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亚洲教父们的危险关系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ID:fengluntalk），作者：冯仑，36氪经授权发布。

口述 | 冯仑（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有两本书，我看过以后印象特别深刻。一本书叫《危险关系》，一本书叫《亚洲教父》。 

《危险关系》的作者是雪珥。他是中国人，后来去了澳大利亚，所以他的研究视角和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者略有不同，他会站在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待晚清的人物和历史。《亚洲教父》的作者是美国人乔·史塔威尔。 

两本书都有一个副标题，《危险关系》的副标题叫「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亚洲教父》的副标题是「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看了这两个副标题，我们也能大概知道书在讲什么。当然，关于《亚洲教父》，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它讲的是超级富豪们的发迹史。 

这两本书讲了同一个话题，那就是从清代到民国年间，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圈子里一些成功商人的故事。而且，这两本书都是从境外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政商关系。

这两本书，如果只看其中一本，比如说《危险关系》，你可能会觉得，晚清的这种政商赌局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当你再看《亚洲教父》，你会发现，很多华人即使已经到了东南亚，他们做事情的方法，跟晚清这些大陆商人的做法居然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也就是说，在华人的历史、华人的文化当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商关系的看法，以及政商互动的模式，其实是有共同轨迹可寻的。 这些沉淀下来的规律，变成了华人文化当中的关于政商关系的「基因密码」。 

先聊一聊《危险关系》。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清政商关系当中，商人要多辛苦有多辛苦，要多难有多难，或者说，商人需要有多么强有力的人脉和判断力，才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事。 所以才把这种关系称为「危险关系」。 

《危险关系》其实是讲了一个人物的传记。这个人叫刘学询，是一个清末的企业家。他的出身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他会陷入到复杂的政商赌局里边呢？就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首先，他与孙中山是同乡。当然，他们的家乡离康有为的家乡也不算远。因为有同乡的关系，虽然孙中山与康有为走了不同的路，刘学洵却能在孙中山和康有为之间游走。 

其次，刘学询参加科举，考中了进士，之后做个小官儿，在官场中结识了很多后来的大人物。因为他有中举进入官场的经历，所以在清政府的高层看来，他算是一个体制内的人。 

这样的经历，就决定了他的复杂性。这一点，他和张謇很类似。张謇也是参加科举，中了状元，做翰林，之后又回家，创办企业。 

在那个时代，能够介入危险关系的人，还真不是底层的，特别草莽的人，反而是刘学询这样的人。雪珥就是把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企业家，作为「政商赌局」中特别典型的样本来做研究。 

作为企业家的刘学询，一生当中最厉害的生意就两个。 

第一个是设赌场，帮助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同时自己获益，他差不多成了当时的广东首富。

赌场是他最成功的生意。这个生意本身就有特殊性。他的赌场需要政府发的牌照，他的生意能赚钱，就在于做生意的牌照有唯一性。同时，他赚的钱，很大一部分要交给政府。 

其实，哪怕到现代，很多民营企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企业想要得到的都是特殊牌照、特殊资源，而政府想要的，是「既然给你牌照，你就要给政府赚钱，要给政府交钱，然后帮政府解决财政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和社会安定的问题……」商人在跟政府的互动当中，都聚焦在政府的垄断资源的获取上。 刘学询商业上能成功，其实就是拿到了牌照这么简单。 

第二，他也做些房地产。他做的房地产，最著名的就是杭州的刘庄，现在叫西湖国宾馆。刘学询在杭州修的庄园，拿我们今天的话说，叫旅游地产，当然他自己也住。他还有一些北京的房产、天津的土地。 

我们再来看看东南亚。《亚洲教父》一书中， 东南亚的商人为什么能够崛起？事实上，和刘学询一样，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不断地深化跟政府、跟权力的关系，去获得一些特殊的牌照。 

所以在清末的中国也好，在东南亚也好，政商关系的核心都是一件事——跟政府要照顾、要牌照。后来我们称之为权力寻租。这是中国以前留给民营企业的一个特别的政商关系基因。

东南亚这些家族大部分也是这样，跟当时的权势人物建立紧密的关系，依靠这种关系做生意。他们特别重视跟权力部门的人建立紧密的、长期的，同时是低调的、不为人知的这种关系，然后通过这个获取特别的利益。 

由于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还包含着一种私人利益交换关系，也就是说你帮我拿什么牌照、拿什么土地，我给你什么好处。这已经不是寻租了，甚至是一种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私下的，但整个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非常擅长做这个事儿。 

《亚洲教父》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怎么样跟官方打交道，怎么样替朝廷办事，怎么样通过为朝廷办事获取特别的照顾，然后获取特别的利益，获取特别的牌照、土地、账户。 

这也让我想起费正清的一段话。 费正清也研究过这种现象，他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种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在美国研究者看来，亚洲的这些富豪之所以成为富豪，甚至是「教父」一样的人物，都是由于他们跟权力之间的深厚关系，带来了一些寻租的可能和特别照顾。 

所以，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过去很长时间里，东南亚华人做生意的密码，依旧是我们所说的旧式政商关系。 

《人民的名义》|政商关系发生改变，旧的逻辑行不通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政商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我认为前三十年，政商关系几乎还是延续着刘学询和这些东南亚教父们的逻辑。也就是说，民营企业会花很多时间跟政府打交道、跟权力部门打交道，来获取资源。然后这些企业快速地成长。 

但是最近十年，中国的企业、企业家、创业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

过去有一句歌词，叫「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放在政商关系里，谁是旧人？依靠权力寻租的。刘学询、东南亚的教父们和他们有类似的商业逻辑及基因的民营企业家们。 

新人为什么能笑呢？新人摆脱了这个基因。 

旧人赚钱的路线图是这样的：有个想法，找个领导批个东西，然后低价入手，最好再搞个贷款，把东西拿到后加价再卖出去。如果万一没做好，政府再给点补偿。这是旧人做生意的基本路线图，他有想法以后，找一点钱，接下来就是跟政府找资源了。 

相比于旧人，新人的基因改变了。他们逻辑是什么呢？特别简单，有一个想法，先找资本。资本会问他一件事情，「你的产品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商业模式是什么？商业逻辑是什么？」于是新人研究产品、研究模式，然后提供服务，最后资本给钱，有了钱以后，他就改进他的产品和服务。然后用户越来越多，他们就上市。上市以后成功拿到钱再投回来，如此而已。 

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产品、客户、资本、市场，没有直接到政府这边打转，也没有跟政府拿到任何特殊牌照。 

这十年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商关系的逻辑改变了。习总书记提出来，「政商关系要亲和清」。所以，新人对应的是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新发展。这样新人才能够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要用新人、新格局的方法来处理政商关系，我们更多的时间是产品、客户、资本这样一套逻辑，从而摆脱旧人的「没有产品只有想法，依靠政府资源套利」的逻辑。

这让我想起李光耀评价李嘉诚的一段话。李嘉诚也是旧的政商关系中的一个教父。李光耀评价李嘉诚说，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但他没有制造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 

换句话说，他没有比尔盖茨或者说马斯克，或者像乔布斯一样，创造出一个科技上改变世界的产品，他的成就只是在财富分配上。所以说，旧的政商赌局，赌的结果都是财富分配，不创造新的技术，不带来变革、创新。 

《暗花》| 赌局的赢家，教父们应该叫「危险教父」

事实上，传统的政商关系这一套逻辑叫「危险关系」，传统的政商关系当中，赌局的赢家，教父们应该叫「危险教父」。

我觉得当下我们看这两本书，解读的是旧的政商关系的密码。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政商关系最终不仅伤害自己，同时也伤害社会，只是少数人在财富分配当中获得暂时的利益。但对整个经济的体制，特别是科技进步贡献不大。我觉得这是这两本书给我的一个启发。 

我也特别通过分享这样反面的故事，让大家得到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判断。 

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用新型政商关系来解决问题。 我们把问题简化，就是做产品、关注用户，然后直接让资本市场来检验自己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智力，公司的成长。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摆脱传统政商关系的这样一个陷阱和赌局。同时也不要去做旧时代旧政商关系的教父，而做新时代的企业家，创新者。 

所以，看这两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改变过去的这种政商关系的密码，然后进入到开放、竞争、透明、创新的市场体系中，做好我们的企业，做好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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