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全球PE资产规模增长7倍，中国VCPE资产增长超过110倍，规模全球第二大。PE也是过去20年全球另类资产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资产类别。

随着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成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注册制和科创板的推出，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扩容，中国PE未来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中。如何把握变局背后的时代机遇？未来10年，中国PE将走向何方？

在由投中信息、投中网主办的“第15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华平投资中国区联席总裁魏臻就《PE投资中机遇和挑战》这一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以下是魏臻的演讲实录，投中网进行整理：

大家好，很高兴在投中年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经常说一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如何，取决于行业从业者对未来的认知力和行动力。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自然会有新的挑战，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综合能力以更好的应对。

首先，为什么PE是非常有未来的？历史能带给我们很多信心。

过去16年，PE资产规模增长7倍，增速在所有资产类别中是最快的，远远跑赢对冲基金。以耶鲁基金作为样板，前几天过世的机构投资教父级人物——大卫·斯文森曾经主导了享誉全球的“耶鲁模式”，其核心是2点：第一，多元化配置；第二，超配另类资产。在这个理念指引下，2020年，耶鲁基金约80%的资产配置是另类资产，其中超过一半是PE。比较过去10年耶鲁基金各资产的收益率，PE的年收益率最高，达到 21.3%，远高于对冲基金的9%。

过去20年，中国VCPE资产增长超过110倍，基本达到移动互联网的增速水平，总规模达到6.88万亿元，规模全球第二大，其中VC和成长基金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

PE作为过去20年规模最大、回报最好、成长最快的资产类别，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知情权。二级市场基金的知情权有限，我们知道在二级市场，监管重要的原则就是信息均等。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由于掌握公司未公开信息，相比公开市场有更大的信息优势。

第二，对企业发展投票。一级市场的融资行为，可以看成是一种买方和卖方对企业发展战略共识的投票。从卖方（企业）角度，每次融资是对现有股东股权的一种稀释，因此也代表所有的股东对融资的目的、需求及被稀释的成本的共同认可。从买方（PE）的角度，代表投资人对公司及其战略的认可。而大多数二级市场交易，可以看成是2个财务投资人之间对现有股份的一种存量交易。因此，一级市场的投资对交易双方的成本更大，对交易双方对企业及其未来战略看法的一致性要求也更高。

第三，治理权。PE占被投企业的股权份额通常较大，在公司管理和战略上参与度也较高，因此通常会得到相应的治理权，比如董事会席位。同时，由于PE缺乏流动性的特点，也会设置一些专门的流动性的权利，比如说创业者在整体出售时享有跟授权。

第四，增值服务。怎样真正地为企业带来资金以外的价值，这也是很重要的。从华平的角度，我们拥有一支30人的专业投后团队，为企业提供财务管理、数字化、市场公关、人才招聘、组织结构、融资策略等全方位的服务。

最后，长期优势。PE的流动性缺失，促使PE以更长期的眼光看待每一笔投资，这样对资金的要求也需要是长期的。例如，华平的LP一般是12年的资金承诺，这给了我们更多的定力去长期陪伴企业穿越周期。

接下来我们也判断一下PE未来的成长空间。

首先，中国股票市场未来将有巨大的扩容空间。中国整体的股票市场证券化率为87%（包括A股、港股、中概股等），与美国1980年代相仿，与当下主要经济体差距明显。根据IMF预测，中国GDP将在2025-2030年达到约20万亿美元的水平。假设届时中国证券化率达到103%（目前法国水平）到135%（目前日本水平）之间，中国股票市场总容量将达到21-27万亿美元，代表了8-14万亿美元的增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中国股票市场。

此外，注册制带来了资产端公司数量的提升和价值的市场化。对于企业来说，上市前有头部VCPE的背书将更加重要，是其商业模式和投资价值得到专业机构认可的体现。20年前，中国企业IPO时的VCPE渗透率不到5%，如今已经达到65%，其中，科创板高达82.8%。

所以，我们对PE行业的发展空间是充满信心的。

在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变局之中，PE需要积极的思考和应对。以下我想分享几个我们近期的观察。

首先，中国式创新。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业务模式创新的中心。过去资本市场讨论某个中国企业的时候，往往将其对标某个知名的海外企业，现在我们发现这种对标越来越难。比如文和友，目标是要做餐饮界的迪士尼，在不同城市选取当地特有的80年代文化元素，因此不像迪士尼那样有统一主题。如果是代表一个地方吃的文化，意大利有一个公司叫EATALY，专门开设意大利美食物业的，似乎有点类似。文和友还会打造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原创沉浸式戏剧，这又有点像百老汇。所以，文和友很好的代表了中国正在快速涌现的业务模式创新。

因为中国创新非常快，我们说现在在中国投资像看一部电影，投资人必须去想接下来“剧情” 如何发展，有时候还需要和创始人一起去“写剧本” ，一起制定未来战略，一起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在商业模式创新引领全球的基础上，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新中心。我们看到，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赛场。中美贸易争端表面看似是贸易与市场权益的分歧，实则核心的争夺来自于对未来科技创新主导权的竞争。

专利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2020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达到6.9万件，数量居全球第一。过去20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0年占全国GDP比重达到2.4%。中国每年毕业的STEM学生总数是美国的6倍。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科技创新崛起的结构性因素。

我们相信，未来科技型企业和资本的结合一定会更加紧密。以创新药为例，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的市值在过去3年增长了16倍，达到近万亿规模，背后是人才、科技、资本合力的结果。随着模式创新，科技和资本的不断融合，中国式创新席卷全球的未来尤为可期。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企业“全球化”。

全球500强企业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在去20年，我们看到全球500强企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企业数量从9家增长到124家，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时代，技术、资源（包括资本）、市场、人才全球化，没有构建全球价值链的本土企业是难以与全球化的企业竞争的。随着中国企业达到世界级的规模，下一步的发展必定是走向世界，成为跨国企业。

我们看到，近年来，尽管逆全球化的声浪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整体上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还是不断提升的，接近65%，说明全球领先企业近2/3的资产、营收、员工是来自本土以外的海外市场。目前，中国企业跨国指数只有40%，远低于全球领先企业，这说明中国企业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还是相对偏低。

对于志存高远的中国企业，未来“走出去” 面对的最大挑战将来自于不确定的国际政治和经贸环境。在中国政府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战略导向下，我们看到包括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国际商贸协定正在取得突破性进展。

作为全球领先的PE, 华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10个国家有14个办公室，投资了近1000家企业，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我们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将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三个机遇和挑战来自于CVC的崛起。

2020年，中国CVC投资金额约1,703亿元，较2019年增长50%，美国CVC同期增长24%。腾讯、阿里等头部 10 家CVC累计投资共1460亿元，占同期CVC投资总金额的85.7%，其中头部三家CVC投资占总金额的65.4%。

我们也看到，与美国相比，中国互联网公司显然更加倾向于投资。2019年，腾讯每赚 100 块钱，大概78元会用于投资，谷歌每赚 100 元，大概 54 元会用于投资。

面对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强大实力和强烈的投资意愿，PE要认真思考与CVC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第四个机遇和挑战是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零碳”将成为中国长期价值投资的新风向。中国零碳能源转型将在7个领域催生巨大的投资市场，分别是再生资源利用、能效提升、终端消费电气化、零碳发电技术、储能、氢能，及数字化系统优化。到2050年，这7大领域的年市场规模将达到近15万亿元，并为中国实现零碳排放贡献累计减排量的80%。在2020年到2050年间，将有70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被直接或间接地撬动。

零碳转型技术创新分布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同形成广阔的投资空间。政府在产业发展早期的作用尤为重要，主要提供政策的支持。而市场力量在产业发展的中后期是主要推动力，在资本的助力下，中国企业在光伏、汽车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等关键赛道已经建立很好的先发优势，产量均为全球第一。

总结一下，保持乐观的同时，中国PE行业需要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做出前瞻性的思考。挑战蕴藏着巨大的机遇，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发掘挑战背后的机会，积极拥抱创新和变化，这恰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在华平，我们的定位是成为“企业家成长伙伴” ，使命是帮助中国企业“引领中国、改变世界”。要不断创造价值，我们要拥抱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经历，去学习，去承担风险，去担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