科学家能做的“专业工作”，而是要靠政治判断。

同样人心难测的是，即使支持“共存”的人，万一自己染病或家人不幸身亡，很可能又变卦了。当然我们也不用去苛责这样的人，这是人性使然。但问题在于，“共存”舆论看上去有不少人支持，如何分辨坚定和不坚定的支持者，真正把握民意的变化，也不是医生或科学家能给出答案的，社会调查恐怕也难以通过精巧的问卷测出潜在变卦者的比例。

再举个例子，“居家隔离”还是“方舱隔离”，也是最近人们讨论的热点。

对于普通患者而言，居家隔离确实更舒适，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有利于康复。在方舱不足的地区，事实上已经有大量居家隔离的案例，因此更被认为是可行的。但居家隔离存在隔离措施不得当、导致社区传播的风险，进而造成封控时间被迫延长，产生更多损失。如何衡量这两者的得失，超出了医学范畴，同样是个需要政治抉择的问题。

居家隔离时，轻症突然恶化却得不到及时救治的风险，虽然依旧不大，但比起方舱隔离确实可能增加。如果没有死亡案例，绝大部分轻症患者或许还能安心在家休息，但出现极端案例后，一些人就会恐慌，对新冠导致的发热更为恐惧，想尽办法得到救治，甚至强行出门、闯医院。纸面上可行的方案，也许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政治责任。

从中又带出另一个热门话题——“医疗挤兑”“医疗击穿”。

各国在新冠疫情下，多少都出现了对医疗资源的占用，但如何判定“医疗挤兑”“医疗击穿”，其实并没有公认的标准。如果中国与新冠“共存”，一些怀有敌意的西方媒体是会报道医疗系统“承受压力”“排队延长”，还是炒作“挤兑”“击穿”呢？这种标准判定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香港这一波疫情，据统计显示，“在任何时间节点，只有不到150例重症病例以及不到150例需要使用ICU的病例”。这数字究竟算多算少，基于不同立场的人会给出截然相反的解读，这其中也有政治判断的因素。

还有一种“挤兑”被称为“防疫挤兑”或“隔离挤兑”：目前国内由于重症少，单纯因新冠造成的治疗需求较少，方舱隔离、全面检测占用的医护人力更多，成为“挤兑”的原因。然而，“隔离挤兑”可以通过各地支援来缓解，如果处于“共存状态”，固然没有了“隔离挤兑”，但各地因新冠产生的医疗压力都要独自承受。

封城导致医院普通门诊停摆，也会导致大量人员得不到救治，有人根据2018年官方数据计算，上海每天有74万人次门急诊和7000台住院手术。如果单看新冠病人的数量，哪怕全部需要门诊，都无法与这样的停摆损失相比。

但封城是为了防止疫情蔓延，不管是讨论“隔离挤兑”还是“封城停摆”，都要考虑到“共存”下新增的新冠治疗消耗比起“清零”的情况，也是种医疗资源的“浪费”。到底哪个对医疗资源消耗更大，浪费更多，其实涉及参数很多，并非“科学”能够清晰界定。

还有人搜集很多国内外数据，推导某地“能扛得住多猛烈的感染”，但是不确定的条件还是太多，推导时考虑了一些数据修正因素，却难以给出可靠的修正参数。当参数的选择有很大的随意性，且会对结果有明显影响时，这就不完全是科学问题，而与立场密切相关了。

从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到，“共存”后每百万人口因新冠住院病人各国大相径庭，中国如果“共存”，考虑继续推行的防疫措施和执行效果等等，数学模型可以把结果落在很大的范围内。这样的“科学”讨论，很难说不是“政治”

而且，这类推导的最终结论，如果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还是要落实到疫苗注射、民众心态上，这些都是不可能单单在科学层面上解决的。科学分析可以提示哪些问题需要关注，但是否落实，怎样推动，还是政治行为。

更深入的讨论还要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可以建立模型来预测“共存”下的经济发展，但这比流行病模型还复杂得多，要考虑更多因素。尽管中国人会更注重自我防护，减少疫情的影响，但恐慌心态也会抑制服务业消费。如何在模型中衡量这两种相冲突的效应，同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人担心，中国与新冠“共存”后，会导致制造业外流。是否相信中国即使在“共存”条件下，依然能比其他国家管控得更好，不会产生明显的制造业外流压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政治信念的判断，不是经济学家能确切证明的。

综上所述，防疫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医学、社会学、经济学在其中只能提供参考，最终的决策还是政治问题，甚至各学科专家在建立模型时的参数选择，有时本身就体现了政治倾向。

跟朋友喝酒，瞅上个姑娘。

水灵的很，心里小牛乱串。

一问，00后，难搞，都已经是当大叔的人了。

酒桌气氛很好，人均微醺。

正掏着火呢，咔嚓一响，顺势一吸，烟就着了。我点头道谢，强装云淡风轻。妹子朝我笑笑，直接把酒吧的嘈杂笑成了人间繁华。

我刚想跟她有故事，手机响了，是老板的电话……

自罚三杯离席，朋友夸我自觉，我罚自己太怂。

偶有闲聊，插科打诨，也能博姑娘一笑。

油腻也好，猥琐也罢，仅是他人想法。

拖着拖着，她脱单了。对象威猛帅气，一表人才。一股子青春有才的飞扬跋扈。

偶聚，上半场平局，下半场就结束了，她和对象有约。我成了洗洁精都拿我没辙的老油渍。

怀旧是个不好的信号，说明不年轻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累，累的人都不年轻了。

基础病患者有较大风险

“新冠肺炎造成的损害与患者基础疾病造成的损害叠加，是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康焰针对吉林市救治情况分析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对高龄患者、合并严重基础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具有严重威胁，特别是对于长期卧床、血液透析患者等基础情况差、免疫力低的人群威胁更大。

国家赴吉林医疗救治组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桑岭介绍，吉林市本轮疫情中尿毒症患者感染比例较高，从目前诊治情况看，此类患者的肺炎表现重，转阴时间长，与患者的基础性疾病叠加后容易发展为重型和危重型。

国家赴长春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于凯江介绍，长春市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至4月3日18时，新冠肺炎感染者16312名，其中普通型患者411名、重型患者42名、危重型患者2名。

“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刚来时是轻型或普通型，但后来出现了转型，病情加重。”于凯江说。

重症患者中完成疫苗全程接种比例偏低

在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本轮疫情累计收治了124例阳性的尿毒症透析患者。

桑岭告诉记者，这些患者的疫苗接种率仅为11%。由于大部分患者未接种疫苗，且免疫力低下，导致患者中重型和危重型占比15.3%，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康焰介绍，吉林市中心医院收治的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呈现出高龄、疫苗接种比例低、基础疾病重等特点。完成2针新冠灭活疫苗接种的人占比约15%，显著低于普通人群。

前两天看到一篇上海原副市长谢丽娟回顾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的文章。

才发现，当年的那场疫情，与今时今日有太多相似的地方。1988年暴发的传染病，因一种叫毛蚶的食物而起。上海人本来就爱吃毛蚶，而且不是熟吃，只是用开水烫一下，就图那口半生的鲜味。当时，上海附近的启东在江里挖出一个大毛蚶带。4000吨毛蚶，一半以上都销往上海。那还是买肉要用票的年代，毛蚶好吃，不用票，还便宜，人们当然争相购买。

想象一下，小龙虾突然只要几块钱一斤，你抢不抢？不过那时没人知道，那片水域其实已经被污染，运输毛蚶的船还运送过粪肥，导致那些毛蚶都带着甲肝病毒。

全上海有230万人吃了这批毛蚶，结果甲肝暴发，连续好多天单日新增1万以上。两个月的时间，30万人感染。这是什么概念？要是那时候有微信，估计朋友圈早已炸锅。

上海一处由单位礼堂改建的临时医院挤满了甲肝患者铺天盖地的疫情里，出现了许多让人无奈的局面。一是最开始的掉以轻心。其实早在1982年底，上海就出现过一次由启东毛蚶引起的甲肝流行，只不过当时收治的病人总共就1万多。一次小规模暴发，上海的医疗和卫生系统足以很快很好地将其扑灭。

所以，没引起什么重视，更没有做什么预防准备。二是很多信息不够明朗。谢丽娟回忆，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经济建设备受重视的时候。秉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相关部门对疫情的具体情况还有所“保密”。顾虑太多，搞得很多防疫措施不能很好地执行。即便医生都知道，只要做好防护，讲卫生，就能把传染降低。但普通民众不专业、不了解，就会很紧张。

三是医疗资源被挤兑。当时上海增设了1万多个隔离点、十几万张床位，但医护人员就那么多。有次谢丽娟走访医院，一个病人跟她大声抱怨：“我从早上发烧进来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上，你们就忙到这种地步？”

说实话，还真就忙到这种地步。谢丽娟说她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鼻子发酸。你看，回顾当时的情况，再看看现在，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

那34年前，上海是怎么把甲肝疫情摁下去的？

除了抓紧扩充医疗资源，首先做的，就是最大力度公开信息。上海传染病医院院长频频在电视上通报实时情况，广播每天滚动科普，各种报刊都开辟专栏。为的就是让每个人都知道，别生吃毛蚶了，但也不必乱着急，好好洗手、讲卫生就是最好的防治。

再就是呼吁市民，少出门，别出门，减少接触，也就降低了感染。同时也不能疏忽大意，一旦有苗头，抓紧治疗。信息都清楚了，大家心里也就没那么慌了，交叉传染得到了有效避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的领导江泽民，担心防疫政策落实到基层会束手束脚。于是公开表态：“这是一场病灾，上海有什么事，要说责任，就得是我的责任。”

这话听起来轻松，但真的给压力巨大的防疫人员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得以放开手脚，更灵活地推进工作。比如说当时有个病例：一个孩子的满月酒桌上有毛蚶，大人觉得好玩，便让宝宝用舌头舔了舔。结果年轻的妈妈和两个月不到的婴儿都染上甲肝。

对这样的情况，上海因人制宜设置家庭病床328张，让大人带着孩子隔离。还有针对孕妇，在了解甲肝不会导致胎儿畸形后，上海专门设立了甲肝产科病房。非常时期，怀孕的妈妈也能顺利被收治、生产。

信息透明公开，媒体报道到位，市民不再人心惶惶，当然积极配合。有了兜底的声音，有了人性化的具体措施，大家也都更乐观，有信心。感染人数30万的甲肝，短短两个月，就被上海消灭。

回顾完往事，再来看看上海当下的情况。前两天，上海官方发布了一则道歉：面对传染性、隐匿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我们的认识不足；针对感染者大幅增长的情况，我们的准备也不够充分；同时，一些防控措施执行不到位，落实不到位，有些封控地区群众生活保障不够周到。

几句话，说清楚了上海正在面临的主要麻烦。其实看看现在上海防疫出现的问题，不难发现，有些和34年前几乎如出一辙。上海经历过迪士尼封控下的烟花、把奶茶店划分为最小的“中风险地区”，防疫科学精准，一直被称赞。但这次“精准模式”在与奥密克戎的赛跑中，却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上海本来就是人口流动很大的大都市，稍不留神，疫情还会外溢。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病毒需要被重新认识。有些传统的模式，比如封闭管理，虽然痛苦，但也是必要。

再就是很多时候，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人心惶惶。新闻上陡然增加的数字，小区接二连三封控，有些小区还突然解封几个小时。人人心里纳闷：为什么封？是疑似、密接，还是阳性？封到什么时候？为什么临时解封，但出去买菜又被制止，到底应该怎么做？不明不白的时候，小道消息最容易传播发酵，一时间大家不知真假，手足无措。这也导致了接下来的民生问题：封控期间去哪里买菜？网上买不到菜怎么办？家里有病人怎么办？

网上段子满天飞，土豆换萝卜这样物物交换的，没辙薅绿化带的，上海人只能开启自嘲模式。他们哭笑不得，我们看着心疼。包括这次上海疫情无症状患者数量非常多。但网上很多人说，自己明明有症状，但却被归为无症状，不明白怎么回事。

根据浦东疾控中心一位朱医生说，上海现在所谓的无症状是无影像学肺炎症状。但不是无发烧咳嗽的流感症状。我们一直以为连发烧咳嗽都没有才叫无症状，事实却不是这样。这种知识，公众没有被告知、教育，又造成许多误解，引起恐慌。

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医疗资源吃紧。虽然现在的卫生体系肯定比当年更发达，但上海的人口数量已不可同日而语。医护工作者筋疲力尽，意外状况还频频发生。被医院耽误救治而去世的护士，被120拒绝帮助的老人......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但它们还是发生了。如果制度上，不能给具体执行的工作人员一点灵活性，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紧急决定。那么次生伤害恐难避免。

这些，都是当年和现在，上海经历的问题。不过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只顾着嘲讽和吐槽。而是真正要叩问，摸索前路。我们不能只讨个教训，却不吸取经验。

当然，今日的上海已不是当年的上海，今日的新冠也不是当年的甲肝。但有用的经验，依旧值得借鉴。个人觉得，我们有必要把一些政策、信息，公开得更清晰一点。哪些小区封了，为什么封，居委会应该做什么，居民应该做什么。轻症、无症状应该怎么办，是居家隔离，还是要去挤兑医疗资源。

一件件慢慢来，说清楚了，大家明白了，自然不会焦虑，有条不紊，好好配合。很多临时的政策，也要有弹性的余地。谁都无法预料突发状况，特别的事情，也当灵活地去办。不能让本来就生着病的人，因为小区封闭，无法就医。不能让不会网购的老人，买不到菜，苦苦哀求。不能让孩子一个人隔离在封闭的小区，妈妈从外买菜回来，却进不去。

规定严格，但人也该有温度。前两天，闵行区有个阿姨独自拎着大包小包，要去医院。但地铁停运，要走2.5公里，阿姨崩溃地掀起自己的假发大哭：“我走不动了，我是要去化疗的人。”两位民警看见后，核查完阿姨的核酸报告，马上开警车送她去了医院。这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看见的人情味：既保证了防疫，又顾全了人的需要。

而我们普通人，也有权利讨论、提建议。目前的讨论，很多夹杂着情绪，我们可以冷静下来，提出更理性的想法。比如你小区被封过，遇到过不便，就可以想想，有些措施怎么调整会更合理更高效。

即便不一定都正确，但肯定比光吐槽有用。更有能力的人，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更多人。就像上海的一位大哥，悉心整理了民间防疫保护指南。带小区居民们了解科学知识，积极自救。告诉每个人，与其在家抱怨、恐慌，不如团结互助，积极抗疫。

当前的上海，正是焦灼期。哪个城市突遇大规模暴发，都会措手不及。再给他们一点信任、一点时间，相信很快就能调整过来。每个普通人，也要先把自己妥善安排好，少添乱，再保护好身边人。

大争之世，国与国之间拼的是容错率，而容错率来自于基本盘，基本盘稳固，很多事情哪怕输了也没关系。

民进党为什么能在台湾保持政权稳固？暂且抛开“惠”这层外因不谈，核心原则是因为它牢牢抓住了基本盘的心理需求，它的基本盘要闹独立，它就不顾一切跟着闹，哪怕只是装作要闹。

它的基本盘要以武拒统，它就拼命增强军力，哪怕是花大笔冤枉钱去美国买过时落伍的二手破烂也要增强军力。

实际上台湾的军力是很强的，我们觉得它弱，是因为我们拿它和解放军比，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军队和解放军比那都是垃圾，实际上台湾的军队要是放在世界上其它地方还是不差的，如果是放在南亚，中东，非洲，南美这类菜鸡互啄的地方，那台湾军队也是一霸。

它的基本盘要搞“外交突破”，民进党就拼命去揩油，碰瓷，搞所谓“过境外交”，想尽一切办法和美国的政客会面，甚至拜登的狗死了，蔡英文还给狗披麻戴孝的。

它的基本盘要对抗大陆，民进党就想尽一切办法膈应大陆，恶心大陆，除了各种揩油碰瓷外，花钱雇佣无良笔棍和无骨文娼起哄搞事，资助香港黄尸废青闹事，窜访各地，串联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围攻大陆，对陆配穷凶极恶，对大陆张牙舞爪，别的不说，至少姿态是做足了的。

基本盘的核心心理需求，民进党会不计成本乃至于不顾后果的去满足，再加上桩脚，乡谊，宗亲一类的手段，这让民进党的基本盘实际上是高度稳固的，不论民进党在社会治理上有多么无能，它都能获得来自基本盘的谅解，所谓“肚子扁扁也要撑阿扁”，就是这么来的。

大争之世，基本盘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基本盘，不能做任何损害基本盘以换取所谓国际观瞻的行为，更不能有“搞外交首先要人家喜欢你”这种奴才思维，你是搞外交，不是站街，哪怕站街也得谈好价钱再办事，而不是钱都不收给人白嫖。

氧气其实是一种毒品，会使人产生依赖性，随着亿万年的进化不得不吸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缺氧则被理解为一种戒断反应，而氧气本身也对人体有害，正是因为进化成了必须依赖氧气的生物而不得不受到它的侵害，人的寿命只能被迫缩减到七十至一百年。

正常呼吸产生的氧自由基对有机体的杀伤效应是确凿无误的事实。衰老现象本身跟氧自由基有很大关系，最简单的例子：老年斑，实际上是皮肤组织（主要是脂肪）被过度氧化。人体首当其冲受到氧自由基持续杀伤的，正是呼吸作用的工作场所：线粒体。

线粒体内的糖氧化过程和自然界点火烧木头，化学本质是一回事。自由基是氧化反应中还没有进行到底的多种中间产物，它们的氧化活性比真正的氧厉害多了。如果把燃烧看成sex，那么氧气就是还穿着衣服看电影的状态，二氧化碳就是贤者状态，而自由基就是那已经勃起还未圆满的兽男，逮谁X谁。自然火焰和烟雾中都含有大量自由基，吸烟的头号有害物质也是自由基（二号是焦油，尼古丁只能排老三）。线粒体内的自由基如果漏出来到细胞中，秒杀碰到的各种生物大分子，包括承载生物信息的DNA。

呼吸作用和普通燃烧真正的区别，在于线粒体内氧化过程是通过复杂的分子机器逐步精确控制的，不像普通燃烧那样失控，自由基漫天飞舞。线粒体对氧利用充分，反应空间限制严格，而且有非常精密的保护和调节机制来抵御这种杀伤。

进化生物学家曾经对一个问题大惑不解：为什么线粒体的前身（外来的细菌类微生物）和真核细胞的前身结合共生之后，绝大部分基因跑到核基因组里面，但线粒体非得留下那么一小撮基因，形成现在的mtDNA？最近的答案是：这些基因是呼吸作用这种玩火行为的现场管理人员。呼吸作用的强度必须实时、精确调节。线粒体内部一旦出现呼吸作用不畅、自由基大量泄漏的信号，这些基因得马上反应，把它调低。通常的核基因组调节机制：从化学信号链接受信号-造信使RNA-运出来变蛋白质-再调节生理活动，对这件事都来不及。没错，呼吸作用——氧的杀伤效应就这么可怕。

但是数十年的生命中，线粒体仍然不可避免会被杀伤，因为化学的手段不可能完美，调节信号就是自由基本身。老的线粒体会损坏失效。线粒体在细胞内是会分裂繁殖的，会形成新的子代弥补能量需求。对mtDNA来说，分裂本身就是带误差的事。而且已经被杀伤的mtDNA多代复制分裂，会把这些杀伤造成的错误累积下去。总有一天，细胞内线粒体已经错误太多，效率太低，不但能量供应不足（衰老的“衰”字），而且自由基泄漏也控制不住，指数膨胀。自由基漏出线粒体，疯狂杀伤其它有机物质（衰老的“老”字）。成片的组织变成这样，恶化成器官问题，就是衰老之后的病字。再演变成系统问题，就是衰老之后的死亡。

我就问问大家，谁支持不呼吸氧气，站出来给我瞧瞧！

“精准防控”是一种走钢丝般的微妙平衡，看上去简直完美地兼顾了多个目标：

快速、专业地控制本地疫情，几乎没有外溢；

医疗资源未被挤兑，没有次生灾害；

对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干扰最小化；

保障个体的权利。

更妙的是，“精准防控”虽然常被视为上海独有的模式，但其实也完全吻合“动态清零”的要求。直到4月5日，在外界看来上海的“精准防控”早成往事时，张伯礼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当前上海全市上下，全国上下都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就是坚持精准防控、动态清零”。

正因为当时做得太成功，上海的表现曾引来无数好评，以至于许多人都好奇一点：“上海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但少有人注意到的是：这种平衡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小心谨慎，其实很容易颠覆。

专栏作家刘远举日前在一篇《疫情中上海能做得更好的判断，并未过时》的文章里说：

政府能力也不是按照疫情来设计的，一旦压力越过一个阈值，政府能力跟不上，就会出现混乱。上海、吉林，西安都是如此。上海相关资源、能力、专业度、素质的冗余度当然会高一些，正是这些因素让上海应对德尔塔变种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但当压力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时，也会被击溃，而击溃之后的混乱类似的。奥密克戎就是一个更高的压力。

在此可以看出，他认为本轮疫情的混乱，是因量变引发的压力暴增。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城市数据团”在《多强的封控政策，才能防住奥密克戎？》中估算，在同等的初始爆发条件和防控力度下，奥密克戎的感染力比此前的病毒高出5.82倍，因而目前看到唯一能确保清零的办法，“就是在第一例病例出现后，立刻采取全城封控”。

现在问题来了：这样一种做法，在国内其它地方或许有先例，却正是上海最为排斥的，并坚持到了最后一刻。3月27日晚宣布划江封控，但就在前一天，上海防疫专家吴凡仍对外宣称上海不能封城，而此时仅八天的无症状感染者就已超过了1万例。

也就是说，上海此前的模式，在决策优先级上，最看重的是保障这座超大城市的流动性和正常运转，基于此，在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局面下，以有限的资源来管理疫情不至失控。“精准防控”并不是因为上海多有钱，恰恰是因为没钱，深知自身的有限性，竭力避免总动员。

在3月1日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吴凡还说过，上海无症状感染者多，这“对个体是好事，对面上防控是巨大挑战”。这相当于委婉地承认：无症状是可自愈的轻微感染，对个体伤害不大，但尽管如此，当下却仍需要防控——甚至正因它毒性低而感染力强，“面上防控”变得更难了。

从后视镜来看，精准防控前期太成功也造成了后面的大溃败，因为你太成功就很难去放弃这个策略。

精准防控对付不了Omicron，即便没有华亭宾馆，上海也迟早会被攻陷。因为精准防控的前提是发现及时、快速甄别隔离、病毒感染力相对较低，流调跑在病毒传播前面，但Omicron的隐蔽性、感染力都极强，使得这些都落空了——如果发现时已经快速传播开了，那筛查密接是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即便可能，也已经失去意义了。

此时，防疫人员就陷入了两难：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完美地兼顾多个目标，而只能在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结果了：他们起初还是最优先确保上海的开放流动，但随着感染人数指数级暴增，人力和医疗资源遭到挤兑，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行抗原自测、居家隔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治确诊病例和危重症。

然而，这就势必顾此失彼，无法实现所有阳性清零，也难以阻止外溢。此时就面临一个决断：要么全国各地陆续跟进上海的做法，要么是上海跟其它地方一样一刀切。结果是没有意外的。

事后有人说：“我们上海人本来都已经躺平了，又被全国人民硬生生扶起来。”语虽戏谑，但却一语道破真相。是不是“优等生”，每个人判断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疫情外溢，上海就无法单独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了，只能和全国步调一致。

如果决策过程是这样，那也表明，上海的防疫原本是着眼于本地视角、医学视角，但最终却正因此而导致翻船。因为他们在作出决策时，只考虑如何从医学上控制住本地疫情，并深信这是科学合理的，但却没有充分意识到一点：这种决策的自由度，只有当它不影响到全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容忍。

医学专家凭借其专业，在决策时可以相对灵活，一线医护人员面对病人也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不像有些基层社区，只管执行，不管死活。然而，如果对专家的考核也是“一例阳性，全院停诊”，那么结果和社区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专家的决策自由度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存在，一旦“溢出”，就不是专家能说了算的了。当然，此前上海坚持不封城的最重要理由（“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不能封”）其实也是个政治判断，但这不如说是为了抬出来保全这种有限决策自由的。

前些天在一个群里，有朋友提到经济学家Thomas Sowell的名言：“当代价不由决策者承担时，犯错是容易的，坚持错误也是容易的。”他原本是想说上海人吃的苦不值得，但讽刺的是，有人却将之理解为当初上海决策失误，导致外溢，而代价由外地来承受。实际上，更契合当下情形的，或许是这位经济学家的另一句名言：“最重要的决策是谁来做决策。”

上海模式失败了吗？眼下不得而知。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当下强硬的“动态清零”模式，其实和上海的“精准防控”一样，都基于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

在3月28日之后，“全国驰援上海”的景象，说白了，就是上海资源不足，从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来加码。然而，全国的资源也同样有个限度。昨天还有个外地朋友跟我说，现在各地还能援助上海，要是哪天各地都爆发了，自顾不暇，谁来救？

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在的做法相当于是上海走到一半，突然掉过头去重新再走一遍，“上海撑不住，全国来撑你”。然而，就算这次能撑住，仍然没有走出新路子。一旦全国都陷入上海当初的境地，那么可能还是不得不走上海走到一半的那条路。

假如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能争取到一点缓冲时间，可千万别再像之前，白白浪费了一年多窗口期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