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全球疫情蔓延，如何寻找开放和防疫的最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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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首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国政府发挥了强大的执行力，采取大规模社区隔离等强力措施，基本成功控制住了国内疫情的蔓延，很多工厂和企业也正在复工过程中。

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世界其他国家却逐渐显现出难以抵挡疫情蔓延的风险，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家相继出现了大量社区感染，同时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存在着进一步蔓延的趋势。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难以像中国一样采取强力的封锁和隔离措施，所以只能采取应对流感的常用手段，仅对重症的病人进行治疗，尽量降低死亡率。这种流感化的防疫对策，和中国式的疫情应对办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流感化的防疫对策是否有效，最终取决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在湖北地区，疫情的死亡率高达3-4%，但该项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因为其分母即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被低估。更准确的估算来自于湖北以外的死亡率，该数据在0.5%-1%之间，比流感的死亡率（0.1%-0.2%）高了几倍。未来随着医疗方案的不断改进和新药的推出，尤其是可以学习中国的宝贵治疗经验，未来存在死亡率降到和流感同一个数量级的可能性。

当然，流感化的防疫对策，客观上可能导致更多的病人死亡，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如果和以往每年死于流感的庞大人数相比，其实这个悲剧处于同一个数量级。所以在最初的恐慌期过去以后，流感化的防疫对策会逐渐成为常态，确保各国经济不至于因此停顿或者走向崩溃。在这种应对措施下，各国的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可能会高于中国，但他们其实别无选择，只能用好有限的医疗资源和最新的治疗手段，以尽量减少死亡人数。

如果全世界都采用流感化的防疫对策，反过来也会给中国的强力应对方式造成巨大的压力。比如随着疫情在境外的逐步蔓延，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中国是否要限制所有外国人入境呢？又或者是否必须对入境外国人以及出国返回的中国人一律隔离14天？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对所有入境客人采取隔离14天的措施。这种一刀切的隔离方式肯定不可取，但是隔离来自高风险国家的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这些国家采取相对弱势的流感化防疫对策后，其国民比中国人具有更高的传染风险，所以仅从严控疫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自然应当限制和隔离这些外国人。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疫情控制力度都不如中国，如果对于大部分国家都严格采取隔离措施，中国经济能够承受这样的代价吗？这不只是传染病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如果只从短期来看，那么在某个特殊时段限制外国人入境，给经济直接带来的负面影响似乎相对有限，最多不过是损失了与入境旅行相关的一些产值。但是从长远来看，其负面效应却可能变得非常巨大。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对外交流退回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平，那么整个社会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经济又会下降到何种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好不容易占据了世界供应链的重要部分，但如果在今后的一年半载里面，各国的企业家、营销管理人员都无法来到中国，那么中国和全球的连接会越来越弱。打个比方，如果马斯克当初来不了中国，又或者抵达中国之后就必须被隔离14天，后来还会有上海的特斯拉工厂吗？在很多创新领域，中国和全球的合作，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但如果中外科学家们进出中国都需要被隔离14天，那么中国的科技对外交流会受到极大阻隔，其巨大的负面效应最终会体现在经济和创新领域。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正千方百计地要和中国脱钩，以打压中国的创新，美国还不断利用外交手段来劝说其他发达国家和中国脱钩。疫情爆发后，美国也是最先禁止中国人入境的国家。今后很可能出现的一种局面是，一方面，中国本身对于疫情的控制做得比较好，另一方面，国外由于采取流感化的措施导致疫情继续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出于防疫考虑而阻隔和世界各国人员的交流，此举当然有利于防治疫情，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脱钩，恰好达成了美国原本通过外交手段都难以实现的目标。

再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今年的经济已经面临巨大的压力。幸好在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来刺激经济，比如尽快恢复湖北以外地区的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推出各种扶持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以及 加大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完全放开和鼓励生育等措施。 这些政策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元气，减少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等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与世界脱钩的风险，尤其考虑到因为防疫策略不同而造成的脱钩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我们就必须全方位地加强和世界的交流，包括商品交流、信息交流、资金交流和人员交流。在人员交流暂时受阻的情况下，保持信息和资金的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现在有很多海外留学和科研人员不能正常出国，那么有些教学和科研活动就应当通过国际互联网远程进行，遗憾的是，很多科研教学内容在国内却不能访问。我们应当利用最新的高科技智能过滤手段，更加精准地管控海外互联网内容，尽量避免阻碍非敏感信息的畅通交流。在开放投资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大高科技、金融服务、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开放力度，让更多像特斯拉这样的高科技企业来中国投资办厂。当然，面对面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还不可替代。所以在人员交流方面，我们需要避免一刀切的隔离所有出入境人员，而只是隔离少数高风险入境人群。另外，需要避免由于各地为政形成的政策混乱，这会给外国人入境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而是应当在中央层面基于科学分析作出统筹安排。如何在防治疫情和人员交流之间找到最佳平衡，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

在这方面，不妨借鉴一下新加坡的例子。作为一个很早就发现确诊患者的国家，新加坡成功地以较小代价控制住了疫情。在新加坡，政府并没有进行大面积的社区隔离，只是追踪隔离确诊患者和与其紧密接触的人。在入境限制方面，新加坡虽然禁止了所有中国人入境，但是至今没有限制韩国和日本等疫情较重的其他国家。根据新加坡政府的最新表述，面对全球疫情蔓延的新形势，他们并不倾向于限制更多国家的人入境，反而有选择地逐步放开某些地区的人员入境：比如中国湖北以外的人员入境。乍一看，此举似乎意味着很高的风险，但可能却是在平衡开放和防疫两方面之后做出的艰难选择。

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与全球隔离的代价，最多只能阶段性地阻隔和少数国家的人员交流。当中国以外的主要国家纷纷将新冠肺炎当作流感来应对时，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如何适应这一可能的前景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值得深思的议题。中国在国内防疫胜利在望之际，也会很快面临这个难题：如何在开放和防疫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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