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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性消费?不存在的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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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疫情的好转,消费者压抑的需求会得到迅速释放。

财经作家吴晓波也在其演讲中提到,“2020年下半年,我们会看到的分别是货币宽松政策、产业大规模投资、民众报复性消费。”

最近公布的数据似乎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近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介绍,2月下旬,商务部重点监测的1000家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2月中旬增长5.6%,自1月下旬环比连续负增长后,开始恢复正增长。

商家和投资者都在低谷中盼望着。这些观点和数据的出现,是否就预示着一大波报复性消费即将来临?

从SARS看,根本没有报复性消费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若想一窥新冠疫情后消费行业的走势,我们不妨将视线投向17年前。

2002年11月,我国发现第一例SARS患者,次年3-4月进入疫情高峰期,5月中下旬,由于防疫措施和力度都有所升级,SARS逐渐步入尾声,直至6月疫情才基本结束。

SARS造成了我国消费行业收入的断崖式下跌,其中餐饮行业受到的影响尤大。在SARS最严重的4、5月份,餐饮行业的环比增速下降了20-30%。

疫情结束后,餐饮行业收入步入上行区间,但这次增长与其说是报复性消费,似乎更像是恢复性消费,毕竟直到2003年9月,餐饮行业的同比增速才回到去年同一水平,且并未出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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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 所谓报复性消费可能根本就是个假命题,在疫情的挤压下,消费者的消费时间相对集中,这也只是报复性消费的假象。

付小姐在成都创始人张维国对亿欧表示:“该买的在疫情结束后集中购买,这属于刚性消费的延期,并不能算报复性反弹。”

并且此次新冠肺炎的传播性更强,虽然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爆发,这也阻碍了消费者的信心恢复。

望湘园 副总裁赵建光也认为,SARS之后餐饮行业的恢复速度比较快,但“这次的反弹速度会慢得多。”

根据赵建光的判断,除了疫情更加复杂之外,居民消费能力也受到了疫情的创击。例如,上海综合服务业产值占GDP的70%,因为疫情,综合服务业停摆,居民收入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在消费时,消费者会变得更加理性。

统计学中有个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的理论,指的是人们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近期我们经常能看到文章说企业熬过SARS迎来发展报复性增长,比如携程在2003年疫情过后一举坐稳了行业龙头的地位,在SARS结束后半年内,就成功登录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因为我们根本记不住那些倒掉企业的名字。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经济大势已与17年前截然不同。

迥异的宏观环境

SARS爆发前后,我国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这点在2003年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消费萎靡的大环境中,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顶梁柱。再加上加入WTO后的获得的全球市场红利,2003年,我国GDP实际增长达9.3%。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完善,基建为主导的投资驱动陷入了瓶颈。过去十年,中国修建了相当于全美国规模的高速公路,大头基础建设已基本完成,而支线网络建设的收益率则较低。

普通人感知比较深的则是2008年之后,基本国内每个地方都能看见新城(甚至是鬼城),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势在必行。参考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中,其经济同样逐步转变为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模式。

如今,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首。不仅如此,消费升级所带动的制造业升级,也在帮助我国完成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向。

但在消费不振的当下,这种变化却也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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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教授陈春花也认为,相比2003年的SARS疫情,今天的经济有很大的不同。17年前,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服务业消费在国民经济的占比贡献只有39%, 但是在今天,它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率大幅提升到59.4%。

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面临重大转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产业分工出现变化。这些转变也导致我国经济呈现出L型走势,而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必将建立在惨烈的产业洗牌的基础上。

宏观经济层面,我国经济也承受着与2003年截然不同的压力。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为8%, 连续两年出现回落,意味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已经停滞。

时代环境下的个体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时代进程对个体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环境的影响。将视线拉长,个体的变化是如此清晰。但身处变化之中,我们每个人却都被裹挟其中且并不自知。

1955年我国开始币制改革,当年的广义货币M2只有175亿元,如今M2则已经突破200万亿元。

当蛋糕以惊人的速度膨胀时,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时代潮流推着向前,收获的往往会比自己预想的多得多。

1998年腾讯成立,次年阿里成立,后年百度成立,短短几年内,三家公司均发展成为两三万人的超级大厂,迅速扩张造就了层出不穷的新项目与领导岗位。一个有能力的人往往刚升起来没多久,就要迎接更高岗位的挑战。

这也正是70后经历的大时代,塞东曾用下述故事描述这种现象: 李县长读完在职博士,去地级市新成立的开发区当区长,王副县长荣升县长; 刘厂长读完在职硕士,调往新建成的2百万千瓦特大型电站当书记,宋副厂长接厂长;信用社黄副行长读完在职金融班,升任新成立的城商行当行长,姜秘书接班;小石计算机硕士毕业,加入刚成立2年的腾讯,32岁生日时股票价值8000万;小蒋土木工程硕士毕业,38岁成为某特大型铁路桥项目经理;小韩铁路职校大专毕业,30岁生日前考下了老家新开通高铁的驾照。

随着我国经济告别超高速增长期,再叠加突如其来的疫情,个体层面的体现,就是消费者对于自己未来收入的信心不足,进而压低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 普惠金融 研究院此前对工薪阶层金融健康的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70%的工薪阶层预计疫情后家庭收入将减少;另一方面,近六成工薪阶层手中的应急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以内的疫情前同等标准生活,仅两成可维持半年以上。

同时, 我国家庭债务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 2018年房贷占家庭债务比重已经升高至55.6%,这种债务结构也对消费需求产生了影响。

另一方面, 电商等新兴业态的发展,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部分可替代需求。 赵建光也认为:“消费者的选择不断增加,线上销售释放了一些消费欲望。”

刘强东曾自述SARS导致中关村电脑卖场集体关门,这让他考虑做电商,最终走向全面线上化的道路。同样也是在那一年, 阿里巴巴 创业早期的“十八罗汉”之一,孙彤宇带领着8个人,在湖畔花园二次创业,推出了淘宝网。

17年后,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在胡润研究院发布首份《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电子商务行业共有68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其中来自中国的有34家,是第二名美国的两倍。

网络电商的出现一度让中国的消费市场空前繁荣。但到今天,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却在慢慢消失,疫情的出现很有可能会让这种趋势延续下去。

我国正面临着与日本类似的 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 等社会问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0.48‰,这也是1949年后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与这些数据相伴相生的,就是年轻人对消费欲望的抑制。

如今年轻人爱把“佛系”这样的词挂在嘴边,“丧文化”更是受到了追捧,如《斜阳》中主人公直治所言:“我就是一棵小草,在这个世界的空气和阳光中难以苟活的小草。我的生命中欠缺或缺少一种素质,苟活至今,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也说道,“日本全国空巢率高达13.5%,就算推出超低利率房贷,也不见房贷申请者有所增加。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日本年轻人的主流想法已变成:不想出人头地,将结婚视为重苛,将买房贷款视为一生被套牢。”

这种趋势,更应该被我们关注。

疫情推进了消费供给端的数字化

祸兮,福之所倚。演员陈坤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好像是一夜之间,大家都认识我了。原来因为SARS的缘故,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不出门,而电视台都在放《金粉世家》。”

毋庸置疑,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短短两周不到的时间内,美股已经出现了4次熔断,这也证明了资本市场对经济形势的看衰。

但换个视角来看, 此次疫情也推进了消费供给端的升级与进化。

与需求端不同,消费供给端的数字化变革难度极大,主要是由于商家的经营原本就是很复杂的,涉及到很多方面,以餐饮行业为例,餐厅需要向上游采购食材、雇服务员、买很多设备等等,在数字化上,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制约。

这也让美团创始人王兴感慨:“过去20年,需求侧的数字化逐渐完成了,但是供给侧的数字化才刚刚开始。”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这段时间更多本地生活商家开启了线上服务,实现了数字化蜕变第一步。

“目前已经有二十多个餐饮品牌在我们平台上开通电商销售了”, 美味不用等 副总裁梅锦万表示,作为行业一线人士,他的感受非常具有代表性。

阿里巴巴集团 合伙人 王磊也说到,疫情激发了本地生活数智化新服务的加速。由于线下消费场景骤减,为了度过这段非常时期,本地生活商家必须对业务流程进行数智化制造升级,那在疫情结束后,本地生活行业极有可能迎来“新服务”业态的全面爆发。

SARS期间,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写道,“为了应对挑战,电话购物、网络购物、刷卡消费等热了起来”,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总是螺旋式地上升,一个个历史过程循环往复,最终又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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