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心武揭秘说到周汝昌新证

从刘心武揭秘说到周汝昌新证

入眠前有阅读或聆听一些休闲作品的习惯，最近听刘心武十数年前关于“红楼梦探秘”的广播节目音频，勾起了数十年前的兴趣。我初看《红楼梦》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十几岁时又复看了几遍，也看过少许老式读红著作如《红楼梦类索》之类，所以对这部古典名著很熟悉，有若干诗句至今还背得下来。不过也就是欣赏而已，没有去思考和探讨其中的什么意义或价值，更没有写过什么文字，如“评《水浒》”那样。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所谓“批‘浒’评‘红’”的工作，出版部门印发了一些资料，从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的著作到李希凡、蓝翎以及所谓“工农兵评红”，我也都翻过，但是没有记得住。也知道九十年代刘心武评“红”的事情，但当时忙于本职工作，没有接触。现在听了刘心武的音频，索性就把那些资料翻出来浏览一遍。年岁大了，不久就会忘记，就留几句感想。

对于文学名著，研究其中体现的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同探求、考查作者生平事迹、所处时代背景以及刊印版本等等，应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互印证。从这个角度说，当年把李希凡、蓝翎与胡适、俞平伯对立起来，称之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对的。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俞平伯从发现原始《红楼梦》抄本入手，揭示了传世的《红楼梦》真正作者情况及其创作背景，从而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红学”，功不可没。及至四十年代末期周汝昌撰《红楼梦新证》，经过艰辛的搜罗求索，全面考察了各类清史文献和艺文资料，并同与曹雪芹创作有密切关系的脂砚斋评论结合起来，加以编年辑录，足以认为是在胡、俞研究基础上坚持探求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这部著作展示了曹氏家族盛衰的整体脉络，特别是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的特殊亲密关系，以及雍正继位后曹家被抄，在乾隆初期稍有回升继而又彻底破败，而这同康雍乾三代宫廷内部皇位和权力之争，特别是康熙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晳与雍（胤禛）、乾（弘暦）两代帝皇之争存在着某种关联，《红楼梦》对此偶有反映，如说到“忠义老亲王坏了事”的话，就是满清皇族内部斗争的记录。虽然曹家兴衰及与曹雪芹关系的细节已不可考，但轮廓是清楚的。就文献资料而言，挖掘爬剔，殆已见底，灭失之物不可复得，这是无可补救的现实。周汝昌此书问世七十年，仅在七十年代发现过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等佚著的片断抄录（原件佚失），与《红楼梦》关系不大，尚未见报道有新的重大发现可以否定《红楼梦》成书背景的这个基本轮廓。前几年據説出現了所謂后二十八囘的癸酉本，一露面就被判定是僞造。而在七十年代一片声讨“资产阶级红学”之时，此书经作者增入“批资”内容（同時对资料作了若干核实和补充）得以重新出版，也说明对文艺作品作者的考察恰恰是有助于对作品思想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而不是对立的。

周氏同其他红学家一样，对各本脂评作了细致整理，结合对前八十回版本考订钩沉，从曹雪芹原文中寻求“草蛇灰线”，指出高鹗后四十回续作有许多违背曹雪芹本意，其思想水平远远不及曹氏，这当然也是很有意义、很重要的成果。那么若按曹的本意，《红楼梦》的后半部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贾宝玉和十二金钗们以及宁荣两府究竟将有怎样的结局呢？这自然是从研究者到读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这种所谓“探佚”，是从发现后四十回乃是续作之后，很多人都有涉及的，周也不例外。但应该说，除了某些公认的明显有据的结论外，大部分“探佚”只能属于猜测的性质。比如《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标题“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早已有人据此提出贾宝玉最后的伴侣应该是史湘云，其时黛钗俱已亡故；周氏也持此说，并且由有些脂批具有女性口吻而指脂砚斋即是史湘云的原型，伴随曹雪芹写《红楼梦》终生。但现存的曹氏朋友诗词表明，曹死前半年，其子殇于痘（天花），吊曹诗又有“新妇飘零目岂瞑”（敦诚）之句，那么这位脂砚斋究竟是亡儿的母亲呢，还是另娶的新妇？若是后者，又怎么可能伴随曹氏写书十年之久？若是前者，又怎么会另娶“新妇”？而这些资料也都收在《新证》里，但周氏已故，就没法向他请教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红楼梦》佚稿情节的探求形成了一门“红学”中的“探佚学”，即探考佚失的曹著《紅樓夢》后半部究竟是怎样情节，刘心武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另外也还有几位。刘的“探佚”，是从秦可卿打开缺口的，以至有“秦学”之称。与前人从脂评中有“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回目而指秦可卿死于因与公爹贾珍通奸被发现而自缢的情节而后被删除不同，刘通过分析贾府鲜明的等级制度和观念，指出秦氏在贾府备受信任和爱护，且作者又以极度夸张的词语描写其起居陈设，所以不可能如书中所言只是营缮郎这样的小官从育婴堂抱养的女孩，推测必定是类似胤礽（或书中所说“忠义老亲王”）一类“坏了事”人物的后代，秦氏实死于其真实身份被发现。而举报者则是被选入宫的贾元春，以此，贾府非但免于追究窝藏被废皇族后人之责，而且以元春升迁贵妃而蒙受鲜花着锦之盛。我听了刘氏音频后特意找出刘的《红楼梦探秘》一书来看。找不到无论是从原著的隐喻中还是脂批的暗示中发现元春“举报”秦可卿的任何根据，可见纯属作者想象。作者也无以解释贾府何以对遭到举报后自尽的朝廷政敌之后还能够举行如此隆重的丧礼。刘心武是小说家，写有《秦可卿之死》，叙述消息传来流放中的秦氏父母已经遇难，遗命秦氏同殉，面对末日，秦氏与贾珍纵欲后自缢，贾珍抱尸大恸，尤氏不胜其愤，托病不出，故丧事由凤姐操办，如此巧妙地将“淫丧”与畏罪自尽结合起来，绘声绘色，不无引人震撼，但这是小说，或者说，是引申《红楼梦》某个情节而展开的创作。更不必说，另一篇《贾元春之死》，写秦可卿家族所属集团为了复仇居然能够挟持皇帝交出賈妃而将她勒死，为了在原著中求依据，硬是将多数古本中的元春判词“虎兔相逢大梦归”改为“虎兕相逢”，而不顾这样的逼宫事件在那皇权日益巩固的年代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可见解密、揭秘之类，是有趣的，有吸引力的（不是當前年輕一代），不能说毫无意义，但这不是研究，而是以一分线索、九分想象而成的休闲文学，不应该成为“红学”的一个分支。

在旧書中发现夹有一页剪报，是1994年7月9日《光明日报》第5版刊登周汝昌《关于甲戌本石头记》一文，记叙作者1948年在燕京大学就学撰写《红楼梦新证》之时向胡适商借甲戌本石头记，胡派人送上门（不是周到胡处取），周留下抄录，直至次年周获知胡即将离开北京，这才将书送还。周写道：

原书存我手，胡先生从未催问过，连一字也未曾提过它。他这种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学生的慷慨与信任，使我深为感念，至今难忘。

这个掌故，先前多次看到过。不知这是原初出处，还是别处先传开了，周再写文正式说明经过。由此可见老一辈文人的诚信传统，特再录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