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梅们”被锁住后，就成了母亲、妻子和精神病

2月17日，江苏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在事件真相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已经有许多声音忙不迭地站了出来：

“一个贫困地区的精神病患者，被安排嫁了个‘好人家’，这怎么能算拐卖？”

“本来好歹还有个家，8个孩子总有亲的，进精神病院可怎么办？”

“被拐卖以后，大部分人都是好好生活的。”

“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农村的现实那么困难，怎么能解决？”

“你们关注这些，都是不安好心，嗜血想要流量利益。”

去年12月，嫌疑人董某明还在网络上开视频直播，讲述自己养育八孩的“感动故事”，与这些观点主张不谋而合。

这些言论，不仅仅只是“一种声音”，它背后实际上透露着相当触目惊心的现实：被“捡”来的女人，就可以被“依法安置”吗？为什么被拐卖的女性，经常会出现“精神问题”？一起人身伤害事件，为什么会变成正面的“感动故事”？又到底是谁，在激化矛盾和煽动情绪？

讲述 | 梁文道

来源 | 看理想《八分》

（文字经删减、编辑、重新整理）

01.

被“捡”到的女性

很多时候，她都被叫做“这位母亲”，但事实上，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称她为母亲，那就是从生理的角度，她生育了8个孩子。

但从一般的社会意义上，她真的能被叫做母亲或者妻子吗？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我想先分享一首廖伟棠的诗，叫做《她的名字》（节选）：

夜鷺又淒聲尖叫了，而且是邊飛邊叫。我邊讀書，邊又想起你——我從來不叫你為「母親」，雖然你生育了不止八次我痛恨那篇雄文的題目，什麼「鐵鏈鎖妻」你不是什麼母親和妻，我唯一能確認的是你是一個女兒但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女兒。

这类情况并不少见，我们经常能在媒体和网络上看到，一些女人被“捡到了”。

比如在2021年10月4日，湖南《郴州日报》第四版就登过一则“公告”，应该是那种可以花钱在报纸上刊登的公告位。

这位湖南人说，自己在东莞捡到了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遂将其带回湖南老家。请注意这已经发生在30多年前，然后他在这个刊登的公告里留下联系电话，90天内，“请该女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见报后持有效身份证与他联系”，“即日起90天内无人认领，该女子将被依法安置落户”。

*详见报道《湖南男子从广东“捡”一女子 共同生活33年后为其公告寻亲》

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22/02/17/032704918.shtml

寻亲公告原刊登于2021年10月14日《郴州日报》第四版右下角

这是一件怎样的事？地方报纸上可以刊登这样的公告，公告里这个人可以说自己在30多年前，从东莞把一个女人“捡”到湖南老家去，而她在全国范围内的的亲属，需要恰好能在90天内看到这个在地方报纸上刊登的公告，才可以去认领，否则就会被他“依法安置落户”。

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路上随便捡到一个人把她带回家，在地方报纸上登个公告，90天内没人理，也能把她“依法安置”了？

其次，这份公告里描述的女子，也是“神志不清”。许多有关人口拐卖的新闻和讨论里，常常出现的一个概念，是“精神病”。许多精神病妇女，会遇到被“捡回去”的情况，在讨论被拐卖女子时，也经常会提到她们有“精神问题”。

一位女性被拐卖、被关押、被打击、被强奸，她当然可能出现精神问题。也由于被关押、被打击、被强奸，她当然会极力反抗，歇斯底里地反抗。

在这种反抗之下，围观她的人（往往是整个村子或那片区域的人），好像就可以很正当地认为，你看，她是个“疯女人”，她居然不愿意“被强奸”，不愿意被我们买回来，不愿意做我老婆，不愿意为我生孩子，还要打人，还要咬人，还要拿刀自杀，这不就是精神病吗？

所以，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这些被拐案件里的女子被说成是“精神病人”呢？事实上，从社会和历史层面来看，“精神病”往往会被加诸于反抗的、不服从的“异己者”身上。比如不认同男权主导的价值和社会体系的女性，常常会被加上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一个标签，一个污名化的“招牌”。

有个词叫“歇斯底里”，是直接音译过来的，英文为“hysteria”，这个词在欧洲语言里相当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的人们发现了一种“病”，这种病是只在女人身上才会出现的，出现这种“病”的原因，是因为她子宫错乱了，在身体里跑来跑去，所以才疯掉了，歇斯底里（hysteria）了。

这是3000年前古希腊人的认知，历史上的很多内容，都像这样，把女性与精神病关联起来，即使很多的精神病症，是不分性别，在男性身上也会出现的。

话说回来，这样被“捡”到的女性的精神问题，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她能够自主决定自己要结婚吗？她能够清醒地、自主地决定自己要生孩子吗？

那么更大的问题需要追问，当时结婚证到底是怎么办理的？还有很多“爱心人士”去关注、帮扶困难家庭，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吗？

02.

被正面讲述的苦难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种种关于被拐卖妇女的报道，都有一种被正面化的倾向。

这位被铁链锁住的女性，其实早在去年12月，就有很多自媒体、网红博主去拍摄这“一家人”。甚至嫌疑人董某明自己，都敢在抖音上开设一个账号，公开地、很正面地讲自己家的情况。

为什么没有人去问“妈妈”在哪里？而就算知道她在哪里，看到她被人锁住，大家也居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直到1月底这个视频在微博引起热议之后才被关注。

其实一个人只要稍微有点理智，看到这种情况，就会觉得这里面大概有问题。如果对过去几十年的人口拐卖事件略有耳闻，你就会开始猜疑，这是否牵涉到人口拐卖，但那些人不去报警，不去从这个角度来质疑，而全部都在讲正面的生育八孩“感动故事”。

这似乎是一种比较主流的倾向，有一部分人，很希望从任何事情里都能看出一个正面的角度。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评论，“想流泪，好感动啊，这家人真的做得太好了”，然后要捐钱捐物给他们，觉得自己又正义了一次。

就像在董某明最初的视频里，很多博主去探访他们家，给8个孩子送东西，甚至去“探望”被铁链锁住的女子。他们很希望自己成为“好人”，比如董某明在此前的视频里，还为一位前来探望的婚庆从业者博主“做广告”、互相介绍，如此这般，自然得到的关注和流量都会增多。

这已经是到了手机互联网时期，相对现代的一种情况，在过去，被拐卖妇女，还会被树立成正面形象报道。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郜艳敏被拐卖之后，因为她是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那个村子的小学缺老师，她就当起了代课老师，留在那里继续教导当地的孩子。

《嫁给大山的女人》

当时《燕赵都市报》写，她成为代课老师之后，渐渐得到了全村人的尊敬，报道中还有这么一句话，“就连丈夫都不敢打她了”。这句话有个前提，连这份报纸都知道，过去她的“丈夫”经常打她，因为她是个被买回来的人，很可能有很多不满、常常想逃跑，所以丈夫要揍她。

可后来她当代课老师，在村里有地位，就连丈夫都不敢打她了，这是一种很正面的报道角度：你看，这个女人多了不起，多么有爱心，多么能够忍辱负重，多么慈悲，现在总算连丈夫都不敢打她了。仿佛丈夫打她，本来是一种很常见、很应当的情况。

2007年，郜艳敏甚至被评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后来有人提起，还说她是“最美乡村女教师”，她甚至作为原型人物，被拍成了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

当然，还有一部我们不能忘记的电影，李杨导演的《盲山》（2007）。这部电影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非常赤裸、血淋淋地让我们看到，一个女子被拐卖之后的苦况。

她为什么被拐卖到一个村子后，没有办法逃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村庄，集全村之力去囚禁和看管这么一个被买回来的人，她是如何的唤天不应唤地不灵。

如果说，当年妇女被拐卖到村子里面时，常常很难逃得出去，还是因为村里有一些特殊的“基础状况”。可对比刚刚讲的案例，二、三十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些被拐卖妇女的存在，还是经常被忽略？即使她已经在短视频里频繁出现了一个多月，那么多人看到这位被囚禁的女子，却没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03.

因为传统，因为困难

所以，董某明为什么能够肆无忌惮“捡到”一位被拐卖妇女回家，涉嫌强奸、拘禁等罪行，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开个抖音号来“讲我们家的事儿”，让自己红火一把，被关注一把？

这背后有个基础，可见很大范围上，许多人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在解救被拐卖妇女时，常常出现一种情况才能“摆平”当地人，只要（受害者家属）给了赎金，他们才放这个女人走，这样解救才不会被阻碍，受害者才得以逃脱种种限制，返回原居地。

在这种种情况之下，可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今天乡村与城市的差距。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乡村的确有“光棍”过多的问题，他们都在传宗接代上有着所谓的“困难”。

在许多地区，这不只是一种社会观念，觉得一个家总是要有人传宗接代这么简单，可能还牵涉到非常现实的、一个家庭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因为他们可能会寄望于，将来的孩子能够养家和养老，万一自己家里没有下一代的话，自己老无所依怎么办？一些家里剩余的庄稼和土地，又该如何处理，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农村的确面临着这种相当大的压力，这也难怪在过去几十年里，甚至有许多文艺作品都会这么表达，仿佛有时候拐卖妇女在乡村是可以被谅解的情况。使用的主要理由是，农村也确实有农村的困难，而城里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困难。

《嫁给大山的女人》

但是我要再次强调，这并不构成一个理由，好像由于村里有困难，所以拐卖妇女回去那就是合理的。难道所有的问题就只有这一种路径可以解决吗？

尤其在今天，当生育问题更为严重迫切的时候，这当然让人非常担心，这些事情，是不是就更容易被容许了？

事实上，为什么今天，尤其在乡村，会出现严重的男女失衡的状况，就是出于那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使得很多家庭宁愿要儿子不要女儿。不难想到一个疑问，少掉的几千万女婴都去了哪？

总之，就是因为这样的观念，才会造成现在男性青年人口远远多于女性的情况，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农村光棍问题。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过去男尊女卑的观念，才会造成今天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中国能走向一个更健康的、更均衡的人口结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就是不可维系过去的破旧观念，这种造成今天社会问题的“基础概念”与“传统想法”。

04.

到底是谁在激化矛盾和煽动情绪？

前两年，有一首被热议的歌，谭维维演唱的《小娟》。简单说来，就是用“小娟”这样一个化名，去表达一位当代女性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暴力问题，发出一声很沉痛的呼喊。

可发布之后，很多反应却认为，这首歌是有问题的，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讲法，认为她“太偏激了”。比如有这么一个评论，说这首歌的女权思维太偏激，竟然以辱骂贬低男性为最终目标，听完这首歌，感觉无时无刻都是男人在杀女人。

因为这首歌要代表女性，尤其是那些受到暴力威胁阴影下存活的女性，替她们喊一声痛，替她们抱怨，替她们控诉，然后就变成你太偏激了，你为什么要喊痛，揍你竟然还喊痛，你这不就是想贬低男性吗？

但回想这两年，从方洋洋被杀、拉姆被泼汽油焚烧、许国利杀妻碎尸、男子当街打死女友，包括今天被广泛关注的被拐卖囚禁的女性……

这些被公开报道的，不管是女性被暴力致死或侵害、限制人身自由的新闻，这些行为偏不偏激？为什么要指责一首去道出这些故事，诉说这种伤痛的歌曲是偏激，但是却不说这些新闻里的行为是过激和偏激？

《小娟》MV

我提供一组数字，是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做的一个调查。从2016年至2019年，在中国，平均每5天有3位女性死于家暴。这还只是家暴，也就是说指家庭内部的暴力，还不包括那些当街殴打、性别暴力、拐卖等等广泛而恶性的伤害事件。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我们不去批判它，不去认真、大规模地集体检讨它，当有一首歌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却有人说，这首歌太夸张了，将悲惨扩大了。到底是因为这首歌把悲惨扩大，还是悲惨本来就很巨大？

难得有一首歌去讲述这些事情，却被说在煽动情绪、激化矛盾，仿佛没有这首歌，就没有矛盾，仿佛没有这首歌，大家的情绪就很平稳。这首歌使得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叫做激化矛盾。这种批评暗含的意味是，被侵害的女性，你就继续哑忍，那些遇害者的家属，躲在家门里，自己继续去哭吧。

其实问题并不止于这一首歌，因为批判她的这些言论路数，太让人熟悉了。这么多年来，常常能遇到类似的评论，当我们指出某个社会问题，指出一种很严重的现象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说，你在激化矛盾和煽动情绪，好像我们不说这些事，矛盾就不存在一样。就像国王没有穿衣服，有人把它说了出来这件事，才让大家觉得很不爽。

另外一种常见的评论路数，也针对像《小娟》这样，指出社会问题的节目、媒体报道、文化内容。比如，有人指出某种社会现象或问题而受到大家关注，就会被评论说，某某某你就是想出名、你想红，你想拿一个正义的招牌，其实是要博眼球，换取利益。

这个讲法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假如一个人创作一首歌，他不去谈社会问题，就讲社会很好、歌舞升平，这就不算是拿正义招牌吗？假如他歌颂这个社会安和乐利，人人都很好，没有任何女性遇到暴力，那这叫不叫作利用正义招牌？

当然，基本只有这一类所谓“揭露负面问题”的内容会被针对。还有一种评论认为，这首歌它实在是太过负面了，同样要强调女性应该受到尊重，为什么不能讲一些正面的事情？

可是想想，在我们谈论家暴事件、人身伤害、性暴力时，是与性别之间的权力结构高度相关的，这就是在正视社会上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而且在这类事情上，到底怎样才叫正面地讲？难道要去歌颂那些人，他很照顾家庭，在家里也是男女之间互相平等和尊重，这个男人很好，因为他从来都不打老婆，你会觉得这叫正面吗？

最后还有一种评论认为，写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用的，这么多关于社会问题的内容，谈这么多社会现象，其实没有用的，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顺着这个讲法再推下去，通常还会看到两种意见，第一种是认为社会问题的存在，是不以这种文字多寡、或者这种作品的受欢迎和关注的程度来决定。你说归说，唱归唱，写归写，这些问题它始终是会存在。

当然我完全能够理解，很多东西不是因为你写了、说了就会有改变，当然不会。就像《小娟》这首歌出来后，那以后是否就不再有针对女性的暴力，也肯定不是。

但我们要相信一点，这样的媒体内容和文化产品，或许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更多人的共鸣，而我们应该相信，当更多人产生了共鸣，就很可能会带来某种潜在的，社会未来将出现的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是透过有关部门更正视这件事情，想出更多的方法，也有可能是让社会上的女性更加意识到这类问题，她们能怎样好好地保护自己，也可以团结起来，基于共同的诉求去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让男性有更多的反省和自觉。

也有一种批判路数是说，这类文字、歌曲和内容，它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接着的下一步往往是，你要去做建设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批判是没有用的，你应该要建设。

什么叫建设呢？比如说谭维维你光写这么一首歌是没有用的，你要投身建设，想办法去让这样的暴力不再发生。好像是说谭维维她不应该唱歌，她应该去当公务员，或者去当社工。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全部人都要去考公务员、去当官，还是都要参与某种只有他们认定的社会实际工作呢？

就算是这样，假如从来没有人指出一种问题有多严重，从来没有一首歌或者文化作品、报道内容，去唤起大家对某类社会问题的关注，那些有关当局的人士，又怎么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去应对和去处理？

我们不要忘了，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许多现实的案例（比如韩国电影《熔炉》），一部流行文化产品，比如电影、音乐或书籍，因为它牵涉到了某个实际的现象跟问题，促使大众不断去关注、去监督这个事件和问题的进展，最终让相关法律得以修订或建立，因此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最终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或解决，建设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这难道不是一件我们大家都期盼的事情吗？

*本文综合整理编辑自《八分》第246期与第345期，有删减与增添，小标题由编辑添加。《八分》第四季由看理想与喜马拉雅共同播出，完整内容可移步看理想App内收听。

《八分》第四季正在更新中

封图：《小娟》

《八分》音频编辑：大壹微信内容编辑：苏小七监制：猫爷 转载：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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