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不死”的日本

文| 付一夫

作为一名经济研究爱好者，除了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与新兴产业的发展分外着迷之外，我还对一水之隔的日本有着浓厚的兴趣。

之所以是日本，并非因为“哈日”或者其他。客观地讲，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在全球各个国家中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更为重要的是，中日两国在人文地理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而且在经济发展轨迹上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势，故日本的诸多发展经验与教训，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诚如一位研究界的前辈所言：

“国别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也正因为如此，我花了不少心思去研读与日本经济有关的各类书籍与报告，并撰写了几篇涉及到制造业兴衰、科技创新、消费变迁等领域的研究心得。不过，依我个人的粗浅之见，日本最值得深入探究的一定是人口问题。譬如说，日本早早就已率先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而后相当长的岁月里，人口结构始终是左右日本经济发展无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直到今天。

然而，即便是举国上下老态龙钟，亦或是遭受了数次危机的洗礼，日本经济却始终韧劲十足，屹立不倒。哪怕GDP增速已经难看得不能再难看，依然没有几个国家敢小看日本。

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此时此刻，在2018年度国民经济数据公布之后，人口问题再度成为了我国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国民经济前景似乎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这些状况日本大体上都已经历过。从这个角度讲，日本的“抗衰老”历程便极具参考价值，分析与总结同样极为必要。

而这些，也就成为了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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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伟大领袖的这句话，至今仍振聋发聩。

此言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革命人口论”，可将其放在国民经济增长的情境下同样适用——毕竟，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

日本自然也不例外，故事要从1946年讲起。

彼时的日本，受长期战争所累，全国超过四成的国民财富被无情摧毁。与此同时，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尚且不及战前最高水平 （1934年~1936年平均水准） 的40%，30%~60%的工业设备遭到破坏，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几乎都锐减至此前巅峰时期的50%以下，就连农业也降至战前的78%。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大量工人的失业，用“人造沙漠”形容日本，并不过分。

不过，这种萧条并未持续太久。在一系列政策倾斜与改革措施的助力下，日本国民经济开始强势复苏，1953年就超过了二战之前的水准。此后，日本经济总量的扩张势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1987年超越苏联并正式跻身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

至于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尾声，日本GDP被我国彻底超越，已是后话。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走出阴霾并崛起，人口的作用不容小觑，而多年的人口红利更是居功至伟。

啥是人口红利？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一个国家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会有一段适龄劳动力 （15岁~64岁） 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其间，有更多的劳动力能够从老人和小孩的赡养等非生产性活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配置于生产活动中，从而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这便是人口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用大白话说就是，年富力强能干活的人越多，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就会越高。

之所以会有人口红利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前期的生育高潮，而当时的日本人着实不似今天这般不爱生娃。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国民大致经历了三波生育高潮，前后时间跨度大约为26年：

（1）1946~1949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为33‰~34.3‰；

（2）1950~1955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为11.7‰~17.4‰；

（3）1967~1972年，日本人口出生率连年达到10‰，其中1972年的出生率高达23.3‰。

正是这三波生育高潮，为日本贡献了前后两轮，累计近30年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并间接带来了日本经济的繁荣。

关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用“人口抚养比”这一指标来加以诠释。所谓人口抚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与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之比，表征的是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如果人口抚养比较低，表明劳动力供给充足，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

从图1中可以看到，自1956年起至70年代早期，以及7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日本依次经历了两轮低人口抚养比阶段，分别对应两次人口红利期；而同期的经济增长大体上均呈现出良好态势。可以认为，日本利用第一轮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又利用第二轮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当然，人口红利并非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唯一力量，不过我们还是重点讨论人口。

2

有意思的是，第一轮人口红利期尚未结束，日本就步入老龄化社会了。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的过程。按照联合国的界定，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超过7%，就可以认为该国家或地区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日本是何时达到这一标准线的呢？答案是1970年。

想不到吧，日本的老龄化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

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规模也日渐壮大，1970年达到729.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7.03%；而后，日本的老龄化态势愈演愈烈，到了2017年，65岁以上老人已经增至3417.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高达27.05% （参见图2） ，也就是说，每100个日本人中就有27个年纪超过65岁的老人。值得一提的是，同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日本的老龄化演进速度要远胜一筹 （参见图3）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人口比例与人口总数的双双下滑。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0~14岁人口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到了2017年，其数值仅为12.89%，与1960年的30.15%相比，降幅多达17.26个百分点 （参见图4） 。

诚然，人口的老龄化将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种种负担，比如适龄劳动力削减、社保压力增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到制约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地去寻求“抗衰老”之道，以求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当然也是“抗衰老”大军中的一员。面对人口结构的转变与少子高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鼓励生育首当其冲。具体来看，日本1991年颁布了《儿童保育假法》，1994年实行“天使计划”，2000年实行“新天使计划”，2001年修订《就业保险法》，2008年实施孕妇优惠计划，2009年提高生育补助并实行弹性产假，2013年实施“产后关怀”……种种措施的目的自然是通过不断加大对生育的财政投入，解决父母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约束，营造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等手段，来提高居民生育意愿。

然而，日本的老龄化程度仍在不可扭转的加剧，人口生育率同样在不可扭转地走低。这就宛如“人终究会老去”这一自然规律，任凭怎样去“抗衰老”，还是难以返老还童。

3

那么，老龄化影响到日本经济发展了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从近些年来看，日本经济早已不复当年之勇，甚至好多年都出现了负增长态势。而在社保压力陡增的残酷现实下，大多数已经退休的日本职工不得不选择再就业的方式来赚取生活费用，直接表现就是日本街头的出租司机、工地看护、交通保安、高速收费员、物业管理员、清洁员等职业的阵容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特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日本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不过，如果我们因此就把日本经济的由盛及衰的根源归于人口的老龄化，恐怕就站不住脚了。

如前文所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节点是1970年，可即便如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依然保持着极好的增长态势。若不是日益激化的美日贸易争端以及国内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根本不至于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更不用担心后来“失去的二十年”。

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并没有直接拖垮日本经济。这当中必然有两次人口红利兑现的积极影响，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日本找到了一个能够暂时克服老龄化与人口红利渐失的关键法宝。

这个法宝的名字叫做“人力资本红利”。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老龄化程度的深化会加剧劳动力的短缺，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投资回报率也会趋于下降。受此影响，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因素优势不再，潜在增长率便会降低。然而，尽管人口结构的变化难以扭转，但仍然可以挖掘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随着劳动人口的技能、知识、经验等方面水平的提升，会使得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绝对数量下降、抚养比上升造成的人口结构缺陷将得到有效弥补，从而形成人口和劳动力“以质量换数量”的新的红利机遇期。

这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本红利”，通俗点说，兵在精而不在多，数量不够质量来凑。

考虑到简单的统计指标无法描述这一概念，我们不妨从另外三个角度，侧面印证日本对人力资本红利的挖掘：

（1）受教育程度提升

提高人口素质，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硬指标，而日本对于国民教育一直都是格外重视。世界银行数据表明，1965~1981年期间，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为100%，中学入学率从70.6%增至94.3%，大学入学率也保持在高于30%的水平；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由1965年的284330人增长到447416人。此外，日本政府还不断加大办学力度，各类学校总数持续攀升。

（2）性别结构优化

很久以前，日本受传统文化影响，“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锢较为深刻，在接受教育方面，女性的机会也是长期少于男性。不过二战以后，日本开始重视女性的教育，并通过各种举措为男女学生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鼓励女性接受教育，成效也是极为显著。据日本文部省统计数据，1954年，日本男性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为15.3%，而女性只有4.6%；到了1981年，男女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分别为40.5%和33%，差距大大缩小。

（3）就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的同时，日本的就业结构也在随之升级。例如，1965~1981年，日本农业就业人数由1110万人降至557万人，而服务业就业人数由2113万人增至3055万人，工业就业人数也有所提高。这就反映出，人力资本更多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之中涌入。

正因为以上种种，日本的人力资本红利得到了空前的培育和积累，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释放出红利效应。再加上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工匠精神”的深入人心，日本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得以继续增强。尤其是日本的制造业，实现了从大规模生产、自动化技术引进、机械自动化到高技术、大规模生产体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而诸如原子能、电子信息、计算机与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精尖产业自主研发能力也得到增强。

更为重要的是，在持续释放的人力资本红利驱动下，日本举国上下的生产率水平大大提升，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更是源源不断。于是在1986年，日本人均GDP达到了17079.6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式迈进高收入阶段。反观缺乏人力资本红利支持的拉美各国，至今仍在陷阱中苦苦挣扎。

所以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近两年我国一二线城市会轮番上演“抢人大战”了吧。

4

时至今日，日本更老了，经济增长更慢了，可是日本依然不容小觑。

比如，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企业数量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发布的各国工业竞争力报告也证实了日本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上游的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核心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制造方面，日本无可争议地处于领先地位。

再如，2017年日本的人均GDP是3.8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样超过3万美元。而公开报道显示，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所身处的国度是一个平等而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人人都公正平等地享受着全社会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而约有八成的日本人相信，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可是，纵然人力资本红利再怎么有效，只要是人，终究还是会老去。事实上，日本适龄劳动力内部的年龄结构已经出现了老化趋势。按照日本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日本适龄劳动力中5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重为31.59%，而该指标在1968年是17.86%。与之相应的是，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已经从1968年的36.33%下降到2017年的18.65% （参见图5） 。这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只会更多。

更有甚者，日本人口总数已经连续下降了多年，2017年比2010年减少了101.1万人之多。倘若继续这样下去，不光是人力资本红利，任何红利迟早都会吃完的。

好在日本的科技实力已足够强大，国民收入水平已足够牢靠，居民综合素质已足够良好，他们暂时还有去对抗老龄化社会的资本和底气。

但是，“抗衰老”这道普世难题的求解，依旧任重而道远；这场人人都怠慢不得的人口保卫战，还远没有到结束的那一天。

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绝非仅有日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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