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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于冬:《长津湖》救市后,《水门桥》如何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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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于冬:《长津湖》救市后,《水门桥》如何接力?

电影人的使命感。

对话于冬:《长津湖》救市后,《水门桥》如何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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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娱乐资本论,作者 | 肉松

在距离春节还有两周时,《长津湖之水门桥》(后简称《水门桥》)作为最后一部电影官宣加入春节档。

定档当天,有观众在网上表示:不是《水门桥》需要春节档,是春节档需要《水门桥》。于冬很认可这个说法,“春节档需要一部超级大片,和其它影片一起创下一个新的纪录,为2022年开个好头,来提振行业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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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期待与信心有迹可循。截至发稿前,上映5天,《水门桥》的票房已突破22亿。而更多的底气来自于去年的《长津湖》,57.7亿票房打破了《战狼2》维持多年的纪录,成为中国影史的票房冠军。

而回顾过去三年,这两部超级大片的诞生“折腾”了三个冬天,2019年开机又停拍、2020年重新开机、2021年再次补拍,尽管这份答卷交得不易,但其影响力已经证明它超出普通电影的意义:集中体现出超越好莱坞的创作力量和工业水平、吸引观众回到影院并拉动市场大盘……

也因此,值得探讨的话题还有很多:《水门桥》作为续作的升级之处在哪里?它是如何做到极致的?这个系列之于市场及博纳又意味着什么?电影上映前夕,娱乐资本论通过与总制片人、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的对话中找寻了答案。

升级

在《水门桥》正式揭开神秘面纱之前,观众一直很好奇两部电影的关系,在更早之前,甚至连它的存在都是坊间传闻。

去年,小娱向于冬求证时得到的答案是:七连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还有新的任务等着他们。

如今看来,这个任务就是前往水门桥增援。在《长津湖》中,由连长伍千里率领的七连与志愿军大部队一起进入朝鲜,先后经历多轮战斗:从在鸭绿江边和乱石滩被美军空袭,到半山民宅的遭遇战,又在新兴里击退“北极熊团”。

到了《水门桥》,美军陆战一师继续向兴南港撤离,水门桥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指挥部决定在这里阻断其退路。此时七连接到命令:增援九连、炸毁水门桥,这也是整部电影的核心事件。主创们一致认为,这部续作在各方面都有所升级。

首先,不同于之前辗转多地,这次的战斗集中在水门桥一处。但由于兵力悬殊,每炸一次,美军都会把桥修复,所以炸桥先后进行了三次,而且每次都是智取,随着战士不断减员,采取的策略又有所不同。

所以,不论是战斗的战术设计还是场面呈现,《水门桥》作为战争片都有很强的可看性。于冬告诉小娱,除了部分由陈凯歌、林超贤执导,影片超过90%的戏份由徐克拍摄完成。徐克曾拍过《智取威虎山》,同样涉及冰雪环境下的战争戏,其美学和视觉风格也在《水门桥》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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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带来的震撼之外,电影的另一重要看点是情感的升级与递进。

于冬提示,悲壮的情绪和结局在刚开场就有所铺垫,当七连遇见耿乐饰演的炮营营长,他一句话就让大家陷入了沉默,“老雷呢?”

随后七连来到水门桥,尽管战火不断升级,他们在绝境中始终展现出顽强的斗志,按照谈子为的方案,七连兵分三路炸桥:偷袭指挥部、控制桥面并分散敌军火力、在泵房等待时机实施爆炸。但不可避免地,与三炸水门桥同步发生的是接二连三的牺牲。从平河、余从戎、梅生到伍千里,一次次的爆炸与燃烧中,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冰与火中走向落幕,影片流露出的情感也渐次达到高潮。

而七连这个小集体中,最值得观众动容的又属伍千里和伍万里兄弟。从《长津湖》到《水门桥》,这对兄弟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伍万里拥有了完整的人物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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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电影中分别有两个细节能形成对比和呼应,于冬直接背出了其中的台词,“一处在《水门桥》的预告片中就能看到,当时炸桥在即,伍千里告诉弟弟,‘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当初在开往朝鲜的火车上,他对弟弟说的是‘一只蛋,如果由外敲开,那注定被吃掉。如果从里面啄开,没准是只鹰’。”

经过在战场的磨练,伍万里不再是当初被雷公反复叮嘱跟在哥哥后面的新兵蛋子了,而一切结束后,也只有这只鹰飞回了家。

极致

四年前,《红海行动》在大年初三逆袭成为票房日冠时,不仅曾让于冬热泪盈眶,也带来一个启发:只要把片子做好,不管什么档期,观众一定会在、一定会支持。

所以他知道,《长津湖》这样的大制作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极致化表达,“做到极致,我就不信观众不看。”极致化表达的背后,是一次争取在各方面不留遗憾的创作。

于冬告诉小娱,他曾想将《水门桥》定档在去年的10月25日。

那天是抗美援朝纪念日,也是《长津湖》上映后票房节节攀登的关键阶段,与其突破50亿大关的10月20日仅相隔五天。观众看完《长津湖》再接着看《水门桥》,或者反过来,都可以获得完整的观看体验。从发行角度来说,两部连映的方式同样是很新鲜的。

时间上也完全来得及,因为两部的内容都已经在去年5月前拍摄完成。至于《水门桥》,于冬回忆道,“那时候都做完了,是可以交片的。”转念一想又觉得不行,“我如果是为了赚快钱,那个方案是可行的,但上集的很多情感延续到下集还有遗憾,等到冬天拍了加进去,会更强烈、更感动。”

基于这些考量,有了补充拍摄的决定。据了解,这次拍摄的主要是两部电影的衔接处,比如七连要去水门桥的原因、又是怎么去的。电影定档前,普遍流传于网络的说法是:剧组补拍了12天。对此于冬纠正道,“这其实不准确的,从我去探班到最后杀青是一共12天,但我们在那之前已经拍了一个半月,10月底就开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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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补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遗憾,同时也是奢侈和任性的行为。于冬笑言,“以后给电影学院的学生上课,我就要讲这个道理,只有当老板又懂电影,才会舍得拿钱补拍。如果对电影有足够的投入,任何一点遗憾都会过不了心里这个坎。”

道理很简单,这不仅涉及具体执行的难点,比如重新召回主创和工作人员、协调档期,更重要的是,作为投资,电影在关机那一刻就表示成本可控,而补拍意味着又要往外拿钱,《水门桥》也是一样。

好在面对这样一部电影,每个演员都愿意回来,于冬开玩笑,“大家都是义不容辞的,包括雷公都想回来看一看。”像之前停拍又开拍、被疫情追着跑,剧组无法继续在之前的取景地拍摄——丹东不行,大连当时有疫情,调度上千的群众演员会给当地防疫带来压力,河北也回不去,随着冬奥会进入100天倒计时,张家口的管控非常严格。最终,相隔小半年、又一个冬天来临时,剧组在横店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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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补拍,追求极致的创作理念也体现在其它制作环节。

比如主要场景水门桥的复制与搭建,真实的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5.6公里处,并非传统意义上那种两岸间的桥,而是一座水坝。泵房贴着悬崖,底部伸出四根长水管,坝顶兼作桥面用来进行公路运输,架在两座山体之间,也是美军撤退的通道。

监制黄建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找不到符合资料记载的地形,只能在片场把山挖了,耗时几个月才推出相应的地形,然后开始搭景。“现在那里已经成了天漠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已经可以去看了,也可以再去拍。”于冬说道。

如果说电影还留有什么遗憾,于冬唯一能想到的是麦克阿瑟、史密斯等美军的选角。

要是更有知名度的外国演员,对观众来说会更有辨识度,表演上也会更精湛。其实他邀请过符合条件的人,成本可以覆盖、对方也愿意参与,但疫情带来的不便让这个计划被放弃了。

03 节点

可以说,《长津湖》系列是电影中的少数派,在很多层面上都有着超出一般电影的节点性意义。

于冬很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它创下了中国电影参与人数之最,前期和后期的工作人员加起来超过1.2万,群演则超过7万,所以片尾字幕的滚动长达7分半钟,需要两首片尾曲。而从2019到2021,其创作耗时三年,三个冬天,对于深度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它也成为某种刻度尺。

在上映前夕的新春记者会上,黄建新穿着剧组的工作服外套,他告诉大家,自己还有一件更厚的棉袄,从里到外,剧组的工作服跨越了一年四季。作为监制,他需要在三个导演的剧组间来回,心里留下了很多片场的定格画面,“凯歌跟我说什么,回头喊‘建新’,我就记住了,去徐克那,他盯着我看问我‘这个问题你怎么想’,我又记住了,超贤也是一样,所以很多画面定格在心里,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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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演余从戎的李晨清楚地记得,去年《长津湖》票房登顶的日子是11月24号,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大家正重聚横店进行补拍,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算上那次,他已经连续在这个剧组过了三次生日。

还有徐克导演,片场花絮拍到他在雪地里亲自给演员们示范动作,其工作状态让不少观众动容。这同样是于冬最为感动和感谢的一点,“他是1950年生的,这三年从69岁拍到72岁,真是拍起戏来不要命的那种。”经过长时间的投入和创作,在本命年交出这样一份答卷,电影之于徐克的特殊意义也不言而喻。

而跳出个体层面,将《长津湖》系列放置于当下的电影市场和行业,它也写下了关键一笔。

2020年,影视行业受到疫情的剧烈冲击,电影大盘整体缩水,全年票房仅为203亿。去年是复工、复产的第一年,这时候需要吸引观众重回影院、提振行业士气的救市之作,《长津湖》的作用就在于此。2021年票房超过472亿,恢复至疫情前的74%,《长津湖》单片斩获57.7亿并成为影史第一。

到了今年,《水门桥》又递过接力棒。于冬表示,“其实早点上也可以,但我觉得春节是一个更大的档期,需要一部超级大片给今年开个好头。定档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得很好,‘不是《水门桥》需要春节档,是春节档需要《水门桥》’。”

尽管最晚加入春节档,但官宣之后的预售成绩一路领跑,更重要的是,《水门桥》确实带动了大盘,“同档期其它影片的猫眼想看数,都在原有基础上涨了三倍。”猫眼研究院发布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1月13日开始,《水门桥》跃升首位的同时,另外几部影片的想看走势都呈现出明显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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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长津湖》系列也是中国电影创作力量和工业水平的一次全方位体现。一方面,电影集结陈凯歌、林超贤和徐克三大导演,调动规模庞大的剧组历经三冬完成全部拍摄。另一方面,共有86家公司参与后期制作,且95%以上的特效都是在国内完成。于冬在电影筹备之初就明确了“不采用任何一个资料镜头”的原则——仅是仁川登陆的两分钟镜头就制作了10个月,在他看来,这才是用现代电影语言讲述故事的方式。

也因此,套用观众的那句“春节档需要《水门桥》”,这些都可以让人得出结论:电影市场需要《长津湖》系列。

更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博纳来说同样属于关键节点。

于冬此前形容,拍摄《长津湖》系列是“一次不允许失败的尝试”,更符合大环境的做法其实是“收缩战线”,但博纳选择全力出击。

后来,电影票房等事实证明冒险是值得的。他在去年获得“2021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新锐奖,他告诉小娱,这对文化产业的企业家来说是极为难得的荣誉,获奖评语中的一句话让自己印象深刻:他带领博纳影业在行业寒冬中打出翻身仗。

这场翻身仗,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在看待这次的逆势突围时,还可以将眼界放得更长远开阔。《长津湖》仅在内地进行了上映,57.7亿票房是在单一市场回收的,并不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地区。而相对来说,西方电影大国的复工复产速度要慢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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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中国电影、尤其是以《长津湖》为代表的主旋律叙事,能不能走向世界?他也在思考和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接下来,《水门桥》将于2月11日在北美和澳洲上映;如果有机会,博纳希望推出5小时40分钟的精装版《长津湖》。

回看《长津湖》的诞生及其成绩,于冬感叹,“我很高兴,我想我又闯过了一个关、又攀过了一座山。”同时,他也坦言打造这个系列的不易,“哪儿都不能去,出去再回来就得隔离,而且你不能得病,不然会牵连到很多跟你一起拼的人。”所以,除了“中国胜利”三部曲的第三部《无名》,未来也会有相对轻体量的作品与观众见面,比如由陈国辉执导的《平凡英雄》。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过程带来的成长还是会吸引于冬继续往前,因为电影人的使命感,也因为那个最普世的道理,“永远是一山更比一山高,所以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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