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近些年来，面对全球数字经济的兴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更是化理念为行动的紧迫任务。

数字经济的主要形态和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包括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移动支付、3R产业（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四众模式（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人工智能应用、区块链应用等形态。由于没有一个固定的称谓和内涵，很多情况下人们将其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互联网+、新经济、新动能等概念交叉使用。因具体形态正在动态衍生和不断“刷新”中，数字经济的统计口径也难以明确下来。当下语境下，凡是与信息技术及应用相关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可归入数字经济范畴。

数字经济正在改写和重构世界经济的版图。从全球公司市值排名情况看，2007年全球市值前十名的数字企业仅有微软一家，其余皆为传统经济企业；到2018年3月底，苹果、亚马逊、字母表、微软、腾讯、阿里巴巴、脸书等7家数字企业显赫呈现在前十名榜单中。在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引领下，新企业不仅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而且迅速发展壮大，使得中国的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新业态能够引领世界潮流。同时，以“互联网+”为底层技术的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向各行各业“渗透”和“赋能”，推动了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从新技术来看，在长期攻关累积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2017年，我国创新指数在全球排名上升到第22位，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行列。

从新产业和新业态来看，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通信业持续快速发展，2017年信息产业收入规模达2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工业机器人产量13万台（套），增长81%。民用无人机产量290万架，增长67%。软件业务收入5.5万亿元，同比增长14%。2017年，我国信息消费达4.5万亿元，同比增长15%，为同期最终消费增速的2倍左右，占最终消费的比重达10%。移动支付逐步实现全场景消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超过200万亿元，居全球第一。

从新模式来看，2017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7.2万亿元，同比增长32%，跨境电子商务同比增长超过30%。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全国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1.2万亿元，同比增长39%。B2C销售额和网购消费者人数均排名全球第一。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非金融共享领域交易额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67%。未来5年，我国共享经济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7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增长28%，规模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一。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增长，在不断向传统经济“赋能”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数字化”。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占GDP的比重达到32.9%。预计到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32万亿元，占GDP的35%；到2030年这一比重保守估计将超过50%，乐观估计则可能达到80%。捕捉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大势所趋，更是未来经济领域的新制高点。随着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战略规划的部署和实施，中国经济的追赶和超越进程将会大大加速。

以新发展理念引导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新事物，成长过程中难免带有一些“野蛮生长”的特性，因此对数字经济的看法和评价，社会上亦喜亦忧。同时，由于现行体制机制的原因，还存在不少制约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外部因素。本着包容审慎、兴利除弊的态度，一方面需要塑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需要破解数字经济发展的消极外部性。笔者认为，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促进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以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瓶颈。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是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数字经济首先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是累积创新引致的集中突破。现阶段，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

为此，今后需要围绕“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采取差异化策略和非对称路径，抓住“底层技术”不放松，着力发展能够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积极布局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发，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和引领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实现后来居上。

二是以协调发展理念为指导，引导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在数字经济体系中，社会化分工更加细化，社会化协作更加紧密，跨界成为新常态，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化为生态圈对生态圈的竞争，竞合成为数字经济下企业竞争的最高境界。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多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协调问题：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既具有替代效应也具有促进效应，如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扩大传统产业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人工和管理人员的挤出效应，这就存在着发展节奏和应用场景的协调问题。

再比如，数字经济自身内部的横向体系及纵向生态的协调问题：数字经济在柔性生产、精准营销、用户参与、供应链及物流组织方面，对企业内部的跨部门大规模协调协作要求很高，对平台企业是个极大的考验和锻炼。

还比如，数字经济的产业政策和监管体系的协调问题：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共享平台涉及线上线下、软件硬件、基础设施、所有者利益、消费者权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涉及多方面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坚持共治共享的协调理念，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统筹规划和有效监管作用。

三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字经济的“去物质化”有助于减少社会经济活动对物质的消耗，进而减少能源消耗，同时数字经济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有助于带来更大的节能效果。因此，发展数字经济总体符合绿色发展理念。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能源汽车的历程，就是汽车产业绿色化的过程；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模式的发展，在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从节能减排角度促进了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新媒体等业态的发展，不仅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也促进了资源的节约使用。

当然，数字经济在促进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外卖附带的餐盒餐具以及餐余垃圾问题、手机等各种内置器件和外置配件的“电子垃圾”问题。这就要求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各种负外部性问题进行有效的治理和监管，采取有效激励机制促进绿色化生产和绿色化消费。

四是以开放发展理念为指导，引导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拥有知识产权的数字经济企业来说，始终需要在开放与控制两种策略中进行权衡取舍：究竟是以开放方式允许其他厂商使用其界面和规格，还是独占系统来维持控制？一般来说，开放可以通过做大安装基础为用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有助于促进整个行业市场的扩大，而控制有助于在既定行业市场中企业所占份额的增加。理性的选择显然在于促进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而不是最大化控制。

随着Linux成为大型机主流系统以及移动设备在全球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数字企业摒弃闭源系统转而采用开源系统，如谷歌的安卓系统始终是开放的。即便是被认为是“全球行事最隐秘的公司”的苹果公司，无论是对顾客还是对供应商，实际上远比人们想象的开放得多，面对开源操作系统的优势，苹果公司的闭源操作系统也将会日益从控制趋于开放。

在数字经济系统中，标准问题非常重要，统一的标准可增进兼容性和互用性，但标准从来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不同标准企业之间竞争演化的结果。与其漫长地等待统一标准的最终胜出，不如出于开放理念去直接做大行业“蛋糕”，在这种场合下，由相关行业国际组织、企业间联盟通过谈判协商，在初始阶段强制统一标准有助于少走弯路，必要时也可由政府直接推出强制性标准。现阶段，中国正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将有助于各类数字企业进入中国，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五是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引导数字经济实现包容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共享经济本身就契合共享发展的理念，比如企业间共享知识产权在扩大自身生存机会的同时也推动着行业进步。总体上看，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但如何缩小“数字鸿沟”也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大现实问题。

从就业角度看，数字经济产生了高价值创造和高工作收入的机会，但其与传统经济之间几乎没有就业转换的通道，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势必对传统产业工人甚至中层管理者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这就容易引发社会分层。

面对这些新矛盾，政府需要在数字经济发展节奏、产业转型转移升级援助、新技能培训、税收调节等方面深谋远虑，提早规划和布局，动用各种经济杠杆发挥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步入包容性增长的轨道。

数字经济企业特别是各类平台型企业，在妥善处理好平台中各种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同时，应出于共治共享的理念，为构建和谐友善的社会积极承担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