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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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我什么都不懂。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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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

- 卢昌海 -

像我这样的理科生， 有时要通过曲折的途径才碰巧会知道某些文科书里的名言。

有一年， 我在纽约的 Strand 书店买到一本珍妮特·阿西莫夫 (Janet Asimov) 的 Notes for a Memoir on Isaac Asimov, Life, and Writing (《关于阿西莫夫、 人生及写作的回忆札记》)。 在这本以她丈夫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为中心的回忆录里， 我读到了美国作家亨利·梭罗 (Henry Thoreau) 的 Walden (《瓦尔登湖》) 里的一句名言： “如果一个人没有跟随同伴的步履， 那也许是因为他听到了另一种鼓声。”

珍妮特回忆说， 那是阿西莫夫最喜爱的名言之一。 阿西莫夫并且在给珍妮特的信里表示， 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比方说， 拿工作以外的乐趣或休假来衡量， 他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 他之所以 “失败”， 正是因为听到了另一种鼓声， 一种让他拼命珍惜时间的永不停息的鼓声。

若干年后， 一个偶然的场合， 我见到了一本名叫《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的书。 因着那句名言的缘故， 将之添入到了我的藏书里， 并于前不久开始阅读。

这一读， 发觉出乎意料的合我口味。

最终， 以一种称得上恋恋不舍的慢速度读完了。

读了数篇之后， 我就对作者高涌泉有了好奇。 留意了一下生平， 得知他是国立台湾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出生于 1956 年， 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 Berkeley) 学习粒子物理， 于 1985 年获博士学位， 导师是铃木真彦 (Mahiko Suzuki)。 除科研外， 高涌泉——据 “维基百科” 介绍——“多年来从事科普写作， 投注心力于台湾科学教育”， 《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是他的第一本科学散文集。

“科学散文” 这个概念在我看来， 跟我近几年偏好且自拟为 “科学史随笔” 的文字是同一类型的， 也难怪那么合我口味， 大有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之感。

在《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中， “另一種鼓聲” 这个书名倒是未被回溯到梭罗， 而只是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 那篇文章之所以取名为 “另一種鼓聲”， 则是由于 “許文格曾說費曼聽從的是「另一種鼓聲」”——这指的想必是费曼去世后， Julian Schwinger (大陆译成朱利安·施温格) 在为其所撰的讣告中， 称费曼为 “敢于听从另一种鼓声的人” 的典范。 至于讣告中的 “另一种鼓声” 从何而来， 我想， 倘若那并非 “古已有之” 的说法， 则多少跟梭罗有些关系吧——但无论有没有关系， 我与此书的缘分都是因着这 “另一种鼓声”。

《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由 50 篇短文结集而成， 每篇皆只寥寥数页。 这种短篇科普其实是很难写的， 常会流于肤浅。 此书却完全不同， 文字虽短， 却不乏亮点， 娓娓道来， 看似漫不经心， 却别有经纬。 读到后来， 简直每篇都让我有所期待， 哪怕谈的是我烂熟于胸的题材， 也往往有让我回味甚至击节叹赏之处。 做到这后一点实在是极不容易的， 却正是散文或随笔的境界——好的散文或随笔， 哪怕谈的是家常话题， 也依然能引人入胜。 这种境界也让我想起阿西莫夫的科普， 昔日读阿西莫夫的短文合集 Change! (《变！》) 时， 我曾在一条微博中评论道： “阿西莫夫的文字可谓长有长的好， 短有短的好， 极少让人乏味， 就像《天龙八部》里描写的乔峰的武功， ‘大有大斗， 小有小打’。”； “阿西莫夫的匠心始终透着轻松自如， 这是写作者的灵气， 绝非那种靠冥思苦想挤出一两个金句的作者可比。” 我觉得， 《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也正是 “小有小打” 的典范， 有乔峰般的功力， 且亦有轻松自如的灵气。

《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的另一个出众的特点， 是丝毫没有中文科普里越来越流行的插科打诨风格。 那样的风格偶一为之未尝不可， 甚至可以拉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 (Niels Bohr) 来当挡箭牌——因为玻尔曾经说过， “有些话题是如此严肃， 人们只能拿它开开玩笑”。 然而如今的某些中文科普已将那样的风格推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 几乎全仗插科打诨来掩饰实质素材的贫乏， 仿佛用一整碗佐料来烹几乎捞不出来的食材， 堪称事极而反。 在这种潮流里， 读到《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里那些干净明晰的文字， 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其实， 科学本身就是趣味盎然的东西。 这种趣味之胜于插科打诨， 就如同科学之有时比幻想更大胆——或者拿《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里的话来说， “事實有時候反而會給我們非常魔幻的感覺”。 只不过， 将这种趣味或事实呈现出来， 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字和科学功底， 还要有厚积薄发的底蕴。 相比之下， 那些自身的阅读能力就只限于科普的作者， 靠着读科普写科普那样的 “反刍” 式写作， 往往是写不出科学的真正趣味的。

《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之合我口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作者的很多见解 “于我心有戚戚焉”。 这方面不妨举几个例子——也权当推介 (或再次推介) 那些见解。

比如， 我曾在一条微博中写道： “很多科学博士乃至科学家像流水线上的工人执行工序那样使用着科学方法， 从事着科学研究， 也像工人不会把工厂业务带回家一样将科学方法留在了实验室里。 当今几乎所有稍具规模的伪科学背后都有科学博士乃至科学家在支持， 与之恐不无关系。” 那条微博由于涉及的是 “科学博士乃至科学家”， 其中不乏知名人士， 写的时候多少是有些 “捋虎须” 的忐忑的。 也因此， 可以想见， 当我在《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所收录的 “一長串的論證” 一文中读到 “表面上看， 現今社會中很多專業性工作 (例如科學研究) 需要密集的思考， 難道從事者都是超人嗎？ 那倒不盡然。 很多專業性工作， 本質上僅是在操作一套技術。” 时， 该有多么亲切。

又比如， 我曾在一条微博中表示过： “这些年我越来越欣赏冯·诺伊曼、 费曼等人的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姑译为 ‘社会无责任感’)。” 在《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所收录的 “費曼的哲學” 一文中， 我发现作者也对冯·诺伊曼、 费曼等人的这一观点给予了关注。 在该文中， 作者还写道： “費曼是我的英雄。 他的每一本書我都有…… 一般沒有什麼高低起伏的科學文章， 如果把作者名字蓋掉， 便不容易猜出是誰的作品。 但是費曼的文章只有他才能寫得出來， 不可能錯認成別人的手筆。 所以讀費曼的文章， 就好像在欣賞藝術作品， 純然是為了某種智識享受。” 这段话我简直 couldn’t agree more， 不仅 “讀費曼的文章， 就好像在欣賞藝術作品， 純然是為了某種智識享受” 精准地写出了我读费曼的感受， 就连 “他的每一本書我都有” 也是对我藏书的精确描述。

说到费曼， 插一句不算离题的 “题外话”。 前文提到， “读了数篇之后， 我就对作者高涌泉有了好奇”， 那好奇除了让我 “留意了一下生平” 外， 还让我在网上搜到了一篇《時空》杂志对高涌泉的访谈， 时间是《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出版后不久的 2005 年。 在访谈中， 高涌泉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聽過有人說， 年輕的時候要做研究， 老了再來教書寫書。 我現在了解事情沒有那麼單純。 Feynman 在四十幾歲的時候教他的 Feynman's lecture， 那裏面有很大的創作， 那是他的物理學， 我不確信他六十幾歲還能夠創作出他四十幾歲創作出的 Feynman's lecture。” 这个观点很新颖——比如跟英国数学家 G. H. 哈代 (G. H. Hardy) 所说的六十岁之后才宜 “write about mathematics” 的脍炙人口的观点截然相反， 却很发人深思。 事实上， “教书写书”——尤其是创作出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费曼物理学讲义》) 那样的高水平的 “教书写书”——所需的创造力很可能是被大大低估了。 与之类似的， 我觉得 “教书写书” 在贡献方面也很可能是被低估了的。 高水平的 “教书写书” 哪怕对第一流的科学家来说， 恐怕也是一种不亚于科学研究的贡献——这方面我想到的除费曼外， 还有史蒂文·温伯格 (Steven Weinberg)， 他们留下的杰出的科学著作有可能比他们的科学研究更无可替代， 对科学的长远贡献也有可能不亚于他们的科学研究。

除上述例子外， 作者对宗教 (比如对教徒诘难进化论的问题 “你在那里吗？” 的回答)、 对科学哲学 (比如对 “任何一项科学知识都可能出错” 的解读)、 对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的学说 (尤其是对其与相对主义的关系的分析) 等等的许多评述也跟我的看法相近， 深得我心。

这些 “于我心有戚戚焉” 的见解奠定了我对《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一书的喜爱， 但读此书得到的绝非只是单纯印证自己见解的 “回音壁” 的感觉， 而是多得多。 因为此书还有很多见解是从与我完全不同的视角出发， 或以在我看来非常新颖的方式表述的， 让我非常欣赏。 这方面也值得举几个例子。

比如在谈到科技时， 作者用了这么一个视角来显示科技在当今社会的优势地位， 不仅独特， 而且透着幽默： “雖然科技專家的道德感並沒有明顯地低於 (或高過) 文學家、 政治家、 或木匠， 人們還是很擔心科技人忽視了他們的道德責任。”

比如在谈到思考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时， 作者写道： “我們能忍受肉體勞累的程度要高於腦筋的勞累。” 细想一下确实如此， 那些面对稍有些智力挑战的科学就避而远之的宗教信徒， 却可以在健身房里汗流浃背。

比如在介绍弦论 “教主” 爱德华·威顿 (Edward Witten) 时， 作者写了这么一句话： “歷史上在理論物理和數學兩個領域皆為頂級高手的例子極少， 現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物理教授的威頓是一個。 如果要問在他之前的例子是誰， 可能得回溯至十七世紀的牛頓了。” 这后一句真是神来之笔。 虽然牛顿由于处在 “幸福的科学童年时代”， 其声望和影响绝非威顿可比， 但在牛顿与威顿之间， 确实找不出一位能在理论物理与数学两个领域都称得上顶级高手的人。 因而这一句话， 可以说是将威顿那样的人物的独特性勾勒得淋漓尽致。 这篇题为 “天才” 的文章， 也正是我前面所说的 “哪怕谈的是我烂熟于胸的题材， 也往往有让我回味甚至击节叹赏之处” 的一个例子。

在本文的最后， 再转述几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掌故——这是该书另一个方面的亮点， 不仅体现了前文所述的厚积薄发的底蕴， 而且也展示了作者本人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阅历。

第一则掌故是作者当初 (大约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或 80 年代初) 找铃木真彦为导师的经历。 铃木是理论粒子物理学家， 而理论粒子物理是一个公认的艰深领域， 于是铃木让他仔细想想是不是真的要走这条路， 不要草率决定。 读到这里， 我脑子里闪出的念头是作者要谈自己为何或如何喜爱粒子物理， 然而作者却反问铃木： “如果你能再年轻一次， 是否还是会选择理论粒子物理？” 而铃木的回答是： 也许不会再选物理， 但若仍选物理， 则依然会选理论粒子物理。 这段 “问禅” 般的对话在每个环节——无论是学生的反问还是教授的 “也许不会再选物理” 的坦率——都有些出人意料， 不仅是第一手的阅历， 更是上好的散文素材。 顺便说一下， 这是 “漸近自由” 一文的开篇， 顺着这段对话， 铃木继而谈到了研究生选题的问题， 并在举例中引出了 “渐近自由” 这一主题。 这种 “chatty style” 的引语阿西莫夫也用得很多 (他那数十本每本汇集 17 篇文字的科学随笔集里的文章大都是以这种风格开篇的)， 是我非常喜欢的风格。

另一则掌故是关于美籍挪威物理化学家拉斯·昂萨格 (Lars Onsager) 的， 前不久我已 “迫不及待” 地在一条微博中分享过了， 是说昂萨格 (Lars Onsager) 不善言辞， 演讲时常常面向黑板背向听众， 很难听懂。 不过有朋友推荐了一个跟昂萨格私下交流的 “秘诀”： 只要你勇敢地不断问他你不懂的地方， 他就会 “慢慢地降低到你的程度”。 这 “秘诀” 细品之下， 越品越觉得 “慢慢地降低到你的程度” 是一句相声般的幽默。

最后一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掌故是关于英国物理学家布赖恩·约瑟夫森 (Brian Josephson) 和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 (John Bardeen) 的。 这两人前者是 1973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后者是 1956、 1972 年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掌故所述的事件发生在 1962 年， 当时约瑟夫森还只是年仅 22 岁的小伙子， 刚刚提出了后来让他获得诺奖的 “约瑟夫森结” 的概念， 巴丁则已是 54 岁的诺奖得主， 对 “约瑟夫森结” 不以为然。 在事件中， 巴丁对 “约瑟夫森结” 提出了连番诘问， 初出茅庐的约瑟夫森则毫不退让， 不停地反问巴丁： “你计算了没？ 没有？ 我有。” 这则掌故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不仅是因为有趣， 而且还因为它让我想起了， 少年成名的约瑟夫森后来却成了 “超感官知觉”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简称 ESP) 的支持者， 那时的他——很可惜地——似乎忘记了问自己一句： “你计算了没？”

关于《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就评介到这里。 最后要提到的是， 读此书读到后记才知道， 书中的文章除一篇外， 都曾 “首发” 于台湾的《中央日報》副刊上。 这让我对《中央日報》刮目相看。 在我旧印象里， 《中央日報》是类似于《人民日报》那样的 “政党喉舌”， 没想到副刊上居然有这么好、 这么纯粹的科学文章。

2021 年  6 月 24 日完稿
2021 年  6 月 24 日发布
https://www.changha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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