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地设置监管沙盒 能否成为中国区块链金融创新特区？

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营管部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了第一批拟纳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应用名单，并将在未来1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此前三天，1月11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霍学文在人大代表询问“一府两院”有关部门工作的现场，表示针对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试点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也称沙箱）已于去年落地，第一批入箱项目即将公布。以北京为代表，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7月曾表示将开展“中国版监管沙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十个省市开展金融科技应用试点。

就像1980年，经济特区的出现让深圳可以试行新的发展模式。沙盒机制的存在，也相当于为金融产品搭建了一个试点“特区”，允许新产品先跑起来，之后再配上相应的政策措施。

“监管沙盒”是一个小范围先行先试的机制

“监管沙盒”的落地已迫在眉睫。2019是区块链技术落地大年，尤其在金融领域也催生出许多新型金融产品，然而却难以形成有效监管，技术发展正要求新的监管措施和消费者保护方式。

1月14日，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主任胡光在参加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时建议，上海应该尽快推出“监管沙盒”制度。胡光举例， 正如区块链曾被妖魔化，但是实践证明区块链可以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中的信用验证问题。而监管制度创新可以给新技术试验空间 ，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需求，“上海并不缺少新技术，更需要的是如何让这些新技术又好又快的安全投入到产业生产、百姓生活中去。”胡光说道。

具体来说，“监管沙盒”是一个小范围的先行先试机制，指为了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并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达到平衡，金融监管部门划定一定的测试时间和范围，让取得许可的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等主体，测试其新的金融产品，或是新金融模式、业务流程等。在测试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会对测试项目降低准入门槛，并设立豁免制度，适当放宽监管限制。

“监管沙盒”可以以政策、规定的形式呈现，如台湾“监管沙盒”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FSCEY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条例》及三项授权法规中；也可以类似北京开展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测试；又或是以园区形式存在，针对进入特定产业园区的企业和项目配套相应措施。

通过测试的项目，即便达不到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也可以申请监管部门授权，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新产品。未能达到预期或带来不良影响的项目，监管部门则有权终止测试。这样既可以鼓励金融创新，也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本次试点工作对于我国建设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生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1月14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北京金融科技‘监管沙盒’首批公示 ”，公示中也指出“监管沙盒”的重要作用。

此次首批入选的项目共六个，拟正式运营时间分布在2020年1月至3月，分别为：工商银行“基于物联网的物品溯源认证管理与供应链金融”，农业银行“微捷贷产品”，中信银行、中国银联、度小满金融及携程合作参与的“中信银行智令产品”，百信银行“AIBank Inside产品”，宁波银行“快审快贷产品”，中国银联、小米数科和京东数科合作参与的“手机POS创新应用”。

据财新报道，入选的六个项目全部是从此前北京金融科技应用试点的46个项目中选取的，采用以持牌机构为主体申报的方式，非持牌机构须与持牌机构合作，才可以进入试点。

互链脉搏查询公开资料，此次试点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意味明显六个项目中，有三个主要面向小微企业和小微企业主提供金融服务。大数据成试点产品中最热门的技术，有5个产品将其作为主要技术列出。此外，区块链被提及一次，工商银行“基于物联网的物品溯源认证管理与供应链金融”项目使用物联网和区块链作为主要技术。

（制图：互链脉搏）

事实上，自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上线“监管沙盒”以来，有关区块链金融产品进入沙盒测试的呼声愈发高涨。

但互链脉搏观察国内“沙盒”的实际应用，目前以政府机构牵头且已经落地的沙盒并不多，包括北京由央行和北京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起；香港监管沙盒由香港金管局HKMA负责；赣州监管沙盒由赣州市人民政府主导；台湾“监管沙盒”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FSCEY监管。此外，杭州、深圳也相继发行“监管沙盒”或是建立监管沙盒产业园，但却是由非营利性全国（或地方）社团组织牵头成立，政府缺位。

（制图：互链脉搏）

从全国沙盒的监管产品范围来看，区块链已成为“监管沙盒”的测试重点。如赣州和杭州的沙盒产业园主要面向的便是区块链，深圳也有针对区块链的“监管沙盒”，北京、香港、台湾的“监管沙盒”内都出现使用区块链技术的产品。

“监管沙盒”实施效果有待检验，监管机构是否可以决定科技产品走向？

世界范围内“监管沙盒”机制的施行，与区块链金融领域应用几乎同时铺开。未来，进入“监管沙盒”的区块链金融产品或将大幅增加。而围绕究竟该不该使用“监管沙盒”来评测区块链金融产品的争论也愈发热烈。

“监管沙盒”源于英国。2015年，英国FAC首次提出监管沙盒制度的核心意义和具体实施要求，并在2016年5月正式开放第一批监管沙盒申请报名资格。英国之后，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地相继提出类似计划。

FAC有六个审核重心：创新方案是否属于金融行业；是否具有创新性，或是和现有产品与服务有明显不同；是否能为消费者和金融行业带来效益；是否有进入监管沙盒测试的必要；是否对沙盒规则有明确的了解。

基于此，“监管沙盒”施行的重要条件是新金融科技促成新金融产品的出现。而区块链自2015年后在全球流行开来，现已逐渐脱离仅为“虚拟货币”服务的固有印象，并在实体经济中广泛落地，金融应用便是重头戏。互链脉搏统计，2019年全球共落地846个项目，其中金融领域落地214个项目，与政务领域应用数量持平，并列各大领域第一名。

（制图：互链脉搏）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已经在底层将各类金融活动连接起来，很难再清晰界定某一金融模式或是金融产品所属范畴。同时，金融监管上各国还存在分业监管情况。如我国有中国银行保健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单个监管部门的监管合规，风险可控，但是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给金融系统稳定埋下隐患。加之区块链和金融结合使得金融风险更加复杂化，监管手段滞后、监管空白或重叠的现象容易出现。

过去盛行的基于区块链的ICO项目，由于ICO刚出现时并无可与之匹配的监管措施，致使空气币、资金盘项目盛行，投资者损失惨重。目前我国已经明令禁止ICO模式的融资。但加拿大在2017年9月实施“监管沙盒”计划，并将ICO 纳入其中。

互链脉搏对比国际上，以国家政府机构牵头建设的“监管沙盒”，加拿大、新加坡较英国等国家政策更为宽松，偏向为新产品打通监管之路。如加拿大“监管沙盒”接纳加密货币相关项目。而在新加坡监管沙盒中注册的金融科技创新企业，监管机构许可其在已备案的前提下，从事与当前法律法规相冲突的业务，即使试验失败，事后也不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早在开始实施监管沙盒制度时，新加坡就明确沙盒旨在尽可能鼓励金融科技创新，通过降低市场准入标准，简化准入流程，以最小的合规成本来实现创新产品或服务快速的落地运营。

“监管沙盒”政策放宽可为新产品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但这也引发国际上对“监管沙盒”的批评，“监管沙盒”被认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不够。此外，英国等国家“监管沙盒”的实施效果也广受诟病，“产业沙盒”应声登台。

英国FAC最初提出沙盒时，提到三种类型，“监管沙盒”、“产业沙盒”、“保护伞沙盒”。美国先是测试了“监管沙盒”，后认为效果并不显著，转而采用“产业沙盒”，此外，联合国也落地了一些“产业沙盒”。

（制图：互链脉搏）

“监管沙盒”多由政府领导，监管机构来衡量产品的创新性和价值性，产业沙盒则是用用高科技和工具来评估项目。1月13日，北航数字社会与区块链实验室主任蔡维德发表文章，列举国际上对“监管沙盒”制度及其应用效果的批评。批评的主要观点包括金融监管机构不应该从事科技评估，“监管沙盒”实施之后无法及时有效更新政策，没有考虑消费者利益、学术研究认为其意义不大、测试最终受益者是监管机构……

但从实际应用来看，世界主要国家中，采用“监管沙盒”的数量远多于“产业沙盒”。据澳洲、香港、卢森堡2019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结果显示，现在世界有50个国家或地区开启监管沙盒计划。而早些时候英国统计的世界“产业沙盒”项目不足20项。我国目前已经有至少六地推出“监管沙盒”，而“产业沙盒”仅青岛的“泰山沙盒”。

从检测内容来看，相较于“监管沙盒”，“产业沙盒”往往应用于其他具体行业中的一些场景，如美国的医药供应链管理区块链验证算法、联合国的国际民航组织的区块链产业沙盒。

故，针对金融科技的发展，“监管沙盒”显然更具优势，且金融行业较之其他领域有这更为复杂的法律政策监管系统，政策对新产品推行的阻力较大，监管合规迫在眉睫。不过，无论是“监管沙盒”还是“产业沙盒”，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促进新科技产品合理旺盛发展，最终都要交由市场检验。

回到我国，无论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产业沙盒”，还是有政府背书的“监管沙盒”，都处在局部发展或试点的阶段。而区块链金融产品的应用刚刚普及开，成果还需要时间验证，究竟区块链金融产品应该以政策合规为先，还是以技术工具检验为先，还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