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之蜜糖吾之砒霜，代孕为何会成为一门生意？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歪道道”（ID:daotmt） ，作者：歪道道，36氪经授权发布。

开年第一大瓜空降，“热搜女王”郑爽引爆微博。

1月18日，郑爽前男友张恒发布微博，澄清近期遭遇的诈骗、借高利贷、逃避债款、携款潜逃至美国等一系列谣言，同时表示因为需要“照顾并保护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目前滞留美国。紧随其后，两张出生证明和一段录音被曝光，郑爽代孕和弃养的嫌疑看似板上钉钉。

而经过一天的舆论发酵，郑爽一方才姗姗来迟，做出回应，称“自己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规”。但是，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显然不可能让舆论平息。

郑爽之事，已经不是简单的流量明星人设崩塌，而是触及到代孕这一敏感话题。在我国，代孕被明令禁止，近些年来这一灰色产业链上浮现的诸多乱象以及代孕本身伦理上的争议加剧，更是逐渐揭露了代孕女性被充当生产工具的残酷现状。

而提及代孕，总是逃不开泰国、印度、乌克兰这三大代孕“天堂”。

代孕天堂背后三个国家的“生意经”

2013年，BBC曾深入印度数月，跟踪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代孕者》。在纪录片中，印度最大的代孕医院早在1999年就开始做试管婴儿，院长帕特尔在采访中毫不避讳，她称，“女人们提供子宫，客户支付报酬，这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作岗位都没有区别”。

这是女性地位在印度的真实写照，尽管印度在2015年已经宣布禁止商业代孕，可这一产业仍是很多印度家庭及当地政府割舍不下的一块“蜜糖”。

有统计称，全球代孕行业总产值在2012年已达到60亿美元，这其中“世界子宫”印度、“欧洲子宫”乌克兰以及曾经的“亚洲子宫”泰国，以牺牲本地女性的生育权和人格尊严，供来自世界各地有代孕需求的“客户”挑选，这一条庞大产业链上产生的利润，养活的不只是贫困的家庭，还有贫困的国家。

在过去数十年间，印度培养了大量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专业人士，加之较低的医疗消费水平和明显的法律空白，印度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孕国家之一。2012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在印度大约有3000家机构从事商业代孕相关的活动。

随着代孕之风在印度迅速流行，仅2014年一年，跨国代孕产业为印度带来了二十多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2014年泰国商业代孕的发展也达到一个高潮，《曼谷邮报》2014年８月报道，商业代孕每年给泰国带来４０亿泰铢（约合８亿元人民币）的产值。据悉，泰国的商业代孕机构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开办的，他们表面上是做婴儿用品销售的，但暗地里却从事商业代孕服务。他们掠取了客户给的大部分费用，代孕妈妈拿到的酬劳其实还不到1/3。

不过，好在受“甘米事件”和“卡门案”的影响，泰国为防止整个国家沦为“世界的子宫”，决心全面禁止商业代孕。只是，代孕在印度、泰国从合法变为违法，乌克兰却成了下一个转移阵地。

疫情期间，国外社交网站一段视频显示，近50名代孕婴儿被困在乌克兰。该视频由基辅一家自称“人类繁殖中心”的诊所网站（Biotexcom）分享，这家网站的负责人因拐卖儿童和逃税指控被软禁，可Biotexcom依旧在正常运行。

据外媒报道，乌克兰官员们都不想断掉代孕这个“蓬勃发展”的财路。

一个国家对代孕的纵容，造成了代孕灰色产业链上无法遏制的乱象，而在这些被牺牲的女性群体背后，愈加暴露出一个贫困国家在发达国家面前难以改变的弱势和低下，他们只能出卖自己的人权去迎合富人们的需求。

经济问题的“锅”，女性来背？

2015年，印度一纸禁令废除了存在十多年之久的允许商业代孕法令，然而在某些地区却发生了抗议，这些人口口声声表示，如果禁止代孕，当地女人或许会“从事更艰巨的行业”，这里则暗指性服务业。

男女地位的严重不平衡以及家庭本身过重的养育负担，是代孕一开始就蔓延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在代孕的相关研究里，第一次代孕时，诊所会着重说服丈夫代孕是“贞洁”的，一旦丈夫接受了这点，就不会反对妻子代孕，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丈夫反对妻子二次代孕，他们会坦然拿着代孕的钱去补贴家用。

但2015年以后，代孕需求迅速转移到乌克兰，而且疫情期间，一直以来明确禁止商业代孕的纽约州，忽然通过了商业代孕合法化的法案。有媒体披露，这可能是看中了商业代孕背后庞大的商业利润，来弥补纽约州在这次疫情下损失的100亿美元税收。

所以说，代孕猖獗，根源仍是在于国家经济。

近些年，随着各大互联网科技公司纷纷掘金印度，印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的说法也开始甚嚣尘上，可是印度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似乎并没有给底层群体的生活带来飞跃的提升。资料显示，在印度，1%最富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5%最富的印度人拥有全国财富的68.6%，10%最富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76.3%，全国一半以上的穷人仅拥有全国财富的4.1%。

在市场人员和一部分咨询师眼中，印度的中 产阶 级几乎不存在，而这正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长期得不到改善的一个最直观表现。所以，阶层固化下低收入者依旧很穷，更不会给女性群体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在欧洲，乌克兰的经济问题更具代表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乌克兰未能幸免于难，自此后国家经济一落千丈。根据2018年全球各国人均GDP和收入排名统计，乌克兰以人均2963美元居世界第128位（在菲律宾与老挝之间）、欧洲倒数第一。据悉，乌克兰首都基辅人均月工资4700-7700格里夫纳（约167-275美元），约合人民币1200-1900元左右。

对乌克兰的女性来讲，一次代孕可以拿到2万美元左右，相当于她们平时工资的十几倍。

一位代孕妈妈表示，“在乌克兰很难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我想翻新房屋，并要为我儿子支付昂贵的大学学费”。

法律禁止不了代孕灰产？

关于代孕是否合法化的问题，其实有一部分支持者，他们认为代孕既然不能消失，那不如让黑市交易变成台面上的事情。

比如参考美国各州，要成为代孕母亲需要整个家庭经过专业机构的背景调查，凡是靠政府低保救济或是有过破产记录的代孕母亲，都不能通过调查，这几乎可以排除为了钱想要去代孕的大多数人。而且，这也使得代孕母亲和准家长的关系是平等的，准家长对想要合作的代母有要求，代母也对自己想要合作的准家长有要求。

然而这种关系构建的前提是代孕母亲所获得的报酬，其实并不比人平均年薪多很多。

但其他国家远没有这种实力。我们看到，在乌克兰，代孕一直合法化，可乌克兰的商业代孕有三分之二的诊所都是非法经营的；而印度颁布禁令已有5年，成效甚微，它依旧是“世界婴儿工厂”，城市里随处可见代孕广告，各种正规、不正规的代孕公司遍地开花。

这说明无论是合法化还是不合法化，都无法解决代孕行业盘剥及物化女性，或生育环境过差等难题。

而且这其中还有理念上的差别，在美国一些代孕合法化的州里，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希望客户与代孕母亲之间建立一种个人关系，而在泰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代孕早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商业交易。所以，前者的客户并不避讳代孕这一事实，后者的客户则对代孕生子严格保密，甚至会谎称自己是怀孕生子。

虽然法律禁止不了代孕，但可以在代孕弱势群体发生意外情况时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

2008年，一对购买代孕服务的日本夫妻在小孩诞生之前离婚，导致一名由印度代母产下的小孩遭到遗弃。当时，离婚的日本男子想要孩子，但根据印度法律，单身人士不能收养小孩，印度代母自然也不愿意承担抚养责任。后来，日本政府以人道主义理由向孩子发放了一年签证后，问题才得到了解决。无论代孕在一个国家合法与否，优先考虑儿童权益，应该可以尽量避免儿童被遗弃的事件发生。

代孕之于我国也是一个难题，尽管国内明令禁止，可我国依旧是代孕产业中的最大“消费国”之一。郑爽代孕继而弃养被做实，或许只是国内代孕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的不以为然和助纣为虐，将会让这一不公正行为永远无法杜绝。

而一个贫困国家被发达国家充当“生产”工厂的剥削地位，也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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