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捡来的东西，但并不以此为耻

今天是“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尔达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作者：杨莹、泽恩，头图来自：《我与拾穗者》

在新冠肆虐的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实践零废弃生活。而在20多年前的法国，也有一群人出于相似的理念，选择了更边缘的生活方式。这被新浪潮导演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记录下来，拍成了一部诗意十足的纪录片《我与拾穗者》（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

纪录片海报

导演阿涅斯·瓦尔达。

瓦尔达将自己比作捡风景的人，她拿着一台小型DV摄影机，摇摇晃晃地开始了在法国农村的拍摄，将镜头瞄准了这个特殊的群体——拾穗者，或者更宽泛地说：拾遗者。

“把剩下的都捡回来！”

纪录片中，参观博物馆的人在欣赏米勒的《拾穗者》。图片：Janus Films

把les glaneurs翻译成拾穗者，大概是受到了米勒同名油画的影响。但这样的译法并不准确，因为“拾遗”（glaner）不只包括捡麦穗，只要过了收获期，地里剩下的农作物都可以捡。这是法国社会的古老传统，最早可以上溯到1544年的一道法令，也是受法国《刑法典》（Code Pénal）保障的一项自然权利。

直到上个世纪，拾遗在法国农村地区依然很常见。瓦尔达在餐馆拍摄时，一位老人回忆起战争时期，人们不得不捡麦穗来填饱肚子。一位乡下的农妇Josiane说：“从小妈妈就叫我们不要浪费，把剩下的都捡回来！收获之后，我和父母邻居们一起去捡拾田里剩下的东西，有时候很热，田里还有蚊子，我们弯腰不停地捡，可不是一个舒服的活儿。”

osiane接受瓦尔达的拍摄和采访。图片：Janus Films

如果说在过去，人们捡的是土地“富余”的产出，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勉强果腹，那么现代捡拾者面对的则是“过剩”的食物。

跟随瓦尔达的镜头，我们来到了博斯（Beauce）地区一个种土豆的工业化农场。机器采收后，第一批拾遗者就登场了。机器采收效率虽然高，但会漏下很多小土豆，而且还时不时地闹点故障，这就给了捡拾者们大展身手的机会。提着桶来捡土豆的男人高兴地说，他一上午就捡了120公斤！

采收后，拾遗者翻找被机器漏下的土豆。

失业的Claude从倒掉的土豆里捡回了两大袋。

不过，和农场倒掉的土豆相比，120公斤只是一个零头。据农场主的解释，每个土豆季收获4500吨土豆里，有25吨都会被倒掉，因为它们长得太大、奇形怪状，或是有其他的瑕疵。而超市里售卖的土豆个头都差不多，直径在2~4英寸左右。

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土豆虽然吃起来口味不差，却卖不出去，只好像垃圾一样倾倒在野外。尽管吸引来不少拾遗者，这些堆积如小山的土豆还是难逃浪费的命运。我想起Claude说的那句话：“当我看见这些全被浪费，却有人没东西可吃，这真是一种耻辱。”

瓦尔达也加入了这个由单亲妈妈、失业者和露宿者组成的“捡土豆大军”，把一堆可爱的心性土豆带回了家。

“拾遗者禁止入内”

即便有如此惊人的食物浪费，依然有很多农庄不欢迎拾遗者入内。葡萄酒产区的一位庄园主觉得，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拾遗者从大范围采摘中获利。

同样经营果园，影片后半段出现的苹果园负责人却不这么想。据他估算，正式采收期结束后，至少还有10吨苹果剩在树上，有什么理由不欢迎拾遗者呢？

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发起公开征集，注册了的拾遗者就可以入园采摘，每人最多能带走100公斤苹果，前提是不能使用工具，而且必须和摘苹果的农业工人相隔10米。

摘苹果的拾遗者。

离开果园后，瓦尔达跟着拾遗者Robert来到了一个温室。仔细翻找，就能发现蔓堆里还有几个小西红柿。从他的解释来看，这家农场也非常清楚拾遗者的价值：“因为剩下的西红柿太少，不值得专门雇人来收集，他们宁愿让我们来清理。”

诺伊姆迪尔（Noirmoutier）岛上捡牡蛎的人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圣诞期间人手短缺，雇工们忙不过来时，拾遗者就提着桶登场了。要是遇上暴风雨或涨潮，养殖床上的牡蛎会被海浪卷起，铺满一大片海滩，拾遗者就会闻讯赶来。当然了，他们必须在划定区域内捡，带走的牡蛎也不能超过限重。

“我们依然有拾遗的权利”，捡牡蛎的拾遗者说。

从纪录片可以看出，岛上的牡蛎养殖者和拾遗者都对彼此心存不满，因为总有“不守规矩”的拾遗者越界去捡牡蛎。可这界线又是谁划定的呢？在公地海滩上，怎样才能在复杂的权属关系和拾遗权之间做出平衡？

城市里的拾遗者

如果说拾遗是底层穷人的无奈之举，那怎么看待什么也不缺的人以拾遗为乐？瓦尔达在影片里发问道。她来到城市，开始拍摄游走于垃圾箱和露天菜场之间的拾遗者。

拾遗者Alan。

蒙帕纳斯火车站门口的拾遗者Alan让人印象深刻。瓦尔达发现Alan时，他正在翻找菜场摊位的箱子，拿起一块面包就吃，在烂菜叶里找到一颗芹菜，掰开新鲜的嫩叶就塞到嘴里，仿佛这里是他的菜园子。

Alan不是游手好闲的懒汉，他有硕士学位，晚上还会为移民免费教授法语。从市场上捡东西吃既省钱又能减少浪费，他并不以此为耻。

爱穿橡胶靴的拾遗者Francois有稳定的工作，还享受社会保障，因为不能忍受食物浪费，走街串巷翻了十几年的垃圾桶。他告诉瓦尔达哪家超市的垃圾箱里能淘到宝贝：“现在的人都变傻了，他们只知道从保质期来判断食物好不好，他们的鼻子没用了。我用我的鼻子去闻，它们还好着呢！”

拾遗者Francois。

是啊，吃捡来的东西有什么好羞耻的呢？更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食物系统在生产过剩的食物？为什么我们更愿意相信保质期，而丧失了原有的判断力？

垃圾也美丽

在消费主义机器飞速运转的当代，产能浪费不仅体现在过量的食物生产中，不信就请看看那些被随意丢弃的家具和电器吧。

流浪汉Salomon从街上捡过好几台几乎全新的冰箱和烤箱，修好后或者卖掉，或者送给邻居用。

但乐观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种生活方式。比如那个喜欢在夜晚出门搜寻二手物的男人，还有用垃圾创作的艺术家Louis Pons。影片还记录了一个叫做“垃圾也美丽”的展览，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垃圾分类，他们还可以参加工作坊，把垃圾做成创意手工。

瓦尔达本人也对捡垃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一边拍摄一边跟着那些拾遗者在废品堆里淘宝。她捡回来一个没有指针的钟，无用却充满了诗意。

瓦尔达和那座没有指针的种。

2015年——在瓦尔达拍摄《我与拾穗者》之后的第15年，法国咨询公司ObSoCo进行了一次消费者行为调研。他们发现，20%的法国人都有过拾遗的行为。反对浪费，的确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

捡风景的瓦尔达

片名的中文翻译为《艾格妮捡风景》或《我与拾穗者》，但完整的翻译应该是《一群拾穗者和一个捡风景的女人》。瓦尔达就像个捡风景的人，拿着便携DV机走遍了法国北部的乡村，她在小酒馆和人聊天，在田间找寻，在流浪汉家做客，在葡萄园里跳舞。

她的拍摄非常“随心所欲”。没有聚焦？咱手动来一个。没关机还忘记盖镜头盖了，那就把跳舞时拍到的摇摇晃晃的画面加上！这些本该被剪辑掉的影像，瓦尔达开心地把它们捡了回来。

这些拾起的影像碎片，是被我们遗忘的无意义的片段。就像被倾倒在野外的土豆一样，但并未消失。如果你也像瓦尔达那样，捡回了几个无用的土豆，它们一定会在你旅行归来后，开始发芽。 

发芽的土豆。

2003年，瓦尔达受邀把装置作品Patate Sonore（《发声的土豆》）带到了威尼斯双年展，大受欢迎。瓦尔达本人也打扮成了一颗巨大的土豆。

瓦尔达的成就得到各大电影节的高度认可，并于2017年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也是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导演。颁奖典礼上，她拉着颁奖嘉宾安吉丽娜·朱莉跳起了舞。

https://scinfolex.com/2016/02/06/retour-et-metamorphoses-du-droit-de-glanage-racine-historique-des-communs/

https://www.cine-tamaris.fr/les-glaneurs-et-la-glaneuse/

https://zeitgeistfilms.com/media/films/44/presskit.pdf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作者：杨莹（电影制片人、电影节策展人），编辑：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