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踝部播客这些天：没有商务，没有公司，赚钱纯靠意外之财

我做踝部播客这些天：没有商务，没有公司，赚钱纯靠意外之财

作为入行三年，在工作中已然感受到疲态的新媒体打工人，陆尔豪（注：文中主播名称均为化名）没有选择辞职。

日日夜夜地找选题、写稿、发稿、跑活动，让她时不时感觉工作“没有灵魂”。

我问：“现在的工作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交作业，给老板打工？”

她答得很快：“对。不然我还是来干嘛的，大家上班不都是为了钱吗？”

在这样看似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中，她找到了一个排遣方式——录播客。

“我觉得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在整个生活和工作中能找到自己价值感的事儿。相当于你在生活里可能没什么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在工作里面获得的价值感也是有限的，这些其实都需要找一个出口。播客可能是让这个事情很具象的一个（东西），我回头看我这一年，就算再不济，我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这是实打实的。”陆尔豪说。

2019年年末，她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创立了播客《大上海歌舞厅》。

主播们曾相互调侃过，她们希望成为一档寿命对标阿里巴巴，内容对标GQ的播客。《大上海歌舞厅》没能按“预想”中的剧本爆火，它顶多是成了好友关系的润滑剂，当然了，也为陆尔豪带来了她所想要的成就感。

《大上海歌舞厅》的小宇宙订阅量从零涨到一万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近些年，媒体的目光持续地聚焦在头部播客和耳朵经济上，疫情前后，也有更多的播客涌进了市场。有人靠着早年的市场红利成了细分赛道老大，也有更多人持续着不温不火的态势，连租个办公室、雇几名专员经营也成了难以望其项背的事儿。

打开音频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喜马拉雅，进入播客频道，榜单上排名15以后的播客基本上就无缘订阅量10万了。蜻蜓FM、小宇宙、荔枝等App也延续了类似的情况，甚至榜单播客的订阅量还要更低。

而据LISTEN NOTES的数据，现在中国市场内有将近4万档播客。

这意味着，行业内只有不到10%的节目成为了头部，剩下的90%及以上的节目还没有被大众看见。

《大上海歌舞厅》是多数派中的一员，它也许不能代表播客业态下的集体，但却是在涨粉、流量、赚钱的边缘浮沉的真实样本。

陆尔豪直言：“大家早期可能会有这种幻想，如果我们做大了以后就可以辞职，不干这烂工作，但是越做，你就越会发现这其实是很难的事儿。”

起源于追星的一档播客

《大上海歌舞厅》有些特殊，不同于其他节目至多3-4名主播的模式，《大上海歌舞厅》的常驻主播有足足七人。

其中，陆尔豪、傅文佩和白玫瑰都是媒体行业从业者，三人曾供职于同一家公司，离职后又因兴趣爱好而聚到了一起。另外四人则是以陆尔豪为核心找来的人脉，她们分别供职于金融、建筑和广告等公司。

主播们从《情深深雨濛濛》中取了不同角色的名称作为自己的花名，这是她们行走江湖的ID，也是代表自身性格色彩的外号。

播客创立前，陆尔豪去看《这！就是街舞》的总决赛，易烊千玺也会出场，为了给追星的朋友们直播现场实况，陆尔豪拉了个七人群。

结果，七人在群里像是开了闸似的聊天，每天群内的消息都能够达到几百上千条。

傅文佩说：“聊各种娱乐圈八卦，有的时候还聊得很深入，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播客的内容。”

2019年，播客的定位偏向中产，聊的话题也较有门槛，《大上海歌舞厅》则是逆潮流而行之，把朋友间的聊天、娱乐圈八卦，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播客上。

主播雪姨为录播客做的准备

她们并不会同时出现在一期节目中，那样太乱，因此，每期节目进行录制的人数也往往是2-4人。

选题过程散在日常的聊天中，聊明星、聊日常、聊八卦，聊得多了，七人当中总会一个人说“感觉可以录一期节目”。

打开石墨文档，创建文件夹、立项，感兴趣的主播在其中填下自己的名字。确定录制主播后，大家开个电话会议讨论提纲，接下来录制、剪辑，一期节目就完成了。

最后，大家会在群里一起听成片节目，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再进行修改。

七人做播客有个好处，项目可以按“组”推行，七人分为两组，按此来推进项目流程——什么时候开选题会、什么时候做录制准备、什么时候正式录制......有时候，其中一组在开选题会时，另一组就已经在录制环节了。

但凡遇到其中一两个人状态不对、工作太忙，其他人可以马上接替上，这样节目就不至于断更。

具体是从哪一期开始有粉丝追更，傅文佩也不记得，只记得一开始尝试做一做的播客，现在居然做了整整两年。

为了积攒初期流量，她们把播客转到朋友圈，朋友听完再转给朋友的朋友。

偶尔小宇宙会将《大上海歌舞厅》推上首页，这会带来许多加持的流量。上首页，播放量能够上万，不上首页，播放量就在2000左右浮动。

没有商务、没有公司、没有精修照的松散组织

她们没有注册公司，没有专门雇佣商务对接广告需求，连“创业”这个念头都不曾出现在她们的脑海中。

傅文佩说：“创业，第一要有本金，第二要有很强的自律能力，我们这种懒懒散散的组织是不可能的。”

说“懒懒散散”，是因为七人都有本职工作，哪怕决定了下一期要聊什么话题，在石墨文档里立了项，但从讨论到最终播客剪辑完成，就可以耗费三周左右的时间。

做播客对于她们来说，是一件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事儿，谁都能做，谁都能够表达。而她们自身，就是在这个播客项目中的“普通人”，不同于一些有光环的网络博主，她们没有精修照，不需要塑造人设，不需要在公共平台发布“官方内容”，更不需要刻意维持粉丝和主播之间的距离感。

连听友也看上去并没有把她们当回事。

《大上海歌舞厅》现有两个听友群，总人数约500人，群内活跃到如果一天不打开群，就有几千条未读消息。

而群里知名的梗，就是“你能分得清七个主播的声音吗”？

刚一进入听友群，就有听友询问能否分清主播们的声音。

对傅文佩来说，分清七人可太简单了：“雪姨就是很标准的北方口音——天津话，我总觉得她还有一点东北味儿，但她自己不承认。秦五爷声音很甜，绿豹子声音稍微粗一点，但是语速很快......”

陆尔豪并不会专门打开群看粉丝在聊什么，但几个群聊常常会在她的微信界面上蹿下跳。

如果群友们正聊得火热，她突然插进去说一句不相关的话，是不会有人搭理的。听友们有他们自己想要讨论的议题，也有他们自己的小圈子。

她笑道：“我们在不在里面也不是特别重要，我有一次应该是在里面问了一个什么问题，（结果）无人问津。”

如果在群里宣传播客即将开展的直播或线下活动呢？

“没什么用，该不听还是不听，该不去还是不去，他们非常我行我素。”陆尔豪说。

来到群里说句话，立马就获得山呼海啸般的热烈回应，对陆尔豪来说是“可怕”和“有负担”的。录了太多娱乐圈相关的播客，见惯了因为光环塌房的事件，粉丝像朋友一样对待她，反倒是令她最舒适的状态。

现在的群聊，会有人在里面教office排版，也会有人在里面聊政治经济议题，它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也是一个没了主播还能够自由生长的平台。

主播们围坐在一起录节目

主播们基本上没对赚钱抱有太大期望。

全职来做？不考虑。

赚一笔大钱？也不太可能。

按陆尔豪的话来说，就是收入不稳定，赚到的都是一些“意外之财”，比如参加音频平台官方举办的比赛，拿了名次，能有个一两千元。

即使是这样，她们也曾认真考虑过变现这件事。她们做了商业化的PPT，还四处和朋友宣传，表示有人想投广告可以考虑她们。

不过，我翻遍了《大上海歌舞厅》近三个月的节目，也只找到了一条广告。

傅文佩说：“我们的目标不就是七个人出去玩一趟，要求不高啊，还实现不了。”

聊天过程中，傅文佩几乎拒绝了“节目体量大了以后”的所有预想，这部分问题的回答被浓缩为四个字——到时再说。

主播们还入驻了爱发电平台，这是一个能够让创作者发起创作方案，从而获取粉丝资金支持的网站。她们为节目设置了一月9.9元的发电金额，配文“9.9给主播们买杯奶茶吧”。

截至目前，只有6人付款，如果九块九就能买到一杯奶茶的话，起码还有一位主播需要自掏腰包付钱。

就连受邀去播客大会，主播们也不是抱怨没有出场费，而是会说“能被邀请已经很不容易了”。

新榜对话《大上海歌舞厅》

新榜：每个行业都可以大概分为头部、腰部和底部三个部分，你们认为《大上海歌舞厅》在播客业内处于什么位置？

陆尔豪：踝部往上一点点。

傅文佩：原来尔豪这么悲观，我觉得不是，我们在臀部以下的膝（盖）部吧。这个行业比我们小的播客要多于比我们大的播客。

陆尔豪：你对我们播客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没有认知，同类播客都进步神速啊。

新榜：如何看待现在中国的播客市场？

陆尔豪：音频它就不是一个容易二次传播的媒介，它的时长很长，你也不可能截取一个片段，像电视剧一样去哪宣发一下。在美国，广播本来就是一个很大众的媒介，大家有车载媒体的收听习惯，但在我们这儿，所有人都在刷短视频，播客就是一个反潮流的媒介形式。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缓慢的发展，但是这个市场永远不会像抖音或者快手那样，成为现象级的内容市场。

傅文佩：真正想成名的人会去做视频，它天然的带有加成。

但是音频是一个这样的媒介——我希望自己退居在屏幕的背后，只是单纯地跟你聊这件事情，我没必要去把自己的形象树立得很高大。这可能是音频和视频从出发点上的区别。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文章在写什么播客的风口来了，然后我都毕业工作好几年了，还在说播客的风口来了，这风吹得有点久。

新榜：是否会考虑播客形式上的创新？

傅文佩：我们其实做过一些形式创新，比如加了一些安利环节，或者是铺一些背景音乐之类的，可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改变，但是大的形式就是随意聊天。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很多人喜欢我们的一个点，暂时不需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