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2-01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和5G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突出表现，进一步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清华大学教授陈煜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5.8万亿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占GDP比例为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7.7%。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逻辑，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前，就已经迎来了数字化。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2019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51.3%，而发展中国家仅为26.8%。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它们必须在数字化的同时兼顾工业化进程。

然而，“四化同步”的市场环境也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它们可以利用适合自身发展环境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在二三十年内迅速完成发达国家一到两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数字经济能够迅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比如“宽带中国”战略、3G/4G网络建设、提速降费等，成功地将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数据红利。

官方数据显示，到2020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规模达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49亿，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05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和数据资源国家，这为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大量本土企业探索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适合于新兴市场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过去20年，阿里巴巴、京东等本土互联网企业，根据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推出了支付宝、京东自营物流等独特的商业模式，成功地利用数字经济手段解决了需要长时间工业化进程才能解决的市场信任和营商环境问题。

这些适应“四化同步”市场环境的商业模式，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数字化和工业化的同步进程，也是这些企业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其他新兴市场，能够在同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巨头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基于对自身发展环境的深刻理解，推出了适合新兴市场发展环境的政策和商业模式，也为下一阶段中国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数字经济和经济数字化转型正逐渐从需求侧向供给侧，从市场营销向物流、制造、研发等产业链上游渗透。如果说需求侧、消费端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依靠海量用户带来的数据红利，那么供给侧、产业端的数字化转型则更加依赖既懂行业又有数字化素养的数字人才，对产业链上下游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分析与应用。数字人才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第一资源和核心驱动力。

2020年我们对全球31个重要创新城市（地区）所有领英用户中近4000万数字人才展开分析，发现中国数字人才在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行业比例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人才在传统行业比例高于中国。

另外，我们发现中国数字人才的主要技能集中在数字技能方面，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人才除了拥有数字技能外还拥有丰富的行业技能和商业技能，比如医疗管理、房地产、建筑工程、制药、教育管理等。

这些发现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还相对滞后，既有数字化素养又有丰富的行业和价值链其他领域管理技能的跨界人才，是下一阶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数字化转型需要重点引进和培养的人才。

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除了深层次驱动产业变革外，也正在推动新一代科技革命。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给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无论是病毒检测还是疫苗研发，都充分说明了这点。

人才是第一资源，数字人才是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挖掘中国数字人才红利，弥补数字人才短板，下一阶段需要以数字技能为抓手，推动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大力加强产教融合。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其他科学与工程领域的融合，培养更多具有颠覆性数字技能的前沿型数字人才，加速中国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有力推动中国科技创新。

本文转载于“观中国”公众号，作者陈煜波。原标题为：数字经济转型需补上“跨界”人才短板。

作者简介：陈煜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管理学博士，东南大学系统工程硕士、工业管理工程学士，加入清华大学前曾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艾勒管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

• 本文作者：陈煜波 责任编辑：宋佳 本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