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温铁军《八次危机》札记

断断续续终于把《八次危机》看完了，确实带给我一些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事件的新的角度，比如朝鲜战争、大跃进、文化革命、改革开发、新农村、新能源汽车等等，试录一二重点以备忘。

涉及问题领域

一、意识形态

研读本书将还公平于社会主义，还正义于自由主义，还将罪恶还给资本主义。

二、政治体制

中国并没有构建”中央话”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自1957年”二五”以来中央财税占比长期在30%以下，而且越是在”代价很大”的时期，如大炼钢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占比就越低。这一局面直到94年被一位”铁腕”领导人的分税制改革所打破将地方财税占比从70%调到50%。

三、城乡二元结构

随着二胎的开发，”人口红利”是近年来愈来愈家喻户晓的一个名词，而本书指出中国的比较优势既非所谓的”人口红利”，也非主流舆论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红利”，因为这两个条件一般发展中人口大国都有，比如印度、巴西，真正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约束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风险。简而言之，就是农民在分得土地后，进则为城市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劳动力和大批农业剩余，退则还能为其接锅。土地革命何其重要，堪称”万物之始”。

第一次危机（58年~60年)

背景起因

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49年建国的新中国尽管在外交策略上采取的是”一边倒”，但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苏联多次求援未果，50年6月发生的朝鲜战争在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才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所以朝战之于中国，不仅如彭总所说列强架起几门大炮就打开中国的日子不复返了，而且客观上还为中国带来了一笔急需的”天使投资”。

然而，由于苏联渐渐背离初心，欲望膨胀，最终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 中国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苏联不得不按照中苏条约于1956年交回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撤走东北军事基地。

直接后果是苏联对华援助在1957年中断，苏联心有不甘，于1958年又提出新的军事结盟方式，在中国构建联合海空军指挥机构和通信电台系统等符合苏联远东军事战略的要求，对此毛泽东回应道，”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

后续演进

1、通过政治关系谈判，争取到后续数十个项目投资。

2、调动地方积极性，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等进行下放，由此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由57年的29%跃升到55.7%。权力下放导致中央财政下降到20%，为了应对，中央政府以增发货币为手段加快积累。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在没有任何学习时间的情况下，只能参考蜜月期形成的重工业模式推进地方工业化，遂形成了今人看似荒唐的”大炼钢铁”和”大跃进”。

3、强调”自力更生”方针。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去农村去生产自救，以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

4、以农村合作社为抓手进行高效的国民动员，比如粮食征购、大兴农田水利、抚恤军烈属等高强度提取农村剩余价值的工作，使用农产品和矿产品偿还苏联50年投资产生的54亿美元国家债务，即工农剪刀差，关于这一点，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次比较激烈的争论，还是挺有意思，具体经过大家可以搜搜看看。这和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密不可分。

第二次危机（68年~70年）

背景起因

一方面中国处于外部全面封锁，周边环境高度紧张，”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印边境、中苏边境，包括台湾等等，另一方面，50年代形成的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和”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经济方针不能一致，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官僚上层建筑与经济方针的矛盾，加之支付巨额债务的压力，共同演化为第二次”赤字+失业”危机。

后续演进

国家基本建设资金一般用于”三线”战略建设，”三线建设”只是国家产业资本空间上的移动，并没有”纵向”的调整工业结构，转移到内陆和山区，企业布局相对分散，不易形成配套条件，投入成本显著增加。

1、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要饭的，也要有个打狗棍”

2、宁可遭受损失也要将沿海易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的”大三线”，地方工业的”小三线”的战备经济，64年~80年代中央累积想三线建设投入2052亿

3、在73年中美”战略接近”时，三线建设已初具规模，从当时世界格局和科技水平来看，中国已经形成了打不跨、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使工业化片面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形成了中国威慑力。今人看旧事，须回到彼时彼地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再做评判，不要犯”人类不感谢罗辑”的错误。

与58~60类似，又有上千万知青下乡，向农村转嫁危机实现软着陆。

第三次危机（74年~76年）

背景起因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毛泽东终于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与72年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而才能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引进西方生产设备和技术，改变过重的经济结构，试图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

后续演进

72年~74年农业产量由于化肥产量翻番而增加，城市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服装、尼龙袜和洗衣粉，然后是电视、洗衣机、冰箱新三大件问世。

与50年代第一次外资引进最大的不同是不再有当年的战略合作条件下的特殊优惠，那次是”手把手，传帮带”，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技术和管理成本，本次外资引进需要支付昂贵的服务成本，即后来的第三产业，除此之外，上层建筑也需要作适配，即思想上从亲苏转变为亲西方。

这一切导致自74年财政赤字连年突破100亿元，而当年财政规模才800亿元左右。进而导致国家扩大再生产能力不足，第三次危机爆发。

74~76政府不得不以晚年毛泽东的威望动员数百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即第三次知青下乡，实现”软着陆”。

第四次危机（79年~81年）

背景起因

70年代以来投资过度累积下来的财政赤字，加上78年以后政府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增长过快，形成巨大的赤字压力。一方面加快投资来强化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两者都利于构建新政权的合法性。

危机常伴随着失业率的增加，失业人口不能像前三次那样往农村转移，造成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

后续演进

采取各种政策降低财政压力。具体如下，

1、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自己玩吧，政府退出），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制

2、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放松对农业产品和市场和要素时候的控制，刺激农民自主发展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3、压缩项目

第五次危机（88年~90年）

背景起因

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为基础的滞胀形态的经济危机。经济速度从87年的11.6%下降到89年的4.1%，90年进一步下降到3.8%，高通胀，18.5%物价指数。

究其原因， 一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货币发行量过多，二是当时政府激进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其中价格双轨制和88年推行的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为关键原因

政府为甩掉价格双轨制的隐形制度成本而推出的激进的价格闯关，所引爆的，其实是两个被双轨制的内部化机制所掩盖的制度成本：一是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而产生的设租、寻租成本，二是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

双轨制，改开初期，变计划经济为市场化经济中，提出一个双轨制，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计划经济，另外创造一个计划外经济。企业生产了计划内的商品东西后，按规定的价格卖，完成指标后多余的东西即计划外的东西可以自由定价。这样导致企业不愿生产计划内商品，或者对于计划内商品倒买倒卖，囤货居奇，然后以市场价卖出，攫取超额利润。

后续演进

1、乡镇企业又一次成为转嫁对象，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

2、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导致农民在收入和消费连续下降，而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刚性开支造成农民大幅度增加。

最为历史性的后果为：这次城市利益取向的调控，人为压抑了处于上升期势头的农村经济和农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都不得不由此前的主要靠内需拉动增长，转而对外向性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这个变化是中国进入90年代后为何迫不及待的纳入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也为97年和08年两次输入性危机买下了伏笔

第六次危机（93年~94年）

背景起因

92~93因中央政府加快货币化和放开资本市场的同时，不得不全部承担经济过热造成的过高对外债务很快就爆发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

后续演进

1、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例如西安仅纺织系统下岗工人就有8940人，占职工总数的55%，其中70%无收入；张家口下岗工人达105000人，占全系统61.7%

2、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

公共服务往往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而教育和医疗则具有信息绝对不对称，具有可以被个体垄断获取暴利的特征。教育经费历年比例：90年3.04%，92年2.73%，93年2.54%，96年2.46%，98年2.5%。卫生：90年2.79%，97年2.45%

3、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到农村，社会矛盾严重。继84年，又甩了一次包袱。

4、金融资本恶化实体产业，恶化林业和环境灾难。即金融资本对资金周转慢，回收期长，经营风险大的环境资源行业天生排斥。

以林业为例，恶化表现为一方面我国需要大量进口木材及其它林产品，向其他国家支付”林价”，另一方面集体林区又出现大量的抛荒。90年代中期林改后，税费已达木材销售价格的51%以上。

5、土地资源资本化机制发生根本变化。

88年宪法修正案，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改变了土地资源资本属性，让土地带有了商品属性——从80年代基层农村”以地兴企”改为90年代地方政府满足刚性开支的消费性的”以地生财”

应对措施，

1、外汇改革，”一步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促进出口

2、信用扩张。国债和货币大规模增发。

3、分税制改革

第七次危机（97年东南亚危机）

背景起因

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导致97年东亚金融危机，出口受挫，使得中国经济遭受重大影响

后续演进

1、金融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化为独立地方实体产业的垄断资本。典型的如银行商业化改革和政府的分税制改革，这样一方面中央掌握的金融资本可以加入全球化资本竞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资金获取能力弱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第三次圈地运动

2、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1988年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真正的建设高潮是98年后，到03年政府换届时，中国高速通车历程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3、”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性危机的基本经验

例如，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01年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03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05年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略并没有因为政府换届而改变，反而从98年持续了12年，总规模在10万亿以上，加上省级以下政府投资，各级政府总计增加了20万亿投资。这一点实为难得，要知道别说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的政策在换届后都很难延续。

第八次危机（08年美国次贷危机）

背景起因

危机前的宏观环境

1、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外需依赖达到66%（进口+出口/国内生产总值）

2、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三大过剩”与”三驾马车”失衡加剧

“三大过剩”：劳动力过剩、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金融资本过剩

“三驾马车”：投资（高）、消费（低）、出口（高）

3、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后续演进

内需：积极的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08年危机中央新增加1200亿元资金中，大部分用于民生，涉农投资超过1/3，仅有250亿用于基建，这和97年不同。

外需：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

与97年那次不同，早在3年前即05年中央就成规模的加大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国债投资，虽然当时的初衷并不是应对危机，但客观上发挥着依靠县域经济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