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美联储加息的三重风险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

美联储加息不仅威胁到美国经济复苏，还可能在股市、房市、政府债务、新兴市场等方面引发金融风险。我国应针对性地做好政策准备。

　　2022年开年，美国最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数据均超市场预期。短期内美国呈现出就业企稳、工资上行、经济过热的基本面特征，无疑支持了美联储当前加快紧缩、抑制通胀的决策。1月议息会议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甚至强硬表态“不排除每次会议都加息（全年加息7次）”。

　　但与此同时，仍需警惕美联储加息可能造成多重风险。近年来美联储政策目标越发多元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开启超级宽松周期，“泰勒规则”失效，货币政策在通胀和就业以外还需兼顾增长稳健性、金融稳定性等目标，这一特征在美国将现代货币理论（MMT）付诸实践后越发明显。从当前看，目标冲突将对美联储本轮紧缩操作构成显著制约：有效抑制通胀需要更快加息，但这不仅威胁到美国经济复苏，还可能在股市、房市、政府债务、新兴市场等方面引发金融风险。

　　风险一：通胀水平空前，抑制难度加大。2022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5%，连续4个月高于6%，再创近40年新高。笔者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三大挑战》（《中国外汇》2021年第22期）中曾提出“六大因素”将共同推升美国通胀，当前不仅得到充分验证，且多数因素依然存在。例如供给瓶颈仍未有效缓解；职位空缺率、离职率居高不下，就业结构失衡仍在推动工资上行，1月私人非农时薪同比增速升至5.68%；全球能源供应持续紧张，油价持续飙升；房价房租、进口品价格也仍然保持高位。

　　本轮通胀受多重因素推动，并非单一货币现象，仅依靠货币紧缩手段来抑制通胀，无疑需要美联储更快地加息。如果力度不足，则存在高通胀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

　　风险二：货币紧缩制约财政扩张，威胁经济复苏。当前，美国经济基本面仍面临着制约因素。一方面，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再度冲击生产，供给瓶颈依然存在。2022年1月美国Markit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创2020年10月以来新低；全球运力紧张仍未缓解，1月末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飙升至3565.33点，再创新高。另一方面，需求拉动也在减弱。美国政府补贴退坡后私人储蓄率已降至疫情前的水平，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至68.8，大幅低于预期。美国2021年12月零售环比下跌2.06%；服务业迟迟不见好转，2022年1月Markit服务业PMI仅为51.2，创2020年7月以来新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期的预测中已大幅下调美国2022年经济增速1.2个百分点至4%。

　　2021年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主要得益于MMT政策实践下的财政强刺激，而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紧缩无疑将制约美国财政扩张，进一步对经济复苏造成挑战。面对目标冲突，如美联储紧缩力度选择不当，或将造成通胀未能有效缓解、经济复苏亦受阻的“滞涨”局面。

　　风险三：资本市场波动加剧易引发多方面负面影响。超级宽松周期环境下资产价格上涨和美国债务扩张本质上都是货币现象，政策转向导致流动性收紧和融资成本上升，将给美国扩大政府开支、企业盈利增长、居民财富增值带来极大挑战。2022年开年美股剧烈调整，1月当月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幅度一度达到9.2%和14.7%。近期美国房屋新开工数量、房价指数仍在走高，但加息预期下房贷利率已在抬升，房地产作为利率敏感性行业后续可能受到冲击。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政府债务在超低利率环境下大幅攀升，债务率已超120%，美联储加息将显著抬升利息负担。此外，2022年年内美欧货币政策的一致性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元指数波动，进而引发新兴市场风险。

　　综合来看，尽管当前各界普遍认为美联储加息对我国影响有限，但仍应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复苏放缓、美股波动加大、债务风险暴露等外部隐患，针对性地做好政策准备。在笔者看来，应对外部风险的关键在于稳定内需。货币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把握美联储加息前的宽松窗口期，瞄准市场关切精准发力、靠前发力，用足政策工具箱；财政政策需进一步加大支出力度，从保市场主体适当向保终端消费倾斜，运用减税降费、消费券等组合拳，尽快提振内需。

　　(本文作者介绍：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