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中国海外移民潮透视

　　本文转载，原文出自陈行之博客。

　　进入11月以来，世界各大媒体集中报道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多达60%的中国富人（资产净值在150万美元以上）已经决定或者正在考虑移民；在净资产在15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中，27%的人已经办理了移民手续。美国国土安全部《2008年移民数据年报》显示，这一年度有4万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加入了美国国籍。

　　法新社援引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报告称，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中国富豪们，有46%的人正在考虑移民国外，有14%的人已经办理了移民手续，接受采访的富豪们透露，至少30%的人已在海外投资，由于某些国家会为来投资的外国人提供永久居留权甚至给予国籍，所以这批人随时可以移民海外。

　　新华社报道，在过去10年里，中国大陆已有200万人拿到了美国绿卡，40万华人取得了加拿大国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最近发布《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蓝皮书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向海外移民总数达到450万人，其中赴海外留学的107万人中，仅有27.5万人回国，70%以上的留学生流失海外。

　　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1）》透露，中国内地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查的富人都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资产1亿元以上的富人群体中这种表现更加明显，大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47%的人正在考虑投资移民。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结构中十分重要的阶层--官僚特权阶层，也出现了更值得警惕的异动。我这里有一份很陈旧的资料：2004年10月，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披露，仅1998年至2004年7月期间，因贪污、贿赂、侵吞、挪用公款而潜逃海外的党、政、公安、司法、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干部、管理高层人员就有7160余人，这还不包括外逃未遂被捕的1267人。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透露，申报到美国投资移民的人数，2008年大约500人，2009年就超过了1000人。观察家指出，能够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或者能拿出数百万人民币把老婆送到美国投资移民的绝非普通百姓，而是财力雄厚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很多是所谓的“裸官”。“裸官”是指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做官的人。据说我国有118万名“裸官”，平均每个省(包括直辖市)有3万多名，这些“裸官”已经把数百万家属子女移民到了海外。

　　据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和谐温暖的国家，人民生活简直幸福得要死，半夜做梦都在嚷嚷着感谢党和政府，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留恋万恶的资本主义，去了就不回来了呢？怎么会有那么多吃里扒外的东西放着天堂一样的日子不过，非要坠到地狱里去活受罪呢？

　　英国路透社是这样解释的：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增长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惠及到所有民众身上，但未能克服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如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人们为了逃离这些社会弊端，所以在他们有条件离开的时候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报告的观点。路透社说，海外移民现象“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普遍的艳羡情绪。”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则认为，那些想离开中国的人，主要是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选择在海外投资的人，则是为了分散和规避人身及资产的风险。国内有论者则站在国家立场上忧心忡忡地说，如此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的出现，不仅会造成我国的财富流失，同时也会造成人才流失、税收流失和消费流失，对中国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将产生消极影响。

　　这些解释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然而如果认为仅只是上述原因就推动起了如此大的移民浪潮，让那么多不同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我又认为是不全面的，没有真正触及产生这种巨大社会动能的最深层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伊斯顿把社会过程描述为一种致密的政治系统，他试图证明，这种政治系统不分时间和空间，不管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原始的还是发达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体现出了大致相同的规律或者说特征。伊斯顿所做解释的基点，就是把社会过程中的国家特征、政府运作和公民行为看成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政治互动关系，即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所构成的行为系统，为了更好地说明他的观点，他通过《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创建了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著名的“伊斯顿政治系统模型”。

　　这个模型非常复杂，简要概括，我想它应当是这个样子的：所谓社会系统，主要由政府与人民这两种最基本的要素构成，这两者只有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显示其存在，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公民的要求被称之为对系统的“输入”（input），而政府作为系统中的接受方，则根据这种要求制定政府政策，采取有效行动，满足公民的要求，这就是“输出”（output）。“输出”既有可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产生好的影响，也有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未必全部能够达到公民所要求的那种条件，于是，公民继续重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模型中的另外一极，即“反馈”（feedback），“反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审查已经做出的决定，改变某些行为；另一种，就是针对公民要求中提出的新问题，继续制定政策，继续采取行动……社会过程进入到另一个循环。

　　一般来说，循环畅通有效的社会，就像一个人拥有强健的肌体一样，我们将其称之为健康的社会，反之，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伊斯顿为这种阻滞的社会过程发明了一个专有词汇：“黑箱”（blackbox）（与波普尔的“封闭社会”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意思是，在公民意愿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为选择之间，不透明，不畅通，决策仅只在政府成员中间（也就是极少数人）产生，而非由最广大的构成社会的公民提议产生，公民用来表达愿望和实现利益的通道被淤塞，政府决策与公民利益有很大的冲突，甚至背道而驰，完全违背他们的愿望，侵犯他们的利益。

　　伊斯顿试图揭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规律或者说政治运行规则，因此他没有对“黑箱现象”给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归纳，但是，稍微具备政治学常识的人都会发现，“黑箱现象”所对应的恰恰是人们常说的极权专制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在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政策才可以被少数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制定，政府才可以毫无顾忌地违背人民的意愿，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利益，并拖延乃至于拒绝在社会过程中做有效的“反馈”。

　　我们观察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德国，观察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观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好朋友古巴和朝鲜，都无法否认伊斯顿的概括具有无情的精准性，当你弄清楚他的思路以后，你得到的惊喜将不亚于阅读哈耶克和波普尔所得到的喜悦，你甚至会觉得，这三个人尽管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然而他们却都在指认同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