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该如何拉动城市化进程？

本文摘编自《航空都市》（中信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作者: 孙天尧、韩淼等，36氪经授权发布。

未来的生活充满变数，城市化与城市生活、经济发展也将与科技飞速发展息息相关，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依赖科技创新。中国杭州是全球第一个发布城市大脑计划的城市，在交通领域率先领跑，继而拓展到公安、城管、医疗、应急、旅游、房管、农业和基层治理等领域。

科技创新是拉动城市化进程的源头

大型科技革命可以大大推进城市化进程。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带动了第一批西方城市的城市化；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带动了交通工具工业化、电气化发展，从而拉动世界城市化步伐并形成了世界市场；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世界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广泛连接使城市最终成为核心人居环境，城市化向更为精致、健康和安全的方向发展。

科技创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需求两方面来促进产业结构提升：一方面是供给端正向促进，另一方面是消费端倒逼。因此， 掌握核心高科技的企业和经济体往往占据产业链上游地位。而现代科技带来的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趋势，也使全球产业链运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阻隔越来越小，形成“互联网”“物联网”平台，信息化发展无疑将提升产业对市场的敏感度和智慧型生产的水平。

顺应科技发展而自然发生的城市化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摊大饼”模式带来交通拥堵、住房和人居质量下降、环境恶化、农业空间受到侵占以及城市安全风险等。由此，欧美发达国家先行提出和实践，我国快步跟上了建设“智慧城市”，即以发展“数字城市”“互联网”等为主要手段优化城市管理。《城市大脑》一书提出，中国杭州是全球第一个发布城市大脑计划的城市，在交通领域率先领跑，继而拓展到公安、城管、医疗、应急、旅游、房管、农业和基层治理等领域。

且不论“发展中的智慧城市系统”方方面面有待完善，根据2020 年初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方面的表现，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一方面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保障，通过电信信令数据可溯源重点人群行动轨迹，可使防疫部门提高筛查、监管效率并进行人员流动方面的趋势预测；另一方面是基层精细化管理能力的加强，社区单元的管理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汇总社区人员数据、智能打卡、人工智能监测等特色防控手段上推出智能运营管理平台，5G 的实现和推广也有利于特殊时期各类线上平台和服务的广泛应用。

新型交通重构未来城市形象

正如航空为城市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发展格局，科技影响下的新交通方式正悄然到来，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场景。新涌现的交通方式更加绿色化、个性化、效率化，并且“上天入地”，向城市空间的垂直方向发展。通用航空、小型飞行器、无人机货运可能随着空域管理和信号技术的系统化而开放，形成城市新景观，并可能改变民航机场主导的机场布局；自动驾驶技术可能会让人们对城市道路网的需求减少；而新型物流开始利用地下管廊，使空间更加集约高效；新型城市高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也需要强化与其他各类主流交通方式—机场、汽车、自行车和人行慢行系统—的无缝衔接。

自动驾驶等新的交通方式也会进一步与通信大数据和智慧城市系统相结合，成为数据源和城市大脑的“神经末梢”，参与未来城市的智能化管理。未来交通方式也不能只重视技术进步而忽略安全问题，例如程序安全问题、通信信号系统是否完善和清洁能源的安全问题等。虽然未来新交通不会对航空领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是机场和航空都市更应考虑与高效交通方式的互联，提高区域交通连接度。

高等院校、科技人才培养助力创新发展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等是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和集聚科技要素的载体，而临空经济区、航空都市往往由于便捷的交通条件、门户区位场所和依托机场的连接度优势成为一些高等院校及科技型企业的选址布点场所。例如，新加坡樟宜机场临空门户区 （ 距离机场入口 5 公里以内）布局了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工艺教育学院等高质量院校，以及摩根大通集团、IBM 制造咨询等领先三产服务机构； 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门户区 5 公里范围内也集聚了 IBM、思科等 IT 类高科技企业。 创新创业要素、科技人才培养与现代城市发展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在规划设计航空都市时，应该充分注重软环境建设发展对科技创新环境的培育作用。

毫无疑问，科技创新过去曾是，未来更将是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关键发展动力。2020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中国经济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要求我们一方面需要加速国内循环，做大内需；另一方面仍然要寻求经济体制开放与对外合作—在逆全球化趋势下努力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产业链中的地位，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科技创新对新发展格局的驱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虽然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逐年降低，从 21 世纪初的 50% 降到 2018 年的约 35%，但这一比率仍远高于美国、日本，高科技设备、研发设备也多依赖进口。可以说，我们距离发展到全球顶尖产业链上游尚有一定差距，只有不断强化创新驱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抓住发展机遇和主动权。而机场在其中起到十分关键的对外联系与对外交流作用。城市的建设，一方面应借助枢纽强化内部与区域交通的快速、便捷化连接程度；另一方面应更加注重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创新要素市场得以迅速配置与交流，激活内外双循环。

当然，我国多年来对科技研发、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科研支持相关投入每年都会得到强化。但不得不承认， 目前我国创新发展面临着创新经济型龙头企业较少，上游关键环节较为薄弱，科研成果转化尚且不足，创新发展具有一定地域门槛，企业型创新金融资金体系支撑不足等问题。这对政府能否有效制定强有力的引导政策将是一大考验，对航空都市能否响应时代发展机遇，优化自身创新服务体系，构建适合创新技术、创新产品的发展环境，也将是一大考验。

书名：《航空都市：创新未来城市版图》作者：孙天尧、韩淼，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城市发展与空间规划领域专家，专注于航空都市理论研究与实践。哈佛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学士，美国注册城市规划师（AICP），美国环境与能源先锋（LEED AP BD+C）；曾在美国AECOM、RTKL等知名咨询机构和大华盛顿地区阿灵顿郡社区规划住房发展局从事城市规划相关工作；作为航空都市理论创始人约翰·卡萨达博士的重要合作伙伴，主要在中国及亚洲地区从事航空都市及枢纽周边地区规划、设计及综合开发等课题研究和咨询工作；拥有从航空都市规划到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等不同尺度的城市开发经验，作为核心成员主导并参与了20多个临空经济区的规划与建设。多年来，他与约翰·卡萨达博士共同就航空都市议题开展咨询与科研工作，目前已在航空都市专业领域里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在约翰·卡萨达博士航空都市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并主导创建了“全球航空都市评级指数”，该指数是航空都市理论的重要延伸和分析工具，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方法，该工具有望在数据分析层面帮助城市借航空都市的创新视角探索发展思路和机遇。

毕业于同济大学，长期从事枢纽周边地区发展研究工作；作为核心成员主导或参与过众多临空经济区规划、咨询与建设工作；在特大交通基础设施周边地区发展问题、公共交通导向开发、交通规划、城市设计、枢纽综合体设计、产业与商业策划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参与并建立了“全球航空都市评级指数”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灰犀牛”（ID:citic_huixiniu），作者：孙天尧韩淼，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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