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局势、美联储加息、疫情反复、金融数据回落……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如何克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实现国内经济“稳增长”？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

业内普遍认为，“稳增长”的实现依然确定，从哪些环节发力是关键，消费被寄予厚望。中信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表示，对于稳增长，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对于美联储加息，多位经济学家观点明确，在谨慎的“以我为主”过程中，政策或更倾向于运用数量扩张工具而非下调利率价格。

“滞胀”风险担忧加剧

“2022年一定是有巨大波动和不确定的一年，这一年要做出比较明确的分析比较困难，但从现在的情况来说，2022年以后的趋势还是可以看到。”3月18日，在《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指出，在疫情反复、供应链变化引起的通胀、美联储加息、乌克兰局势带来的能源冲击，世界经济大概率走向“滞胀”，当前的世界经济金融已经从2008年后的“三低一高”（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来到了“三高一低”（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新变局。

在乌克兰局势影响下，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以此前不断走高的石油价格（WTI原油最高升至130.50美元/桶）为例，朱民认为完全有可能升至140美元/桶，新能源风口上的锂价则可能上升40倍，“大宗商品的价格狂飙上升，以及地缘政治的巨大不确定性，一起把通货膨胀持续性的上升做实了”。

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也在最近指出，类比历史，当资源国陷入类似局势时，其对经济“滞”与“胀”的影响是既定的，即使局势缓和或结束，制裁等措施的实施和影响仍将持续。因为制裁方寻找替代进口源、被制裁方弥补需求缺口的“换椅子”过程，商品价格恢复到制裁前的水平至少需要半年左右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不仅是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输出国，其在农产品、金属矿物及化肥等领域也举足轻重。数据显示，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欧盟逾40%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俄乌小麦出口占世界份额约1/3；俄罗斯为镍产品第一大出口国；甚至美国有90%的半导体级氖气来自俄乌。

朱民认为，接下来全球的PPI和CPI剪刀差还会继续走阔，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进口国难以避免，结构调整以及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应对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据伍戈初步估算，乌克兰局势或将拖累我国今年出口增速至少2个百分点（全年中枢约8%），并引致PPI中枢抬升3.5个百分点（全年中枢约7.5%），CPI中枢抬升0.5个百分点（全年中枢约2.3%）。

美联储加息有何影响？

除了乌克兰局势的干扰，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和影响也是影响国内经济和政策的一大不确定性。在高通胀压力下，美联储于3月17日凌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0.25%~0.5%的区间，虽是2018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但在市场预期之内。另外，会议公布的经济预测报告显示，美联储在2022年还会加息6次。

“美联储开始加息不重要，问题是它加息、缩表、下调经济预期三举并行，并行的速度和规模怎么走？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于此轮超级加息周期，朱民认为，美联储在抑制通胀和稳定经济之间陷入两难，未来不确定性还很大。

美联储加息之下，为应对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新兴市场国家往往不敢放松甚至可能收紧货币政策。伍戈则认为，美联储加息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元升值和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在1974年以来的21轮联储加息周期中，仅出现8轮美元明显升值，新兴市场还呈现经常账户顺差越大、其货币贬值幅度越小的规律。他认为，当前人民币具备类似特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也认为，当美国反通胀中国稳增长，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即境外投资人开始持有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

对于未来的政策预期，伍戈认为，面对相较过往可能更快的联储加息，我国仍将“以我为主”稳增长，但在工具选择方面，结合历史情况和“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思路下利率弹性明显递减，我们可能仍将采用更多的非利率逆周期手段。

稳增长从哪发力？

从《财经智库》最新发布的2022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来看，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大发展韧性强的优势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2022年全国汇市、股市将平稳向好，但最大的风险是居民对收入增长预期不足、国内疫情管控长期严格、国际经贸环境恶化影响出口和关键产品进口以及就业困难和消费疲软等。

如何实现稳增长？专家们普遍认为，要实现5.5%的经济增速目标，增长动力要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再次被寄予厚望。前述报告也指出，提升收入扩大消费、保护民间投资信心增加有效投资，促进创新发展经济新动能是2022年稳经济的着力环节。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指出，经过2021年高速的补偿性增长，国内经济在2022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进出口和投资拉动减弱后必须转向消费模式拉动。伍戈此前推测，在上半年基建和房地产陆续企稳之后，消费对国内经济的支撑力量也将会凸显。

但提振消费依然困难重重。朱民认为，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房地产、基建和出口三大传统动力，也包括科技创新、5G、大数据、碳中和等新的增长力量，但前者短期目标已经变成了“稳基建、稳地产、稳出口”，而推动消费我们最近几年都在努力，仍然具有较大挑战。蔡昉认为，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需求侧压力更大。

在总量效应、结构效应、收入分配效应这三大人口影响消费路径中，蔡昉认为当前收入分配效应是唯一具备操纵空间的方向。在政策方面，蔡昉认为，未来还可以通过政策直接改善民生，稳定收入、扩大消费。“市场主体是青山，居民的收入和他们创造的消费就是沃土和沃土里的养料，青山要有，沃土也需要，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蔡昉预测，如果没有额外的消费恢复，国内消费在经历恢复以后还有可能走低，因此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复苏政策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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