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了吗？波兹曼错了吗？

谢益辉 / 2019-06-27

年初杨洵默兄在我的《迷茫与倒退》下面提到辉格认为波兹曼的《娱乐至死》预言“完全错了”。我读了辉格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哪里有波兹曼错了的证据。于是杨兄摘抄了几段辉格的话作为证据：

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

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

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杨兄自己讲：

从历史经验来说，类似的担忧在电视时代和电脑时代都出现过，但现在回头看，事实却是电视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电脑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手机何以就会有所不同呢？

这件事的分歧主要在于把新技术看做筛子还是洗脑者，担忧者担心新技术让人们变浅薄了，但在我看来它基本上只是把浅薄的人筛选出来了而已。想想今天沉迷抖音的那些人，穿越回十年前他们会拿起书本吗？穿越到八十年代他们会变得更聪明视野开阔吗？显然不会。哪个年代/地区更有可能涌现出优秀的思考者，信息量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奶头乐和传销、邪教一样，在一个开放社会起的更多的是筛子的作用。美国从来不缺少邪教，政府也基本不会去禁止，但值得担心吗？假如哪天某篇关于小众邪教的报道突然火了，大家肯定也会觉得这些人被洗脑的厉害，但如果洗脑技术真这么强怎么还那么小众呢？奶头乐受众之所以看起来更让人痛心一是因为他们群体数量更大，互联网让他们更有曝光度了，许多有识之士不得不面对“啊原来我的同类中有那么多人不求上进”的事实，但深度阅读从来都属于少数人。我没看出微信抖音的存在对那些能够进行深度阅读的人有多大影响，有人在用微信摇一摇，有人在用微信阅读，还有谢大这样的不就直接戒了微信吗。你有遇到哪个人让你觉得假如没有抖音他本来可以成大事的吗？应该没有吧……二是互联网给自控力强的人带来的进步空间远大于自控力差的人，没有互联网你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视野。但互联网也没有让那些自控力差的人过得更糟呀，一个刷抖音的小镇青年比不刷抖音的小镇青年懂的恐怕还更多一些。

继续引用辉格：

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

杨兄继续评论：

黄章晋写的更直白：《没错，他们的时间和生命没有任何价值》。

这些人是把大把时间浪费在了游戏上，那是因为这些人的时间不值钱，没错，他们的时间和生命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活着没有成就感，没有生活乐趣可言。只有我的游戏，才能给他这些他没有的东西。这样的人，其实应该感谢我们，是我们给了他幸福感。

愿意学习的人有了丰富得多的资源，不愿意的人有了丰富得多的娱乐，到底哪不好了呢。

杨兄的留言很精彩，为了不被埋没在评论里，我特意把它复制出来。杨兄的最后一句总结中，三个分句我同意前两个，它们是事实陈述，毋庸置疑，最后一个我要打个问号。

首先我要从辉格的文章说起。辉格讲，就算有网络媒体的强力攻势，图书销量和阅读量仍然在不断增长，而网络媒体也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和信息源。攻击网络媒体，就仿佛在建设动物庄园，是在剥夺人们的自由。辉格也断言：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

我不清楚辉格说的阅读量增长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存疑的地方是，这些人都在读什么书。我怀疑阅读量的增长更多是被娱乐性书籍带起来的，比如我见我侄子在微信读书上唯一读的一本书是《龙族 V：悼亡者的归来》，若我不对他推荐其它书，他可能会一直看类似的书。他们看了这些书可能会笑、会被深深吸引，而关键问题是他们读完书会不会思考。这才是波兹曼真正的担忧所在。当然，我完全不否认武侠、科幻、侦探、悬疑之类的小说同样可以促进人思考，甚至可以催生拷问灵魂式的思考。只要你愿意带着脑子思考，你几乎可以从任何书中受益，不必囿于文史哲数理化之类的所谓正道书籍。问题是如波兹曼指出的，娱乐性质的节目和媒介很容易让人停不下来，而思考必需停顿，甚至是长时间的停顿。

辉格讲图书销量也在增长。同样，我对它为什么增长存疑。很可能它的增长并不能说明问题。就问现在有什么东西的销量不增长吧。增长的原因很可能是我们现在太习惯于买些不用的东西，多数人都成了消费主义的奴隶。作为一个作者，我写的书都有免费的网络版，然而依然每年能卖出去一两千本，我都不太明白这些读者为啥还要买（可能是因为纸质书翻页更容易或看起来不那么费眼），以及买了是否真的看。就更不必说那些没有免费版、标题和介绍又看起来摄人心魄的书了，让人忍不住就往购物车里丢。还有，图书销量可能还跟学校和城市图书馆的批量购买有关，问题依然是买了是否有人去借来看。

关于辉格说的信息和信息源海量增加，我对它的积极意义也深表怀疑；从上下文看，辉格似乎倾向于认为信息是一个褒义词。当然，我反对老大哥式的控制，但我同样讨厌垃圾信息的横行，垃圾信息的暴政跟老大哥的暴政比起来一样糟糕，甚至更糟。我不认为信息量的增加有普世的积极意义（相反我甚至认为有负面价值），但我同意杨兄说的筛子，即：海量信息给了有头脑的人更多选择和自由，而有些人即使没有互联网和手机，也一样会苟且地活、会寻求其它消遣方式；互联网和手机只不过是更快地把这些人筛下去了而已。

我的核心问题也就在这个筛子上。杨兄、辉格、黄章晋似乎认为，那些时间和生命没有任何价值的人，就随他们去吧。我想起鲁迅《呐喊》自序中与钱玄同的对话，里面说眼看炙热铁屋子里沉睡的人就要被烧死了，是该吼一嗓子把他们叫醒了再烧死，还是就让他们在睡梦中烧死算了？

我就是辉格文中所说的“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怕‘信息’太多让民众变蠢”。不过我的忧心远不如鲁迅那样伟大。我的忧心完全出于私心，我担心的是这些被筛子筛下去的人的未来。说白了，就是我不想将来为太多的蠢人买单。比如他们要是没有工作的能力，谁来养活他们？他们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和问题，谁来解决？也许是我见的身边的负面例子太多了，让我产生了娱乐至死的悲观。我见过沉迷电子游戏的孩子与束手无策的父母之间的剧烈冲突，见过吃饭时在餐桌上只顾着看娱乐节目而不与小孩说话的父母。

还有，辉格和杨兄对留在筛子之上人似乎有些乐观过度。有人总说工具只是工具，仿佛独立于人的意志，而那些意志力强的人，总能抗拒工具的负面作用。我感觉现在的工具没那么简单了，它们在深挖人性的弱点，就像刘若英唱的：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
他骚动你的心
遮住你的眼睛
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如我在《人类简史》笔记中所说，张一鸣就是当今中国登峰造极的恐怖分子，因为他做到了用科学的方法瓦解人的意志。张一鸣自己推崇延迟满足，却造出一张大筛子，意欲把别人都筛下去，筛下去的人越多，他就越有利可图。流氓会武术，谁都挡不住。意志力强并不是一个永恒或绝对的状态，总有那么些垃圾信息可能会骚动你的心，让你感到不转不是中国人、不点开了解一下就会马上落伍而被嘲笑无知、不在微信里给你二大爷的三闺女的初中同学的七舅姥爷的八姨侄孙子投上宝贵的一票就会被断绝亲戚关系。只要坚持挖以及换着花样挖，我相信多数人的意志都可以从某种角度被挖垮。

娱乐是否至死，现在还言之略早。再等几年，它的恶果应该会更明显了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拖延症和普遍焦虑就已经够糟糕了，这锅该不该娱乐和媒体来背呢？我觉得它们得负大部分责任吧。如今的电子信号时代比波兹曼谈的电波信号时代（电报、电视、收音机）强大太多了，完全解除了娱乐的所有物理限制，并持续解除我们的心理警戒。且看我们是否会加速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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