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我想走了”：在深圳有车有房，却没有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摄影：vennphang，题图由作者提供

“我今年39岁了，在深圳打了15年工，不想再找工作的时候，人家一看年龄，就直接把我刷掉了。”

说着话，向楠又冲洗了一遍桌上的茶具，给茶杯续上水。他长了张笑吟吟的圆脸，说39岁可以，说29岁也说得过去。我俩坐在西丽一家4S店的店长办公室里，向楠在这里待了还不到一年，“我们销售这行，流动性很快，是碗青春饭，可我不青春了”。

一个月前，向楠把名下一套39㎡的学位房挂到了房产中介平台上。一切顺利的话，今年8月，他应该已经回到了兰州老家，“开个小酒馆，再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一、离开，或者放弃离开

离开深圳的念头，这个春节从向楠脑子里冒了出来。他有4年没回过兰州了，往年都是把父母接过来过春节。今年因为疫情老人没能过来，他这个年过得没滋没味，对家庭、亲情的渴望，也因此愈加强烈。

向楠父母都将近70岁了，前些年母亲脑淤血导致瘫痪，逐渐恢复后勉强能自己做饭，“我和我姐都在深圳，俩老人身边没有一个人照应，万一出了个事儿，我是请假呢，还是辞职呢”。

做了多年汽车销售，向楠感觉整个行业越来越不景气，“2018年市场开始下滑，疫情以后更惨了，生存空间逐年在压缩，以后找工作会越来越难”。

趁着春节假期，回老家的计划很快在向楠脑中出炉。他37岁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如今赤条条一人，无需顾忌太多东西。跟父母、姐姐在电话里开了场家庭会议后，计划便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起来。

这半个多月来，方鸣连续接到了几家武汉公司的offer，工资大概是目前收入的7、8成，他觉得还行，妻子已经从公司辞了职。俩人打算5月之前，离开深圳回到武汉。

方鸣今年35岁，在深圳待了12年。他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没找到理想的工作机会，才来了深圳，“一直觉得这是工作的地方，没想过一定得留在这儿” 。 方鸣的职业属于通讯行业的细分领域，人才相对稀缺，“35岁即失业”的压力即便不大，职场上升空间也相当有限。

房子也是促使方鸣离开的因素之一。“一直觉得工资涨速，追不上房价”，他迟迟未能上车。今年他和妻子已经把生娃提上日程，一旦孩子降生，“房子，学位，压力太大了”。 

夫妻俩跟武汉的同学、朋友打听了许久，认为回武汉是最优解——以现有的存款，可以在武汉买个宽敞的房子；方鸣一人赚钱，在武汉足以支撑全家，妻子可以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双方父母都在湖北，照应起来也方便许多……

这套最优解的答案，方鸣的老乡郑薇夫妇2019年也考虑过，并实施了第一小步——卖房。

可惜，彼时正赶上715新政，那套位于宝安翻身的房子才购入两年，税费有20多万，在中介那里挂了将近三个月也没能卖出去。

等待房产出售的两三个月里，郑薇和老公咨询了一众朋友后，觉得回武汉的打算“有些头脑发热”，最终打消了念头。

郑薇老公的一位前同事A，前两年辞职从深圳回了武汉，就劝方薇夫妇“不要轻举妄动”。

A在武汉找了一圈工作发现，20万年薪在当地已算是高收入，为了40万的年薪，A进了华为，“以前在深圳也是996，但也远比不上那里可怕”。A的妻子在武汉先后换了两份工作，都没做太久，“觉得没啥意思，也赚不了几个钱”，索性回家做了全职妈妈，“老公忙得连孩子面都见不到，她一个人丧偶式育儿也累得够呛”。

A感觉在武汉的生活状态，与深圳也没有太大差距，“出了门还是堵车堵得不行”。当地的规则意识、办事效率、公共设施配套，都比深圳差了许多，还多了许多疲以应付的人情世故。

也有朋友提醒郑薇，深圳的房子一旦卖出去回武汉，就再无买回来的可能，“孩子大学毕业后想来深圳发展，再想买房子，可比你们现在难多了”。 “在深圳最忌讳的就是求稳，你们才30多岁，还有能力改变，该拼的时候得拼一下”，朋友劝郑薇。

同样是考虑到深圳房产的上升空间，除了在售的那套学位房，向楠在深圳还留了套房子，他打算留给将来的孩子，“孩子毕业了，搞不好还得来深圳”。

二、有房有车，还是不会有稳定感

相比而言，林小琥夫妇的离开要干脆许多。2020年6月，俩人卖掉了福田的房子，回到老家太原，过起了半退休生活。

林小琥在深圳呆了10年，最后几年，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倦怠感愈来愈强，“你看深南大道上的那些花草，都是带着花盆，或者直接铺上去的草皮，根是扎不到土地里的。就跟这里的人一样，始终处于悬浮的状态”。

健康问题也让她担忧，“办公室里一个87年的女孩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还有个年龄相仿的同事，这两年也做了大手术”，她是88年生人，工作虽不算太忙，但一旦有紧急情况，通宵赶进度也相当折磨人，她不想沦为下一个进手术室的员工。

日本电影《小森林》里，女孩市子无法融入喧嚣浮躁的东京，回到老家小森村，在农田劳作中收获充实与惊喜。 某种程度上，那是林小琥向往的“回归生活本来的状态”，那也是在深圳无法达成的状态，“身边的人聊得都是赚钱、投资，理财这些，我的内心也没有强大到，所有人都在搞钱，自己不受影响的程度。”

相似的悬浮感向楠也会有，“虽然在深圳买了房，买了车，但从来没有稳定的感觉”，他将这种不安定感归因于工作，“深圳汽车销售行业，这十几年巨头换来换去，这个兼并那个，那个收购这个，到了我们些销售员这里，就是什么车赚钱就卖什么，所以一直就是流动的状态，脑子里始终绷着跟弦，这份工作不干了，下一份要去哪里找”。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向楠39岁还孑然一身的原因之一。向楠28岁开始渴望婚姻，但始终没法定下来，“总觉得自己稳定了，才能给家稳定”，女孩见了一个又一个，两三次约会后就没了下文，“大家都是外地人，不知根不知底，信任感很难建立”，37岁时一场闪恋他愿意进入婚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认识前妻姐姐很多年，“有信任感”。

建筑设计师高建成是河北人，他30岁时离开深圳，跳槽到中山的一家公司，一年后在中山买房结婚，其后两个孩子接连降生。2020年公司受疫情影响被收购，35岁的高建成再次回到深圳谋生。

即便听不懂本地话，中山的生活还是给了高建成足够的安定感，“节奏慢，压力小，没有多少高楼大厦，传统文化、习俗保留得很好，是个适合生活的人情社会”。

“走在中山的街上，家家户户的门口都供奉着神像，很多类似的细节上，你能感觉到那里有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根’，他们精神深处是有依靠的，是可以过日子的，不像深圳，除了上班、赚钱，好像啥都没有了。”

三、我过上了向往的半退休生活

决定换一种生活后，林小琥和老公原打算出国留学，计划最终被疫情打消，俩人只能把目光转向国内。 林小琥夫妇列了个意向定居地清单，包括惠州、大理、太原等七个城市，每个地方分别实地考察一番后，最终选择了太原。

“我们去惠州看了看，感觉跟深圳的环境没什么差别，那边住的人大多是在深圳上班，两地奔波的状态也挺焦灼的，大鹏也考虑过，最后还是觉得在深圳，你很难脱离这种大环境”。

大理一度是夫妻俩的理想选择，最后被房价和房产流动性劝退，“万一哪天生活有大变动，你需要卖掉房产的话，可能根本就卖不掉。”相比之下，太原是省会，无需担心房子卖不出去，离父母也近了一些。

卖掉深圳的房子，加上两人手里的积蓄，在太原就能过上财务相对自由的半退休生活，这是俩人期待已久的事情。

计划一度遭到林小琥父亲的反对，“他觉得人得往高处走，我从山西一个小城市跳到深圳，有稳定工作，也买了房，总算扎下了根，怎么还能往后退呢”。

但二人对“成功”已无太多兴趣，收拾打包行李后，便带着一只猫，开了6天6夜的车回到太原。

这半年在太原，林小琥感觉自己的整个状态，发生了颠覆式的改变，“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整个心态都不一样了”。

刚回太原时比较干燥，林小琥洗完澡，要花10多分钟涂抹护肤油，一开始她觉得麻烦，后来转念一想，选择当下的生活，不就是为了能舍得花时间、精力照顾自己，“觉得麻烦，是你的模式还没转过来”。

如今，林小琥很是享受这种FIRE模式——晚上10点睡觉，每天7点多起床散步时，还能碰见好多老头老太太。俩人各有一份自由职业，多数时候都待在家里，“通过以前的合作方接一些工作，一天只需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我的工作就是撰稿。” 即便收入不高，在太原维持日常支出已经足够，上个月两人的生活支出还不到5000块。（FIRE，全称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意为“财务独立，提早退休”。源起于美国千禧一代的生活选择，正在国内年轻人中流行。）

工作之外的时间，俩人在家里各玩各的，林小琥一般在阳台上捣鼓花花草草，最近还还种了几盆菜。“在深圳养什么死什么，浇水也没用，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来照顾我这些花草。”

林小琥的菜苗.  受访者供图

最近太原的花都开了，林小琥重新体验了经历一个萧索寒冬，迎来春天的惊喜，“是广东完全不能比的”。俩人计划按照花期，这两个月把太原的所有公园都逛一遍，“最近去了博物馆，那里的玉兰花开了好多，好漂亮”。

在公园里，林小琥逛得有滋有味，“北方的公园跟深圳的也不一样，有亭子，假山，古建筑，小湖……做了很多园林式的设计，好玩，好逛，公园里的人也不一样，下象棋，唱歌，跳舞，踢毽子，放风筝，大家都玩得挺专业的。” 在深圳时，她常去人才公园，里面的人“年轻的跑步，年纪大些的散步，没这么好玩儿”。

高建成在中山的生活，即便不如林小琥这般理想化，那也是心有所依的温热日子。35岁折返深圳，高建成纯粹出于无奈，2020年离开上家公司后，他在中山找过一段时间工作，“没什么好机会，工资太低了”，这才入职坪山的一家公司，过着深圳中山两地跑的生活。

每个周日晚上，坐在中山开往深圳的高铁上，高建成心里格外不是滋味，“好像又回到了刚毕业时的状态，在深圳一无所有空落落的”。在中山呆了5年，他已经融入了小城市的生活环境，况且，妻子、孩子和家都在那里。

“还是想找机会回去，即便中山不行，在广州、佛山找个工作，也能保证每天回家”，话语间他有些迫不及待。

当然，对于“离开”，并非只有迫切一种心绪。

西丽4S店那间办公室里，在我准备离开时，向楠自顾自地蹦出了一段话：

“来深圳时我24岁，住城中村，花10块钱去网吧包夜，就为了蹭人家的空调睡一觉。在这么一个孤独的城市，从零开始拼搏，它磨炼了我的心智和承受能力，15年里我得到了很多。如果是在老家，我这辈子可能像直线一样就过去了。”

他收起舒展自如的笑脸儿，神色动情起来。

“我这一辈子不管去到哪里，都觉得深圳是最好的，以后我小孩长大了，我也希望他能来深圳，即便留不下来，年轻人也应该在这里待上几年。”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