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镇“发小”

2020年10月4日晚上，我与发小在青岛武胜关宾馆聚会，畅谈了三个多小时，依然意犹未尽。早在2012年6月，我和发小们聚会过一次，当时想写篇回忆文章，但是由于很忙，就放弃了，这次趁热写一写西镇，写一写我的发小。这些故事发生在青岛城市的西部，发生在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代。镶嵌在记忆里的童年，纯粹，热烈，质朴，散发着肆无忌惮的活力。故事共分为三个部分：一、里院里的九户人家；二、1960年代的故事；三、我的五个“发小”；四、我曾想成为诗人。

一、里院里的九户人家

最近这些年，我介绍自己时多了一个称谓——“西镇小哥”，这个称呼标注着我在青岛西镇长大的背景，也寄托着我对青岛里院的牵挂。

嘉祥路路口

我出生在嘉祥路。嘉祥路是青岛的一条等高线马路。这条路上，除了德国人建的传染病医院（后来的台西医院）和国民党沈鸿烈市长建的第五贫民院（五院）以外，街区多是由一个个里院组成的。我住的里院叫铁工厂，门牌号为嘉祥路30号，对面里院是观海楼和西海楼。

我们里院共住着九户人家，院子中间原来有个空旷的天井。据研究青岛城市史的李明说，作为最具功能性的公共空间，里院的院内配备了厕所、自来水、下水道等设施，开敞的部分，最早则用来存放货物。可能在1958年大炼钢铁之时，我们院搬进来一家铁工厂，从此这里被称为“铁工厂”。

里院的外貌

青岛的里院一般以街道为边界，形成若干半封闭的院落，周边多是二至三层、四层的围合建筑。一个里院接着另一个里院，环环相扣，层峦叠嶂。一个或者几个门洞进来，里院的内部空间豁然敞开，类似柳暗花明，别有洞天。一个院子里的人，大家共同一个水龙头，吃饭的时候把饭桌摆在院子里，邻居们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饭，相互之间非常和睦。这种和睦关系，成了培养我的社交能力的最早起点。记得我经常到隔壁刘家吃饭，他们家做了好吃的都有我的份，楼上各家我也是随便去，上床下地，随意玩。我父母叫他们刘太太、刘先生、张太太、张先生等，大家彬彬有礼，和睦相处，很少发生过争论。中国的运动几乎在每个乡村都展开了，城市的运动是围绕单位展开的，青岛城市里的里院没有成为运动的单元，所以我们这个里院一直维持着中国式的邻里关系。

我们住的里院是个小二楼，一楼住户逐步被铁工厂吞食，一楼仅剩两户人家，我家和隔壁刘家。这篇文章关于邻家我用的是我父母的说法。我家除了父母，我还有两个姐姐。刘家的刘大爷是养殖厂的工头，身上有纹身，院里的小孩都怕他。后来听说他的英语很好，是美国兵把他从烟台带到青岛的。刘大娘是个贤妻良母，他们家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面是两个女孩，一个叫环，一个叫华，环和华是我的发小。

2020年我和环儿、华儿合影

二楼住着七户人家:王大娘家、龙朱家、马本基家、沙家、苏老太家、张家和李家。王大娘是我们院儿的小组长，她家里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比我大的叫王世法，最小的女儿叫小三。在我刚刚懂事时，跟小三有很多交流，可惜她二十几岁就生病去世了。王大娘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在她眼里，我是一个老实孩子。她总是说她担心我太老实，长大了结婚后会让媳妇欺负。记得她曾几次说这件事，并表示很担心，我就笑而不答。

龙朱家有哥儿俩，比我大几岁的叫龙朱。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很愿意跟我聊天，给我讲了很多故事，还经常讲一些黄色段子。文革初期，街上一片抓人声，他给我讲外面的恐怖，把我吓得够呛。可惜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马本基在邮局工作，他已经搬出院子，但他的母亲还在院里住，我叫他母亲马大娘。据说马本基是青岛邮电局的一支笔，青岛邮电局的历史都出自他之手。马家从黄县来，我奶奶娘家也是黄县的马家疃，所以我们两家有点亲戚关系。马大娘带着两个孙女一起住，其中小孙女叫小会，是我的发小。

沙家父亲叫沙美顺，在中山路红星电影院对面的银行工作，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其中老大沙宏伟是我的发小。记得那个时代总有一些重大的游行活动，我们几个发小就会结伴去银行的楼顶平台上观看。

李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比我大。李家的儿子叫西亮，十分聪明，因为父亲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不服气，在厂里挨了很多整。我上初中的时候跟他有一些交往，记得我在心里嘀咕过他为什么叫西亮，是不是想让西方亮？他家小女儿的女婿是个西装裁缝。记得上中学时，一段时间我对服装剪裁十分着迷，就利用去李家的空隙时间，向他学习剪裁。西装剪裁和中式剪裁最大的不同是量体，量好基本数据后，剪裁过程严格按照数据关系剪裁。摸到窍门后，我经常给邻居裁剪衣服，有时候三分钟就可以裁一条裤子。

我的发小中有一个搬离了这个院，住进对面的里院，这就是顾家。他们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小儿子叫大里，比我大一岁，也是我的发小。和我其他发小不同，双方父母给我和大里认了干亲，我跟他母亲叫娘，他跟我母亲叫妈。至今大里提到我母亲，仍然叫妈。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院共有三人考上了大学，除了我，还有隔壁刘家的刘丛启，二楼王大娘家的王世法。当年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这个院能出三个大学生，让周围邻居很是羡慕。凑巧的是，我们院文革之前也出过三个大学生。

2012年发小聚会大合影

后来我才意识到，铁工厂占据我们里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使得我们院人口少了，彼此较为和谐，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相比来说，西镇的很多里院人很多，比较杂乱，青岛人称之为“大杂院”，导致人际关系渐趋复杂，争吵打架的事情经常发生。

二、1960年代的故事

我1956年出生，1963年上小学，1970年上中学，我的发小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中期。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突然文革开始，大家都不上学了，所以我和发小有更多的时间到处疯玩，每天都出去。留在记忆中比较深刻的印象，是抓人斗人的恐怖场面和欢声笑语唱歌跳舞的情景。那时候，有大批串联青年，就住在我们院隔壁的新康旅社。

我的发小里面，有两家在文革中被遣返回了农村。记得都是我们游玩回来时，突然看到一辆大卡车停在某家门口，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卡车上。一下子，我的发小就被眼前景象吓傻了。不由分说，红卫兵把小孩抓到大卡车上，拉走了。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看到这样的场景，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我们院共有两家被遣送到农村，文革后期他们都回到了城市，但是两家男人都在农村自杀了。王友琴写文革死难者名单时，我想把这两个人的情况说出来，但是他们家里人都不愿意。中国人对待痛苦经历往往采用回避和隐忍的态度，这既有宽宏大量的一面，也有不能吸取教训的一面。

文革最严重的几年，我的主要发小都到了农村。我们院里铁工厂的分裂愈演愈烈，每次运动来临，我们家隔壁这个屋就成了关人的临时牢房。记着先后关的有资本家、走资派、造反派头目。我们家后来搬到隔壁住，这间房子成了我结婚的婚房，一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我和夫人说，我们的婚姻之所以这么坚固，恐怕与这个牢房有关吧，“牢不可破”！

我的童年生活和“热闹”的批斗会息息相关。记着批斗资本家时，人都散了，资本家仍站在我们院大门洞的台阶上，嘟囔着“我叫赵小泉，我是资本家，我家三代剥削，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这种场合看多了，也就不害怕了。有一次，我注意到有一个围观的小男孩端着饭远远地站着，不敢靠前，别的小孩都走了，他还站在那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赵小泉的儿子。顿时，看热闹的心情变成恻隐之心。赵小泉仍在那儿念他的认罪词，我和赵小泉的儿子说，批斗会开完了，快领你爸爸回家吃饭吧。因为他家离我们不远，后来有几年我们俩也成了玩伴。

三、我的五个“发小”

重点说说我的五个发小。第一个是刘玉环，是我的小学同学，小名叫“环儿”；第二个是刘玉华，比我小一岁，小名叫“华儿”；第三个是顾修贵，小名叫“大里”，比我大一岁；第四个是马文彦，小名叫“小会儿”，比我小一岁；第五个是沙宏伟，比我小四岁，小名叫“宏伟”。他们每次与我见面也总是叫我的小名——“建禄”。

说说我小时候的丑事。总结来说，我小时候成熟较晚，有三大缺点：一是爱流鼻涕；二是穿鞋总把左右脚穿反；三是不爱学习。我至今仍然不解，我小时候为什么总是认为反穿的鞋是对的，这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心理结构问题？现在我年龄大了，到处受人尊敬。和发小在一起回忆往事时，他们说我的丑事，我就笑嘻嘻地听着，一点也不觉得不舒服。

说到发小，就要说说我的小学。我小学不爱学习，不爱写字，导致父亲天天逼着我写大字，但我都让发小帮我写，他们是我欺骗家人的主要帮手。据沙宏伟回忆，我在少年时期属于人狠话少的角色。他说，小时侯，自已的作业都不想写，更何况是帮我写。她也曾反抗，想溜走。我说，回来，不许走，一把拉他回来，然后双手按着她的肩膀座在椅子上，指着书说，从这里写到这里，写不完不许走。在我的震慑下，他不由分辨的，很委曲的帮我完成了作业。

我和大里

我和大里，还有华儿三个小孩，喜欢到处惹是生非，经常把别人家的水壶弄撒，花盆弄倒，让人追着跑。因为当时到处是大批判，小孩子没人管，所以几乎每天都要跑出几里之外去闯祸，家里人很为我担心。记得有一年夏天，有人在大街上乘凉，我和小伙伴就把西瓜皮扣在了一个人头上，之后就马上逃跑。

我和二楼的宏伟、小会儿玩耍时，已经长大一点了，经常给他们讲故事、算命、看手相。记得当时他们让我算命，我就说他们最近犯了小人，故意把事情说得很严重，把他们吓得要命。现在想来这些都是利用人的心理在做分析。当时他们也经常把他们的同学都找来，让我给大家算命，也看出我从小就有做咨询的天赋。

看了我写的《我的西镇“发小”》初稿，宏伟和远嫁到美国的小会儿聊了大半宿。宏伟后来给我写来一篇很长的补充意见，说我和同学们玩得很好，同学到我家不但帮忙干活，还能摆平一些事情。宏伟初二时受到隔壁里院的小男孩地狂追，他将此事告诉我后，我找了个同学一起去吓唬了一下这个小孩，从此，宏伟再也没有受到这个人的骚扰。他用了“罩着”这个词说这件事。我听得很有意思，像是在说别人。后来又一想，如果文革不结束，我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次聚会，王大娘的小儿子王世法和他的二姐王玉珍都来了。小的时候，我们都羡慕在山大医院当护士的王玉珍，我和大里当年跑到山大医院，藏在以为大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叫她的小名：“小恩儿，小恩儿……”。她回家后把我们的恶作剧告诉了王大娘。王大娘找到我们的家长，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回忆发小的故事，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原来我的情商从小就较高，发小是我生命中最早一个团队，在我的生命中是由一个个有生命力的团队组成的。1993年，我创办了长城所，后来能够成功，原来有生命之初的密码，由此，我也进一步认为经营好自己的团队永远是走向成功的重要一步。

四、我曾想成为诗人

我的发小故事经过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没间断。顾修贵竟然找出了我的两首小诗，其中一首是我在酿造二厂当工人时候写的。

初春望海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日,晴

登亭望海心肺开，凉风阵阵扑面来。

阴雨之后阳光洒，满目碧波放异彩。

大好春光望不尽，风景秀丽醉心怀。

 依山傍水思征途，激情满怀把笔抬。

艳遇

酿造二厂  王德禄

小小蜜蜂跑得欢，就是无处把脚站。

不是无花不采蜜。花多不知哪朵鲜。

看到这两首小诗唤起了我很多回忆，我十分肯定这两首诗是我写的。我的发小故事从流鼻涕开始，到发展成为一个圈内的诗人，这其中除了发小，我还和同学、朋友广泛来往，形成了很多个社交圈。其中，我认为写诗的社交圈与我的发小是没有交集的，但是发小们却不这样认为。

聚会的时候，发小们回忆说，当年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教大家朗诵过贺敬之的长篇抒情诗《西去列车的窗口》，他们现在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这让我很吃惊。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的确，我的青岛，我的西镇，我的童年，我的发小，那些难忘的岁月正“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