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35岁，依然可以“横行职场”！

对抗职场“35 岁焦虑”，也许唯一的方法是比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跑得更快。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全天候科技(ID：iawtmt)

张乙翔第一次看到朋友转发“35 岁职场焦虑”文章时，出于好奇，点开了阅读。

毕竟，这看上去与他密切相关——张乙翔今年 34 岁，程序员，每一个指标都喻示着，他应该正面临着类似的焦虑。

“35 岁职场焦虑”的话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特别在科技圈。自 2017 年，华为传出“清理 35 岁以上员工”消息以来，各企业关于“劝退 35 岁以上员工”、“招聘限 35 岁以下”的传闻此起彼伏，在无数传言和事实下，人人自危。

知乎上，一则询问“35 岁以上的人都干嘛去了”的问题获得了近 2000 万浏览量，回答超过 1300 条。

然而，这种焦虑似乎与张乙翔无关。“我看了一两次就不看了，”他的口气中，透露出些许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被年龄焦虑所困扰的人，思维和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局限的范围内”，“但我已经不怎么关心这件事了，讨论这个问题，对我没有价值。”

同样将焦虑感抛之脑后的，还有 39 岁的贺然。

他在诺基亚已工作了 10 年。他承认，与过去可以在企业中养老相比，如今即使是大企业也常常裁员，“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但他对此并不担心，依照他的现状，即使离开职场，也不会遇到太多经济压力。

“你在职场上的每个阶段，都要专注想，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进步、下一步的可能性在哪里。”晨晖创投合伙人曾浩燊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历，“每一步都很充实，还来不及焦虑。”

他们是这个焦虑时代的胜利者，同样的，他们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常态”。

提前焦虑

30 岁时，张乙翔和贺然正在遭遇着职场的第一次焦虑。焦虑的起因不是无路可走，而是对下一步发展的茫然。

彼时张乙翔正在百度担任程序员，贺然则是华为的一名工程师。尽管 30 岁还不是一个需要担心因大龄被裁员的年纪，他们却同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失去眼下这份工作，自己还能做什么?”

2015 年，百度尚未经历魏则西事件，公司年度净利润达到 52 亿美元，是前一年的 2 倍有余。

作为所在团队绩效考核的第一名，张乙翔获得了 18 个月月薪的年终奖，并用这笔奖金支付了人生第一套房产的首付款。这是 30 岁时的张乙翔，妥妥的“赢家范儿”。

如今回想起来，他却清晰地记得，这亦是他在职场生涯中最为迷茫的一年。或许源于此前数年的“小成功”，他渴望自己拥有更多能力，分析之下，发觉自己只能“输出技术去换取工资”，除此之外，别无他长。

张乙翔的终极目标是创业。早在他的大学时期，有创业成功的学长回校交流，商业模式、盈利、融资……当学长讲出这些名词时，张乙翔的感觉是“也太酷了吧”。从那时起，创业种子便已在他心中埋下。

但百度程序员张乙翔还不知道“创业”的真正方法。“大公司像一个围墙，困在里面，程序员仅仅是一个技术”，除此之外，他对于如何成为创始人、如何融资，“认知都是模糊的”。

2015 年，也正是互联网行业创业高峰的一年，在张乙翔参加的许多聚会中，创业是朋友们挂在嘴边的话题，听着一些朋友提出的见解和认知，他自愧不如，甚至暗暗生出了些许自卑。

焦虑感驱使着张乙翔离开百度，时隔不久，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向他发出邀约，提供了技术管理的岗位，带着跃跃欲试的心情，他果断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三年时间里，他从技术出发，逐渐接触了产品运营、项目发展、商业模式，不仅对公司运作形成了概念，也对立项、拉新、变现等概念有了实践经验。

在 2018 年底，当他离开这家公司时，他拿到了来自一位朋友的百万种子轮融资，以及来自多家公司年薪百万的技术高管 Offer。

但由于创业环境整体遇冷，犹豫再三，张乙翔暂时选择担任一家公司的技术高管，不过，他尚未放下自己的创业梦，“常常会想起来那笔放弃的种子轮，每次都会觉得遗憾，”张乙翔笑笑，“现在的规划，大概三年后会再选择创业吧。公司不太可能裁掉我，但我有时还会想想，裁掉也不错，没有退路，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创业了。”

他从未后悔过离开百度，无论是离开的当时，还是数年后的今天，正如他所说，于他而言，此前，他只知在“围城”中埋头苦干，只有打开城门走出去，才能拥有此后的种种经验。

提前焦虑的人，已经提前为“中年危机”做好了准备。

贺然在 30 岁时离开了华为，与张乙翔不同，他离开的原因，主要是对华为过于忙碌的生活感到疲惫。

自毕业以来，在中兴、华为分别工作三年，初出茅庐的工作热情，已经逐渐被消磨。

还在中兴时，他曾和同事一起赶工一个项目，连续加班一年有余，在临近完成时，却由于某些原因，项目被砍，一番努力瞬间付之东流。

多年之后，贺然回顾这段经历时承认，这无非是职场十分平常的一件事，市场需求变化、公司战略转向，都会导致类似事件，但在当时，对于年轻、相信“奉献给公司”的贺然，却是一次重大打击，自此之后，工作在他心中的地位，慢慢下滑。

“人会对自己有一个评估，如果你是热爱技术、热爱工作的人，你可以把所有精力放在钻研技术上，在中年时成为一个技术专家，这是立身之本，我有认识这样的人，”贺然感慨，“但我可以确定自己不想走这条路，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

离开华为后，贺然换到加班较少的诺基亚工作，除了日常工作，其余精力则一股脑扎入了投资，看书、看财经新闻、请教懂行之人，不一而足。

在 2015、2016 两年，诺基亚先后两次大裁员，公司内人心动荡，许多同事离职，正值 35 岁的贺然也遇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职业危机：是去互联网行业另寻出路，还是全部依赖于投资?“按今天的定义看，那的确是一次中年危机，也是我最焦虑的时候，”他承认。

不过，贺然最终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先留下来继续工作，加紧研究自己的投资策略。“大概在两年前，我基本能够确定，现在的投资方法是可以跑通的。”他并未讲述过多投资涉及的具体内容。

不过，从赚取第一桶金至今，他已经拥有了一套“覆盖高风险、低风险等不同层面，达到稳定且可持续回报预期”的投资组合，来自这一部分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主业的薪水。

在诺基亚的工作仍是他物质及心态上的一种保障，但贺然认为，即使现在离职，凭借投资所得，也足够他与家庭度过一段缓冲期。

来不及想年龄问题

有些人的焦虑感提前到来，也有些人，从未在意这种焦虑。

“前几个月和一位正在求职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原来 40 多岁在职场上不太好找工作，”刘希夷感慨。

对于正在一家知名投资机构担任总监的她来说，在过往 20 多年的职场生涯中，并未感受过年龄带来的焦虑。

“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思考，当下如何进步、下一步怎么做，来不及去焦虑年龄的问题。”有着同样感受的曾浩燊这样解释。

在许多人眼中，刘希夷和曾浩燊都是典型的职场精英，一路高开高走，每个职位都令人欣羡;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正是因为从不敢在任何一段工作中懈怠，才为自己铺就了这样的职业生涯。

刚入职场的头几年，曾浩燊每天早起洗澡时，都会询问自己，“你有没有动力去上班?在工作中你得到了什么?”

他解释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26 岁、一次 28 岁，如果你不能保持进步，那就是在浪费时间。”那时的他，一周可以工作7天，忙起来，总工时达到 120 小时。

28 岁时，曾浩燊已经是一家美国大型半导体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带领着百余人的工程师团队，而他的直属老板，则是一位年近 50 岁的美国人。

曾浩燊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他询问自己，“还要等几年?这是我想要的吗?”

他决定回国创业。“第一次转型，一定是痛苦的”。起初，环境、平台和角色的转换，使曾浩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感。

他记得，到上海不久，他为新团队找办公区域，依照过往的工作习惯，曾浩燊找到了此前熟识的供应商询问价格，“5000 块钱一个工位?!”他对价格感到震惊，“大公司来往的供应商大都偏贵，但我当时却没有这样的认知。”

熟识的合作伙伴显得更为冷淡。为了谈成一笔生意，他与之前的一位客户约定了日期见面，但当他专程从上海飞到深圳，再转乘大巴抵达时，对方却抱歉地告知，当天出差在外，只能再约时间。

创业的第二年，曾浩燊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对不起啊，我们今年预算很难看，可能没办法给你付款了，要不你的项目先停一停?”当时，为这家公司打造的产品已经进行了半年。

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浩燊已经释怀，“都是接触很久的朋友，人家也是真没钱了，不是故意要害你。”

数年后，他转行成为投资人，这些经历反而成为他与被投企业交流的经验，“我常常和一些创业者说，一笔投资、一笔签单，即使对方的意向再强，在最后的决策中，意向的影响程度也只占 10%，要做好心理准备。”

在曾浩燊迄今为止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有两个重要的“七年”。第一个七年，曾浩燊完成了从基层工程师向管理层的转变。

从 29 岁到 36 岁的第二个七年，他先后创立了三家公司，成为一个创业者，其中第一家公司已经以“还不错”的价格出售给了一家外企。

创业的第七年，曾浩燊遇到了晨晖创投创始人肖文彬，时至国内半导体产业复苏，肖文彬想寻找一位熟悉这一领域的合伙人，曾浩燊扎实的技术背景和创业经历完美吻合了他的需求。最终曾浩燊又有了新的身份——晨晖创投的一名合伙人。

“我没有意识过年龄的问题，可能是我一直走得很快，”曾浩燊想了想，“如果我 36 岁还在做工程师、或者 40 岁才第一次创业，那我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我一直处在定目标、完成目标的循环中，就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巧合的是，刘希夷的职场角色转换也是以七年为周期，7 年记者、7 年科技项目经理，此后，她转为担任一家知名公司的总监。

和曾浩燊一样，不断转换角色，使她始终处于学习和创新的环境下，来不及思考所谓的中年危机。

从记者身份转化为项目经理时，很多领域都是陌生的，她曾为了一个项目，一口气买下 20 多本专业书，四处找人咨询，在不足 3 个月的时间内学完，成功推动项目完成。

刘希夷今年 45 岁，按她的规划，自己的职场生涯至少还将持续 10 年，“希望能把履历、成就都再抬高一个层级”。

如今，她正面临着更多需要学习的内容，“一方面是公司四大业务板块的内容都在不断更新，要随时能跟上，同时，我也想掌握更多战略层面的知识和思考。”

没有轻松的职场

还在美国时，曾浩燊身边有许多年长的工程师。在他当时所供职的公司中，如果没有极强的进取心，工程师是一个可以做到退休的职位，并且随着技术能力增加，待遇也并不低于管理层。

但这不是中国职场的现状。无论曾浩燊还是刘希夷，都同样意识到，其实在一些基础岗位的招募上，年轻人会更受欢迎。

“不是说只看年龄，但比如去接触一些新领域，年轻人的确精力更好，学习的速度也更快，”刘希夷承认。

贺然记得，刚刚步入社会时，各行业工作的迭代速度相对缓慢，一些大企业中，“一做就是一辈子”，如今，这种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

无论是曾浩燊、贺然或是刘希夷，他们之所以与“35 岁焦虑”无缘，都源于多年以来，对自己发展规划的不断探索和尝试。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期都曾有过在行业排名 TOP3 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或学习到更精尖的技术、或积累了系统的工作模式。

但在 30 岁出头的年纪，大部分人选择了离开，在不同领域或不同业态的公司，继续尝试着新的发展。

在他们当中，尚无一人甘愿进入所谓的中年疲惫期。

“从工作开始，给自己不断设立目标，也设定期限，尽力在期限内完成，一旦达到目标，不要过于留恋，快速向下一个目标进军，”在与一些年轻人的交流中，曾浩燊常常给出这样的建议，“如果实在迷茫，就像我当年一样，每天洗澡时，反思下自己是否有动力、是否在进步。”

对于那种毕业后追求稳定，直到遭遇困境才感到危机的状态，他形容为“温水煮青蛙”——“不要在同一个状态下停留太久，”他这样总结。

最近三年，他正在适应着投资人的新角色，“以前是亲力亲为，自己上考场，现在好像是送儿子上考场”，他这样比喻心态的转变，他希望能给予创业者足够的指导，又唯恐显得太强势，努力在这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贺然则不断尝试着新的投资品类，两年前，他选择投资了一家民宿，“涉及衣食住行的投资，风险较低”，民宿开在市区的一处景区旁，招募了专业团队负责运营，目前“在各处开销之外，已经可以有结余”，不出意外，最近一段时间，他还会增加一些新的投资。

对于女性职场人，家庭总是避不开的话题。怀孕近 5 个月时，刘希夷踏入了在职研究生的全国统考考场，孩子出生不足四个月，她又报名了新东方的一万单词班，为即将到来的研究生英语考试做准备。

这份努力为她换来了国内 TOP2 高校研究生的一纸文凭，“很难说，在绝对意义上，这究竟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哪些帮助，不过，可能没有这个学历，我也无法进入之后的那家大型科技公司。”刘希夷说。

曾担任外企高管的童海琳，则由于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不得不在接近 40 岁时，告别了十几年的职场生涯，暂时回归家庭。

她不愿放弃工作，辞职仅一个月，便着手研究小型的创业项目，在三年内考出了中医营养师、艾灸师、芳疗康复理疗师，小儿推拿师等各类大健康产业的专业证书，照顾孩子的同时，开办了一家中医艾灸工作室。

“我曾经设想过，如果一直没有离开最早供职的那家外企，会不会一直很稳定，也可以照顾家庭，”童海琳回忆说，那是一家相当稳定的外资公司，在细分市场中有着绝对的垄断地位，她曾在那里工作了近 7 年，在 32 岁时，因为不愿在公司继续“养老”，她选择了离开。

仔细思虑后，她依然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年轻时需要一点挑战，太过稳定的养老性职业，会让年轻的自己失去斗志，从而也失去了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中，也许唯一能够摆脱“中年职场危机”的方法，是比这个社会变化的速度，奔跑得更快。

“如果说我真的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情。”曾浩燊笑道，“比如，我职业的第一个积累期用了 7 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这个时间是 3 年。”

曾浩淼在微信上分享了一张图片，上面印着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疯子?就是一遍又一遍做着同样的事情，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名言，”他说，希望把这句话送给那些焦虑但不敢改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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