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行制度，长期逗留的留学生除了打工等人员之外，允许在入境半年内免税购物。日本政府将修改税制，把现行外汇法规定的只要是“非居住者”就可免税购物的条件，缩小为在留资格90天以内“短期逗留”的游客等。

消息传出，“代购圈”直接地震！

本就受疫情影响的“代购圈”又一次遭重，受跨境电商挤压的“个体代购”们在货源上又被狠狠切了一刀，不少“代购”们开始思考后路：转型电商还是开拓新路？

但无论如何，“代购”们是不会轻易退出的！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5-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发展趋势。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疫情情况基本稳定，处于常态化防控阶段，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8.47万亿元，实现大幅度同比增长29.2%。

也就是说，自2016年起，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2021年更是迎来了一次爆发！

也难怪“代购”们都趋之若鹜，利润如此之高且蛋糕还在持续做大，谁不希望靠着自己的双手“代”出一个淘宝、京东呢？

那“代购”究竟好不好做？疫情环境下的前景如何？《螳螂观察》找到了三位与“代购圈”紧密相关的朋友，和他们聊了聊如何理解“代购”这一火热行业的，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岳小清，24岁，公司白领辞职，个体代购

入行的关键还是引路人。

我表姐是做化妆品生意的，早年在省城做导购，2013年回老家结婚就没再出去了，但迫于经济压力，她开始自己琢磨“代购”这条路。

2015年我高中毕业，暑假闲来无事就想找个暑假工，于是表姐主动提出我让我过去帮忙。

也就从那会儿开始认识到了化妆品可以这么贵，看上去小小的一箱东西价值居然有2-3万，而表姐家里的存货还有好几箱。

每天的任务就是分类、打包然后跑腿送货，有些远的可以联系快递，但客源大多在一个县城，就得骑着自行车自己送，那会儿特能吃苦，顶着三十七八度的太阳骑车，我嘴里居然还能哼着周杰伦的歌，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多月后，表姐给我发了三千多块的工资，连我爸妈都吓了一跳，打听之下才知道，她现在的“代购”生意，一个月能挣一两万。

但相比那三千多块钱，对化妆品的认知才是我更大的收获。

大学离家没太远，在课余时偶尔也能帮表姐跑一跑，时间久了，对这一行的门路也越来越熟悉，表姐对我说：如果有自己的客源，就可以自己做了。

于是，我就成了同学们口中的“社会姐”，微信和QQ日常发布化妆品文案，虽然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屏蔽”，但也总算积累了几份订单，靠着表姐提供的货源，交易很顺利。

这才算真正入行了，客源也随着时间和口碑发酵慢慢变多，许多屏蔽过我的同学开始主动联系我，再之后扩大到同一级的其他班、其他学院，再后来甚至吸引到了不少大三大四的学姐。

而货源方面不能总是依赖表姐，毕竟我的单子大部分还是学生党，订单多但单价低，于是开始跟着表姐亲自去跑，大二那年办了签证，第一次去的就是日本。

本以为会是一次边玩边买的浪漫旅行，没想到是挤在狭小的8人间里熬了一晚。第二天一清早去免税店排队，一家一家赶，身上背的比上大学时带的行李还多，接着又马不停蹄过安检，直到上了飞机才能安稳的睡个好觉。

但即便再苦，想想一趟下来的利润，心里还是满意的。

不过也因为“代购”，我的大学学业自然不会理想，本来就学校一般，也没想过考研考公，毕业后只能去小公司做文职，本想着像学校里一样靠着“代购”挣两份钱，但很快发现这样的想法不现实。

“代购”虽然简单，但需要花费我大量的精力，譬如记录客户的喜好，这样才能给出更好的推荐；譬如关注新品爆款，确保自己的“专业性”，而最消耗时间的是与客户的沟通，长时间不回复很容易造成客源流失。

而这些都是兼职无法做到的，2019年底，我正式辞掉工作，开始做全职“代购”。靠着长期积累的人脉和表姐的指引，很快迈过了了“月入过万”这道坎。

但好景不长，疫情一来，货源成了问题，没法出国的情况下完全依赖于网络订单，除了能做推荐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优势，利润和收入直线下滑。

那一年里，我所了解到的，部分同行做了主播，部分转入平台做起电商，好在表姐找到了一条留学生购物的线，靠留学生带货省下的税款来节省货源成本。

就这样，2020年底恢复正轨，但因为有主播带货和电商平台的竞争，客订量缩水了不少。

看到“日本取消留学生购物税”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波我炸了！好不容易搭建起的货源渠道很可能被拦腰斩断，“代购”的方向似乎一下子变得迷茫了起来。

当然，目前这条法规还未正式施行，我和表姐也还在挖掘新的渠道，“代购”毕竟是个体经济，利润高的同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当初暑假里顶着太阳送货、第一次代购时挤狭小的8人间一样，这一次的困难，一样能挺过去！

张小美，34岁，个体代购转型，平台电商

10年做实体店，14年跑“代购”，19年转平台电商…

这一路走来，不少人笑我是“见风使舵”，但其中的辛酸却是难以想象。

“代购”太难了！需要时刻关注海外官网的订单情况，需要起早贪黑的跨国进货，需要保持正品的同时应对顾客的各种质疑，当然，最难的还是应付海关。

2019年出台了《电商法》，海关的检查比以前严格了很多，想过很多办法，借助老公朋友的国籍、雇两个本地留学生、又或者是托关系“打点”，但到了最后都不管用了，19年8月，一批价值30万的货被海关扣了，如何调解都于事无补，算上赔偿和罚款，这一单损失将近百万。

“代购”，说白了就是走私！与其承担这么大的风险，还不如当个“正规军”。

而且当我全面了解平台之后，对这一行业又有了新的认识。

除了政策的利好之外，平台把“买手”和“卖家”是分开的，不需要像“代购”一样两头顾。

由于上一单近百万的亏损，我最终选择以某跨境贸易公司“驻韩买手”这样一个身份入坑，只需要按照公司的订单采购各类轻奢包包和服装，靠着公司的关系成功进入“保税仓”，一路畅通，根本不用担心海关的问题。

20年初疫情爆发的时候，“平台”和“代购”的差距又一次放大，昔日的“代购”同行们连出国的机会都没了，而“平台”依旧运行流畅，甚至订单成倍增加。很快，我靠着积攒下来的本金辞职再创业，在当时最大的“网易考拉”上搭建店铺，我有曾经“代购”的底子，有货源和客源，加上平台在税务方面的某些政策优惠，对小店的未来，我还是很乐观的。

李正平，42岁，某电商平台中层

“平台电商才是海外贸易之争的结局！”这句话虽然有点官方，但这确实是我当年入职跨境电商平台的一大原因。

“代购”这一职业本身并不违法，但大部分“代购”还是通过偷税漏税的捷径完成的，本质上是属于“走私”的，即便现在相关条文还未健全，海关检查还有漏洞，但这样的空子还能钻多久？

日本这次法规就是“代购”未来最好的证明。

其实平台与“代购”早些年的争斗并不激烈，各自针对的目标群体不一样，“代购”有价格优势，能够帮他们的VIP抢到新品和爆款，相对比平台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时间久了，“代购”的劣势就来了，他们无法保障正品，尤其是近两年疫情环境下，许多“老牌代购”、“诚信代购”也开始出现假货，缺乏市场监管，“代购”们的诚信靠什么保障？

而实际上，“代购”们的买家对正品的需求度远高于“代购”所产生的性价比。

数据显示，2021年近四成的用户表示自身购买力有所增加，65.3%的用户认为自己使用跨境电商平台的频率有所增多。约37%消费者表示每月在跨境电商方面消费300-600元，另外，该方面的月均消费在100-300元区间和600-1000元区间的消费者各占22.8%和22.6%。

市场蛋糕还在做大，“代购”们肯定还有可乘之机，但随着经济发展，消费者们对于网购当然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一点上，“代购”个体是无法支撑的。

只不过平台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尤其是曾经的巨头“网易考拉”被阿里收购，阿里系近乎占据一半的市场份额，一家独大，其他像京东国际、苏宁国际、唯品国际这些想突出重围，似乎比国内还要困难。

当然，假货问题平台也会发生，无论是背靠阿里的“天猫国际”还是靠自营起家的“考拉海淘”都出现过假货投诉，非常影响品牌口碑，我甚至可以断言，平台监管的力度将决定跨境电商的生死。

除了“正品率”这一问题，我所在的市场组目前也在针对海外货源领域的拓展，除了日韩、欧美等地、东南亚、拉美、东欧等地区也将慢慢成为跨国电商的宠儿，这一点，更是“代购”个体们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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