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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我把回广东的计划取消了，留在北京过年。无它，怕死，还没活够。

今晚是除夕，在和父母打开微信视频拜年后，我打开电视开始看春晚，这是我第三次看春晚，作为一个广东人，以往确实不看春晚，完全听不懂北方同学跟我说的各种「梗」。

今晚，是我第三次看春晚，我依然听不懂这些「梗」，听不懂不是我普通话不好，而是我的心思完全不在电视上。

我一边把春晚当作背景音，一边刷朋友圈、一边看各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新闻，期待着，有奇迹出现，期待着，突然出现了特效药，期待着，可能我们只是做了一场噩梦，可能快要梦醒了。

但当我看到多个武汉护士、医生从医院里流出来的视频，听到他们在病房、医务室痛苦、崩溃、绝望地呼喊时，我完全无法把今天，2020 年 1 月 24 日，当作是一个除夕夜。

我开始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每天要面对这个我还无法治疗的病毒，病人哭着喊着让我救他们，各种人性在这个时刻充分暴露，我会不会崩溃？我应该会。

当我在敲这篇文章时，外面响着爆竹声。我在想，这是个该「欢度新春」的时刻么？春晚今晚该播出么？我没有答案，如果播出，可能是一片骂声，大家会说，疫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为什么还有心情欢歌起舞？如果不播出，可能另一种声音又会出现，每年都播春晚，今年不播，是不是事情实在太严重了，社会是不是要出现极度恐慌了？

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春晚能不能播出的决定权，这虽然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电脑屏幕上的按钮，但按下开或关，利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计算。

又回头，我看到我们团队在微信群里发红包，我心里又开始了纠结，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发红包庆祝新年么？如果一起庆祝，似乎心情上，作为一个生在这片土地的人，一个希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我此时此刻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情；如果不一起庆祝，会不会让大家的心情变得低落，我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打打气？

再回头，看到一个微信群在讨论武汉市长可能要被撤职，大家都纷纷开骂，并讨论河南政府做得如何如何好，我应该参与么？我不知道，我的参与对大家的讨论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参与或不参与，都不会对疫情、政局带来变化，可是，我会反问，我在这个时候，能为社会做点什么，能为这个可怕的疫情做点什么贡献？

有人抱怨，武汉政府的封城，给了 8 个小时的「逃生」时间，将近 30 万人从武汉「逃了」出去。抱怨者几乎都不是武汉人。作为一个在北京的广东人，目前还活着，我自然是不希望被感染的，也是不希望武汉人「逃出来」的。但如果我是武汉人，在面对：

1. 医疗资源可能不足
2. 生活物资可能不足
3. 我想活着见到我在外省的家人
4. 我还没被感染，不想留在武汉

的时候，我会怎么想？我想，我可能也会有「逃出去」的想法，求生，是人类的本性，或者说，生物的天性。

当我们抱怨那些逃出去的武汉人时，多多少少有些「大我」思维，从「大局出发」，但如果放到「小我」，我们真的能做到那么无私么？

我没有答案，我可能能，也可能不能，事情没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说，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我是一个留言功能被相关管理部门剥夺的公众号作者，但这个时候，我会选择相信政府，至少，相信政府的源头，现在会做出正确的决策，把正确的资源调动到正确的地方。

我也会选择相信医务人员流出来的视频，他们是真正在一线战斗的人，他们应该被善待，他们应该获得足够的保护和物资，如果连他们都倒下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谈论的？我这一千字，在他们面前，不值一毛钱。

如果这两者之间，还有其它的角色，你问我相不相信，我可能不相信那些阻碍疫情透明化的人；不相信那些明明可以早点做措施，却迟迟未做出正确决策的人；不相信那些表面上说物资充裕，民间却到处寻找募捐的人。

我知道这不是秋后算账的时候，我也没资格没权力说这样的话，我算老几呢？但民间的声音，官员们，在未来的时刻，可否多听一听，多认真对待一点点？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仅病毒可以人传人，信息传播的速度比病毒还要快，我们可否在未来的时刻，对待民间的声音，更认真一点，花一些资源去查实，而不是把它们都当作谣言，消灭在微博之中？

我想，我们除了可以在朋友圈说「医护人员加油」之外，还能在一些靠谱的捐款渠道，给湖北、疫区的人捐赠人民币和物资，我们还能转发湖北，尤其是武汉的物资短缺需求，当然，也能把靠谱的信息，分享给我们的家人。

我本以为，春晚这个全国性的节目，在今晚这个特殊的时刻，会呼吁国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疫区的事情，比如我前面所述的。但是，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不呼吁，我们可能说春晚没人性，如果呼吁了，又会有人说，这制造了极大的恐慌。

真的，很难。

我想，我们能做的，依然是保护好自己，对其他人做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时刻保持对疫情的知悉，希望，政府也继续保持我们对疫情的知情权，等疫情消灭了，这既是国家的好事，也是知情权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