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就在中国投资了中芯国际的他号称“亚洲投资教父”“半世慈善家”

93年就在中国投资了中芯国际的他号称“亚洲投资教父”“半世慈善家” | GPLP犀牛财经

先创业再去做公益，还是一进社会就投身公益?

作者：夏日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华人创投基金的兴盛；如果没有他，也就不会有今天中芯国际、ACER、星巴克北京燕莎百货等重量级企业出现在世界和中国的舞台上，他被号称“亚洲投资教父”“半世慈善家”，他就是汉鼎亚太风险投资董事长徐大麟。

美国汉鼎亚太(H&Q Asia Pacific) 风险投资公司是一家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的管理公司，在大中华地区、东北亚、日本、韩国等地的业务蓬勃发展。公司有办公室在波罗阿多市，分行遍布香港、上海、东京和汉城等地。

半路出身的风险投资家

其实，42岁的时候，徐大麟对创投一无所知。

1943年，徐大麟出生于正遭受日军狂轰滥炸的陪都重庆，五年后随父母迁往台湾。

1961年，由于受四年前年纪轻轻的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喜讯激励，他考进了台湾大学物理系。台大毕业后又负笈美国，读完硕士读博士，用五年苦读换来了久负盛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徐大麟进入一个叫AlliedChemicalCo.的美国公司做材料研究员。每天玩命地工作自不在话下，偏偏他没有心眼，在一次工作的讨论中，他直白地对老板表示，“我的工作已经比你做得好，”结果一个月后老板炒了他。

然而，连他自己都没想到，IBM的工作邀请此时会如天使般飞过来，此后，他进入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研究室，一呆就是12年，最后荣升为部门资深经理——这是当时华人在IBM所获得的最高职位。

其实，IBM的金子招牌罩在谁的头上，谁就是一块香饽饽，更何况徐大麟在IBM的平台上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创造了许多科研专利，在几十年之后，回到中国投资的他，更是在广东东莞发现了他当年在IBM开发的技术，而现在这个技术则用来为苹果的IPOD提供支持，他毫不犹豫就投了这个项目。

利用IBM平台，徐大麟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层次，而且借助这个平台，搭建起自己的人脉网络，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做风险投资的良机，于是，他选择加盟了一家叫汉博奎斯特的创投公司，不过他觉得真正的机会在台湾，于是离开美国，到台湾开始了他的事业。和所有新生的事物一样，被徐大麟称为“创业投资”的风投行业，一开始就面临了发展的困境。“资金募集很困难，没有人愿意把钱交给你去化，然后他还要付钱给你，最后失败了，后果他自己承担，获利了还要和别人分成。”——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徐大麟是疯了。

就在徐大麟陷入进退维谷之时，看好他的李国鼎毅然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际关系，为徐大麟的筹资铺路，巨石就这样搬开了。可以说，当初如果没有李国鼎和徐大麟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台湾高科技企业驰骋世界市场。以台湾今天最为成功的ACER为例，如果当初不是徐大麟风险投资的进入，也就不可能成就其今天在世界消费电子领域的成功，也不可能衍生出BENQ品牌。而ACER只是徐大麟诸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

1993年，中国银行和美国安泰保险共同组建“中安基金”，委托徐大麟及其团队来管理，就这样，徐大麟开始了其在内地市场的第一步。

进军中国内地市场上面临着各种困难。当时进军内地市场的外资必须以三资企业的形式组建合资公司，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使许多境外风险投资资金没有办法推出投资项目，导致许多企业身陷投资困境，面临亏损，这个时期被投资界称为“投资黑暗期”，许多投资者选择逃离内地市场。而他对于中国市场的判断充满信心，先后在中国市场投资了海南航空、北京燕莎百货等优质项目。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投资了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的成功是对徐大麟投资理念的全面检验，当时，张汝京由于在台湾的芯片企业被股东卖给了台积电，一气之下，跑出台湾准备上马芯片生产线，最终由于上海市政府为其提供了优惠的政策条件，才落户上海。在中芯国际还一无所有之时，徐大麟敏锐地意识到中芯国际未来的前景非常值得期待，“张汝京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一流操盘手，而且他的团队也是非常优秀的一流半导体方面的人才，加上上海市和国家对于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因此我认为中芯国际是值得投入的一个企业”，事实果然如徐大麟当初的判断一样，中芯国际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在香港上市时，香港市民排队购买股票，而对于徐大麟来说，当时投入进去的几千万美元，已经以超过三倍的价值回报了。

很多觉得徐大麟的投资诀窍肯定很神奇，而他自己也表示，“到了我这种境界，已经不需要看很多东西了，凭感觉就能知道一个项目可不可以做，如果项目可以做，我一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问对方89个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我基本上就能判断这个公司的基本面，然后作出投不投资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还同时参与了韩国经济的复苏——为了挽救亚洲经济，世界银行曾组建了振兴亚洲经济小组，而金融方面的重组计划，世行则选择了对于亚洲经济熟悉的徐大麟和他的团队来完成。

后来，凭借十几年在亚洲地区的耕耘，徐大麟借着世行让他们管理拯救韩国财务经济创投基金的机会，完成了对于韩国三阳证券的重组，不但没有花韩国政府一分钱，而且还把一个濒临倒闭的证券公司改造为现在韩国数一数二的证券公司，此举极大地减缓了韩国的金融危机。

半世慈善家

2011年1月，经过赠与亚洲理事会的提名，并经过全体理事投票，担任过三年理事的徐大麟正式当选为赠与亚洲理事长。赠与亚洲是一个美国专业慈善机构，众多大企业、企业家和基金会都捐赠过该机构，以帮助解决亚洲救灾及妇女、孤儿教育等问题。作为赠与亚洲的首位华裔理事长，徐大麟明白，自己的当选也意味着今后必须有计划地为此付出时间，更重要的是，必须熟知慈善的相关专业知识和具体运作。

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徐大麟开始了半世慈善家的生活。

其实，2005年以前，徐大麟还没有跨进公益圈的计划。尽管美国早在20世纪就已形成丰富的慈善文化，富人做慈善也已成为主流，但作为第一代新移民，徐大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存意识和创业意识，脑子里想的只是“怎么去赚钱”，对慈善的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在科技界做风险投资是一件相当占用时间和精力的事，这也使得他无法分心于慈善。

然而转变发生在2004年。2004年的印尼海啸过后，徐大麟参加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发现，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大企业家都在聊慈善。当公益突然成为全球的公共话题后，徐大麟的演讲内容也由风投变为公益，“我绞尽脑汁地写了一篇讲演稿，专门谈公益的国际化。那一年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被徐大麟称作“革命性的变化”，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财富的累积和财富的使用。徐大麟读博士时的母校里有一个中国学生会，他经常受邀去演讲，前几年，广受学生关注的话题是创业和赚钱，而近两三年里，学生的关注点已放在了慈善上。年轻人的兴趣转变也让徐大麟看到了时代的新潮流，“我从中发现了一个趋势：大学生观念改变了。我们当学生时，100%的时间都用于拿学位，以便今后找个金饭碗和供养家庭孩子。现在的大学生却会用20%甚至30%的时间参与公益事业。”此后，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引领富豪承诺捐献，该事件也深深影响了徐大麟的财富观。

其实，关于先创业再去做公益，还是一进社会就投身公益?

徐大麟和二儿子徐牧衡曾为此争执了很久。

徐大麟的选择是坚持要先创业，待到财富足够多，才有资格去做公益，

“我当时的想法是，他应该像比尔·盖茨那样，先赚了钱再去做公益。一毛钱没赚，怎么做公益?”然而二儿子徐牧衡并不认可父亲这种“简单思维”，因此，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这个对汉语只会说不会写的年轻人马上就飞到中国专职做起了公益。

如今财富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徐大麟则认可了儿子徐牧衡的观点，“以前我认为先赚钱后做公益才是真理，现在明白了这根本是两回事。其实公益并不要求一味地花自己的钱去做，它包含了很大的学问。会赚钱的人不一定就会做公益。”

彼时刚迈入慈善圈的徐大麟甚至愿意虚心接受儿子的批评和指点，比如他最初认为，身为赠与亚洲理事长，自己首先要思考如何募集更多的善款，但徐牧衡却提醒他应该更注重项目，要先知道做什么，假如做的项目正确，钱自然好筹集。

日本“3·11大地震”之后，赠与亚洲提供了570万美元的救灾款，徐大麟自掏腰包亲赴日本开展慈善活动，徐牧衡也跟随父亲一同前往，而其身份竟是父亲的“顾问”。对于儿子的帮助，徐大麟很是高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在为赠与亚洲带来新资源的同时，赠与亚洲的具体工作也让徐大麟产生了关于慈善的新思考：赠与亚洲理事长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一届，但六年之后，自己的慈善事业又该何以为继?2011年，徐大麟心中形成了新的慈善构想：一个是在香港成立汉鼎亚太的企业基金会，另一个是像比尔·盖茨那样成立个人基金会，散出自己的财富。但谈及到底采取何种模式更为有效时，他承认自己还处于学习、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