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情报工作浅析

一次性进群，长期免费索取教程，没有付费教程。

教程列表见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

进微信群回复公众号：微信群；QQ群：16004488

---

中国的专制社会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延续以后，终于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满清政权被推翻，但继之而起的军阀混战使中国陷入了持续的动荡。军阀对纯粹的情报工作并无真正兴趣，利用情报组织打压对手、维护独裁统治是其拿手好戏，暗杀、爆炸等暴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现代中国的情报活动，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二三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内忧与外患，内外矛盾尖锐复杂。统治者大多要采取非常手段来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务政治畅行一时。以蒋介石政权而论，政权面对来自党内、党外的挑战，必须借助特务机构来维护自身的地位。由此，蒋介石奠定了自己作为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开创者与主导人的地位。在他统治国民党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展了积极的情报工作，国共之间的情报战异常激烈，从而把现代中国的情报工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国民政府的情报工作

蒋介石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权谋，对重要而敏感的情报工作，其方针是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由此导致了中统与军统两大情报组织的出现。前者是国民党的情报机构，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主要对付中共及政治反对派，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后者则是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机构，主要任务是获取军事情报。但两者的工作是互相交叉的。

民国政府第一个情报机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中统的历史可以分调查科、调查处、特工总部、中央调查统计局、中央党员通信局及内政部调查局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国民党的各级基层组织都是中统特务网的延伸，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抗战爆发以后，大片国土沦陷使中统的组织系统严重破坏，再加上抗战使国民政府的情报工作对象有所改变，中统的地位开始下降，遂逐渐为军统所代。

中统的创始人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北伐之前，他们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俱乐部”的小团体，因“中央”与“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的起头都是C，而二陈姓名英文拼音字母开头也是C，故被称为”C C系”。为了掌握党内动态，二陈又搞了一个秘密小组，开始做情报工作。

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为代理部长。中组部设立“党务调查科”，负责对党员情况进行调查登记。这是一个纯党务工作机构，并非情报组织。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党务调查科扩充为“情报”与“编造”两股，其职责开始向情报工作转化。

1928年2月，蒋介石决定让党务调查科专司党务情报搜集，调查党内各派系的动态，任命陈立夫为科长，中间经历张道藩、叶秀峰两任，1930年徐恩曾继任，开始了徐对中统特务系统长达15年的直接领导。

调查科成立时，其主要职能是搜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情报，但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巩固和共产党的崛起，国共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930年夏，调查科增设“特务组”，搜集有关中共活动的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反共活动；增设“言文组”，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的华文刊物，分门别类加以剪贴，以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与此同时，调查科也开始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各大城市派驻特派员，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省与特别市、铁路、电讯等行业。至此，国民党党务情报组织框架基本形成。

1932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对外仍称调查科，徐恩曾亲任特工总部主任，下设书记室、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总督察、设计委员会、电讯总台等机构。情报科是特工总部的主要业务部门，内设指导、编审、译电等三个股，日常工作是编辑《每日情报》，罗列当日搜集到的有关中共、民主党派、国民党内反蒋派系以及日、苏等各方面的重要情报。训练科主管内部特务人员的政治思想、情报业务、行动技术等训练工作。训练科开设了一所图书室，广泛收集各地特务查抄到的中共各种秘密文件和书报杂志，后来发展成中共早期资料的收藏“宝库”。1935年国民党军重占江西后，陈诚在瑞金等地又搜集了不少来不及销毁的中共档案，汇集于此。

在开始阶段，调查科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实行“不叛即杀”的方针，但由于对中共地下活动的情况基本不清楚，无法达到扩大破坏的目的，故反共效果不显。徐恩曾到任后，改变了过去单纯的逮捕、关押、屠杀政策，而辅之以一套比较系统的劝降、诱降、自首的感化政策，完整地提出了一套“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方针。对叛徒，徐恩曾的方针是“用其才，不信其德”。

他制定了《自首自新办法》，在南京、安徽等地开设“反省院”，命令中共叛徒顾顺章开办训练班，撰写《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等教材，亲自出马为学员上课。徐恩曾反复强调：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反共心态，要尽量深入工作，不求速效，不急于破坏，只要求尽量扩大破坏面，以期能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更为彻底的清除。对中共组织内部的运作情况要相当熟悉，针对中共组织不同层次的干部结构与素质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要软硬兼施，以达实效。特务自身必须具备较高的水平，不但要具备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要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有相当了解，必须从更高层次上开展攻心战术。在具体办案中，徐恩曾还摸索出一套“软着陆”的诱降方式，一旦在基层发现中共嫌疑对象，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辅之以威逼利诱。这样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些人在经过数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特工总部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特工总部利用这个内线“细胞”，顺藤摸瓜，寻找中共党内的纵深组织关系，一个一个地进行反方向的说服突破。

为了便利内线“细胞”在中共开展活动，徐恩曾还规定，凡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障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铲除，以为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扫清障碍。当内线“细胞”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工总部便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彻底破坏，从而取得一网打尽的效果。中共上海沪西区委的负责人何阿六、闸北区委的负责人姚长庚等人，都曾是特工总部上海区安插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在一段时期内，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的活动均在特工总部的掌握之中。从1932年到1935年的4年时间里，中共临时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团中央机关连续遭到破坏，徐恩曾因而成了与戴笠并列的最受蒋介石倚重的特务头目。

1932年9月，蒋介石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这个军委会调统局并不是后来的“军统”组织，其基本构成是未来的中统班底。它包括三个处室，以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这是中统前身；以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这是蓝衣社特务系统，军统前身；以丁默村为第三处处长（后由金斌继任），掌管通信、密码、汇报安排事宜。后来丁投奔汪伪，担任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戴笠的机构据此可以获得经费支持，但在指挥权上，陈立夫对戴笠是有名无实的，后来的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

1938年3月29日，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第一处为基础，建立隶属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或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由徐负责日常工作；以第二处为基础，建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简称“军统”；第三处成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特检处（主管邮电检查）。

1947年，中统改名为党员通信局（党通局），由叶秀峰任局长，郭紫俊、季源溥任副局长。各大行政区办事处改称直属通信处，各省、市党部调统室改称党员通信组，为公开的情报机构。同时，在各省、市设立了秘密的情报组织，以区为单位，区下设分区、工作站（交通、联络站）、工作组（通信组）。1949年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划归内政部领导，简称内调局，但习惯上仍被称为C C或中统。内调局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实际上由国民党中央控制。随着国民党的全面失败，中统在大陆迅速覆灭。

在发展党务情报机构的同时，以戴笠为首的军事情报机构也在崛起。

戴笠，字雨农，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由他一手策划和创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之一。

1929年中，二期“北伐”完成后，国民党内“新军阀”争夺权力的新争斗又开始了。阎锡山、唐生智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不断举兵反蒋。在对付党内反叛者的作战中，蒋介石派出了他的秘密干将戴笠，进行军事情报与策反工作。1929年6月，戴笠随蒋介石到北平，刺探晋系军阀阎锡山部的军情，但无功而返。在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戴笠深入唐部进行策反，获取了唐生智的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为蒋军获胜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基础。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命令戴笠派出得力助手王孔安，混入北平“扩大会议”刺探了有关情报，帮助蒋介石制定了拉拢东北军张学良入关相助的战略，并成功地派人在各地瓦解、收买了阎、冯军的许多杂牌部队，最终使反蒋阵线腹背受敌。随后，戴笠又受命前往北平与张学良联络，并成功获得了有关东北军的情报。戴笠的出色表现，使其深得蒋介石信任。

1932年4月1日，戴笠所辖联络组扩编为“特务处”，隶属复兴社。这一日遂成为军统创业纪念日。1932年9月，军委会调统局成立后，特务处划归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仍以戴笠为处长。戴笠为该组织确定的宗旨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揭露汉奸组织，镇压内乱及实行反共，维护领袖（蒋介石）安全”，其口号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

特务处成立时设有一室二科，以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为侦察科科长，邱开基为执行科科长，其后增加了交通科，以梁干乔为科长，同时在各省地区及大城市成立了区、站、组三级组织网，初步形成特务网络。1933年7月，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又成立了“随节警卫组”。1935年，为适应特工通信的需要，特务处又成立了第四科，魏大铭为科长，专负电台联络与培养通信人才之责。

1933年，蒋介石为配合江西“剿匪”需要，在南昌行营秘书处设立了专司情报工作的“调查课”，由蒋的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课长，这是蒋介石专设的特务情报机构。该课设有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外勤机构在华中及东南各省均设有特别区站和普通站组，并有行动人员及特派员分布各地，1932年设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及禁烟密查组均受其指挥，其规模和能量已超过了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1934年7月，戴笠奉派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1935年2月，蒋介石正式将南昌行营调查课归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成为力行社特务处的组成部分，特务处的规模空前壮大，总人数达到1700余人。戴笠对全国各地特务组织作了系统布置与加强，划分了各大区域，设立区级单位，在各省设省级站，以次则设直属组，此外还设有南京国际组、铁道通信组、财政密查组等机构。

除了加紧下属各特务组织布网建设外，戴笠同时还在军、警、宪各部门建立起特务机构，如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在宪兵团、营设立政治训练员，在各省保安处设立谍报股，在警察系统则是由戴笠派特务人员渗入其中。戴笠指出：“我们之所以要掌握许多公开机关，就是要以公开机关来掩护秘密工作的前进”，“我们的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以严密的组织，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进行。因为在公开工作掩护之下而从事特殊的任务，才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与防范，甚至于加以危害，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军统局正式成立后，戴笠规定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军情报、坚持敌后游击、揭露汉奸及“分歧分子”，检举奸商与走私，监督战时交通运输。在敌后，军统局除在沪、平、津三地设区站外，其余各地组织均改为组。每组3~5人，配给电台，设有爆炸队及游击小组或铁道破坏队。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组，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所辖在编人员急速扩增为7000余人，更在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建立了组织。抗战胜利前，军统局人员发展到5万余人，另有武装部队近20万。

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他是个权力无限、令人谈之色变的角色。在他的领导下，军统成为维护蒋介石政权的工具，监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是军统的基本任务。1933年6月，军统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军统暗杀著名报人、爱国人士史量才，1938年，军统暗杀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但依然互相戒备。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加紧了对中共的特务工作。在重庆，军统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1939年秋，军统在陕西汉中县成立直属西北特联站，该站通过设立汉中特训班，先后训练十多期二百多人。他们扣留了许多去延安的进步青年，没收其证件，然后由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延安，先后打入延安抗大、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专署等机构。江南一带的“忠义救国军”频繁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1940年，军统蓄意制造成都饥民抢米事件，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活埋洪希宗等人，监禁罗世文、车耀先。

抗战期间，军统局也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军统曾精心策划在越南河内刺杀叛逃的汪精卫，其结果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军统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军统河南站策反伪宣协军第一军副军长徐靖远成功，乘检阅之机打死十多名日军检阅官。上海区特工行动50余次，毙伤日军60余人。抗战结束时，军统全部注册人员为45000余人，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除中统和军统外，国民党党政和军事委员会系统还有其他一些情报组织，包括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系统的“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战时新闻检查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隶属于党政系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大本营，以原参谋本部为基础，扩大成立大本营的第一部掌管作战。第一部设一、二、三3个厅，分掌作战、情报、人事与陆大教育。1938年国民党撤退到武汉后，建立了战时体制，将大本营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军令、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军令部系原大本营的第一部，部之下仍设三个厅，其中第二厅掌管情报，此即为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军令部二厅作为战略情报单位，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最高军事情报机构。

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下辖四处、十一科以及技术室与译电人员训练班等单位以及在全国各地和国外广泛设置的外勤组织。1942年第二厅又扩充为五处、十六科，并下辖研究室、谍报通信译电组、技术室、无线电总台、电信总队、译电人员训练班、通信人员训练班等机构。其中第一处负责日本方面情报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判断。包括日方军事情报以及与对日作战相关的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情报。其主要情报来源为各战区长官司令部上报的当面敌情，二厅直属的国内和海外谍报组台上报的敌情，以及二厅的电讯侦译工作组和独立情报台上报的情报。第三处负责所谓“国内情报”，主要依靠派往各地的谍报小组和谍报电台搜集国内情报。第四处主要负责情报电讯，业务包括无线电通讯技术研究、密码编写与破译、无线电侦察技术研究、办理各级部队的谍报通信业务。二厅还是一个情报评估单位，第二处负责国际情报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判断，其主要情报来源包括：国民政府各驻外大使馆、公使馆武官处、第二厅派驻国外的谍报组和谍报电台、派往国外的军事代表团。二厅较为全面地掌握了日军在华兵力、战斗序列、作战位置以及日军指挥官的履历、性格、指挥能力等情报，并据此编制了《日军在华作战陆军兵力及其位置判断表》、《敌侵华陆军作战部队查考表》、《倭寇已动员陆军部队配置判断表》等。抗战胜利之后，与日军所提供的日军兵力配备部署图相比较，第二厅所做出的关于日军兵力配备的判断只有一个旅团的位置与之有差异。

军令部二厅除去负有以上情报搜集、整理、研究、判断、培养训练谍报人员以及设计、建立、配备与指导谍报通信网及部队情报通信网等业务外，还负有审讯俘虏以及研究战利品；派遣、指导驻外武官与调查员，为其提供技术装备以及办理有关外国驻华武官事宜；办理关于军事宣传、反宣传及军事新闻发布事宜。同时，还负有反情报职责，包括防范间谍、汉奸及检查邮电；调查登记各国驻华兵力及在华外国人员的行动；组织、指导国民党军队的反情报工作，培训军事情报人员与研制侦察、通信设备等。

1946年5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6月，军令部二厅改组为国防部二厅。国防部直属单位共有六厅十一局，隶属单位有陆、海、空三个总司令部，国防部二厅是国防部的直属单位之一。它仍是一个战略情报部门，厅长仍由郑介民充任。它设有两个司、一个技术研究室（特种情报技术研究室）和一个电讯总台。其中第一司为军统原班人马，第二司是原“军委会”军令部二厅班底以及原陆军总司令部和其他单位裁编人员混合编成。此外，国防部二厅还在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设有军事谍报领导机关第二署；在各剿匪总司令部、各绥靖区司令部、各保安司令部和各警备司令部设有第二处；在各兵团、军、师、旅之参谋处设有第二科；在全国各省及大城市、重镇、要塞和边疆等地设有谍报（情报）站、组。同时，还领导着国防部情报学校、国防部反情报处及各驻外武官处的工作。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1958年5月国防部二厅改组为特种军事情报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由国民政府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王芃生任主任，主要从事日本内政与军事、特务活动、敌伪军事以及日本的外交及日与国际经济联系等问题的研究。该所设置有专门委员室、秘书室和机要组、敌伪组、国际组、资料组、总务组等机构。负责情报搜集和整理的主要是国际问题研究所设在各战区、敌后及海外的外勤机构。在国内，其工作站点几乎涉及到所有沦陷区域，如上海、南京、北平以及我国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等。在国外，它也有较多的情报中心，如瑞士伯尔尼、日内瓦、里斯本、苏联莫斯科、美国东西部大城市、印度的新德里、缅甸仰光、越南的河内、海防，甚至在日本国内都有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情报人员活动。抗战期间，其在搜集研判有关日本情报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1936年1月，蒋介石的侍从室正式更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有两个处（后又增加了第三处），每处各设有三个组。其中第六组（从属于侍二处）主管情报业务。包括日本、朝鲜方面的情报，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活动的情报。至于对日军作战方面的纯军事情报，由侍一处的侍二组处理。侍六组在建制上虽属侍二处，但同时也受侍一处主任的双重领导，在内部也是一个保密单位。除了侍一、侍二两个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此外，侍从室还领导于1940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技术研究室提供的情报均先送至侍从室第六组，由第六组对情报进行处理。

1939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并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导，负责抗战期间的新闻检查。战时新闻检查局下设有指导、情报与事务三个科。指导科负责拟定法规，指导各地检查工作以及考核对中外报纸的审查；情报科（后改为编审科）负责搜集、整理、处理情报以及情报交换；事务科主要负责有关总务的事项1938年春，张国焘叛党投敌。戴笠对张国焘非常重视，特别在军统局内组建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国焘领导，希望通过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研究派遣情报人员打入陕甘宁边区等中共抗日根据地和策反中共人员的方法。该研究室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介绍有关共产国际的组织变化及其活动、中共问题、八路军以及新四军的情况，八路军锄奸工作的组织与活动等方面的情况。讲授如何渗透进入共产党根据地以及进入根据地之后如何采取行动的内容。该研究室还负责策反中共党员，为此分别在洛阳与汉中等地设置了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

1938年7月9日，北伐誓师12周年纪念日时，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宣告正式成立。其职责为：在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打入政治、军事、教育、交通各种机构，随时侦察敌人的军事行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在各地建立青年馆、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慰问抗战将士，同时还兼负着搜集日伪情报的任务。可见，“三民主义青年团”主要是服务于敌后的情报搜集组织，同时也是国民党培养预备力量的一个组织。

信号情报是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在1929-1930年蒋桂战争时，蒋系军事情报人员成功破译了桂系密码，从而对桂军的动向了如指掌。破译密码的成功成就了蒋介石“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威名。

与中统与军统两强对峙一样，国民政府的信号情报工作也是一盘散沙，呈现出“四国五方”的特色。当时介入密码破译的机构，除中统和军统外，还有交通部电政司、军委会机要室、军政部无线电总台。

中统是中国最早利用短波无线电台传递情报的情报机构。徐恩曾在美国读硕士学位时，专业就是无线电技术，回国后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担任党务调查科长后，徐恩曾立即着手创建无线电台，并通过培训、招考等方式补充电台工作人员队伍。这些电台，除了用于传送情报外，还用于侦查中共的地下电台。

调查科总务组机密二股负责密码破译，其负责人是李直峰，原为阎锡山电务处密电报人员、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侍从室第一组长，领导破译中文密电技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直峰译出蒋方许多密电，呈周恩来获得赏识，奉命参加革命。1937年初，李直峰打入中统局，担任机密二股股长。他手下的主要破译人员池步洲则是留日的爱国人士。1938年3、4月间，机密二股改组为中统第一处国际密电室，全力研译日本密电。

戴笠建立特务处时，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各地的重要情报均由党务调查科和军政部门的电台代发，往往在时间上不够及时，失去情报价值。戴笠商请胡宗南从第一师调派无线电专家魏大铭到特务处工作。据军统特工沈醉称，当时中国电讯技术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国，偌大中国的国际电台中，仅仅有三个半人能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最佳报务人员媲美，魏大铭便是三个半人之一。魏起草了无线电学校的培训计划，负责密码、电台及密码分析等技术工作。在魏大铭的协助下，特务处在浙江警校内增开了电训班，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招收有志于无线电专业学习的青年学生受训，从中挑选优秀分子入杭州浙江警校电训班。至抗战前，这个班共办了11期，为戴笠特务处培养了334名无线电通信人员。

1933年间，戴笠的特二处与南昌行营合作，以上海为中心，设侦讯总台于南京，由谢松元负责，并在北平、广州、宜昌设立了分台，截获中共红军福建根据地等处拍发的电报，年抄各类情报达2.5万至3万份、密电译件2700余件。

1938年，军统在武汉正式组织人员开始破译日本军事通信。1938年10月左右，军统破译组从一架被击落的日机上搞到一份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电台通信秘密文件。文件中关于日本陆军航空队飞机空对空和空对地通信联络的规定，成为中国侦收日本空军密电的重要线索。1939年，戴笠又在军统内部成立破译小组，由美国密码破译专家赫伯特·亚德利任顾问，以日军密电为破译对象。是年中，亚德利和魏大铭成功突破了日本驻华空军密码体系。到1940年4月，该工作组已能截收以运城为中心的日空军密电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日海军航空队密电。在亚德利在华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该工作组共截收了日本陆军20万条无线电通信，并破译了其中的两万条。

1938年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出面调停日蒋和平。蒋介石特令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召集交通部电政司的温毓庆和霍实子、中统局的徐恩曾和李直峰、军统局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等，借汉口银行公会会议厅开会，决定先从各个侦译单位抽调一部分懂日文、日电讯符号的侦译人员，集中汉口，组织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简称密电研究组），以毛庆祥为组长，霍实子为主任，李直峰为副主任，温毓庆、徐恩曾、郑介民、魏大铭为顾问，负侦译设计。徐恩曾命李直峰向毛庆祥表示，愿将中统局国际密电室带经费和收报机完全合并到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统和密电检译所只抽调了数人。密电研究组共有四、五十人。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既不属于中统，也不属于军统，而是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一般机关。

1940年春，戴笠建议对全国的破译力量进行集中管理，以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强化对日信号情报工作。此举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国民政府从事信号情报工作的7个机构合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温毓庆为该室中将主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为少将副主任，军统局第四处处长、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为少将副主任。合并后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内争不断，蒋介石有意让自己信任的毛庆祥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负实际责任，遂下令撤掉魏大铭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任职，命令戴笠将其调回军统局。1941年3月31日，蒋介石委派毛庆祥为代主任。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三组负责截收日本密电，第二组负责破译。至6月，已破译日本空军一批对空对地密电，掌握了部分日机的飞行动向。为加强情报的时效性，又将（重庆）徐家坡侦收电台扩大为侦译工作队。该队是一个集侦收、研译、情报判断三大功能为一体的机构，有利于更快捷地将有用情报送达空军指挥机关。

从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从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被破译出的有六、七十封，得知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夏威夷气候情况等。他把译出的电报交给组长霍实子，霍实子要池步洲密切注意日本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一有破译立即上报。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写出报告，并将有关内容摘记在笔记本上。1941年10月下旬，成都工作队突然发现日本空军的通信异常繁忙，结合情报具体内容，判明日空军正分兵两路南下：其中一路以华中、华东海军飞机为主，经上海和广州南去；一路以华北和东北的空军为主，经东北，飞越朝鲜的济州岛，回日本本土。如此大的调动，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后，密电侦收机突然转为沉寂，过去的情报源基本消失，这说明日本方面已将有限的空中打击力量南移。空军参谋总部研究以后，工作队及时调整了对日密电的侦收范围，改为侦收距离更远、信号强度相对更细弱的密电。

12月3日，池步洲破译出一份日本外务省密电，主要内容是：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结合半年来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池步洲认为日本将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他把这份密电立刻交给霍实子，并说出自己的判断：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霍实子也同意这种判断，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霍实子马上将情报送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代主任毛庆祥，毛又亲自送到侍从室。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1941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3日东京东乡（日本外相）发往英领各地领事电称：‘电报密本O密O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Haruna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急焚毁密本。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唐纵的这则日记所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密电，与池步洲所记，虽然收报单位有所不同，但发报时间都是12月3日，所述电报内容也大体相同，唐纵日记中的判断也与霍实子的签署意见相吻合。当时曾在侍从室第六组任职的张令澳称：“当时技术研究室破译的情报一律均须送至侍从室第六组处理，绝不能自行对外。笔者当时在第六组就是负责研判用毛庆祥名义送来的技术研究室的情报”，“到了这年（1941年）的12月上旬，技术研究室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紧急通知。内容是电告日本驻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的使领馆，限期销毁各类重要文件，准备撤侨。我们签注意见是：‘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并电告我驻华盛顿武官郭德权转达美国军方’。蒋介石批‘可’。但美方回答说：美日谈判已陷入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似乎美方尚未意识到日本对其突袭的意图。”张令澳同样证实，池步洲破译的电文中，并没有提及日军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动进攻。在整个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也只能破译日本外交方面比较简单的电报，如向海外使领馆拍发的通报，外交官员例行的人事调动，中国海域的水文资料，各地的气象报告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如中统与英国特种作战局合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苏联内务部情报合作、中共与美国情报机构及英国秘密情报局合作，其中以军统和美国海军情报部共同成立的中美情报合作所最为成功。

中美情报合作所的成立由军统主导。军统局驻美特工肖勃与美国海军军官梅乐斯（Milton E.Miles）制定了合作条件。中方的目的在于“获得密码术和无线电情报”，美方的目的是获取中国沿海地区的气象情报和在中国地区进行海上水雷战。1942年底，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召集戴笠、梅乐斯和战略情报局的代表开会，同意戴笠和梅乐斯达成的协议。1943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计划委员会建议批准协定草案。1943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批准了这项协定。同一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美国海军情报部代表梅乐斯、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军统局驻美特工肖勃参加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Treaty）的签字仪式。梅乐斯和肖勃分别代表美、中双方在协定上签字。1943年5月，戴笠在重庆签字。协定的英文文本申明：“为了在中国沿海、沦陷地区和其他被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打击共同的敌人，在中国组织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它的目标是，通过共同的努力，采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训练及以中国战区为基地，在远东各部分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区里有效地打击日本海军、日本商船和日本空军，以及他们的矿区、工厂、仓库、车站及其他军事设施。”协定的中文文本要求美国提供足够的武器来组建5个特务武装部队和80个行动纵队及行动队，将组织13个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加上4个情报站和一些气象台与无线电广播单位。

在人员组成方面，协定规定中美合作所工作人员应按需要由双方派人共同组成，合作所主任为戴笠，副主任为梅乐斯，美国战略情报局又先后派了魏金生、康诺陶任第二副主任。各个部门正副主管人员由双方选派，原则上由军统局派正职主管，美方派副职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选派应事先征求对方同意。组织机构的增减也应经双方负责人事先协商。中美合作所对外一切行文，由主任、副主任共同签署后方为有效；在合作所内部，中方人员的最高负责人为戴笠，美方负责人为梅乐斯。主任或副主任因工作关系需要指挥另一方工作人员时，应由主任或副主任共同签署命令。

协定规定合作的主要业务为交换关于日本三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上的部署和活动情况。军统局军事处军事科将搜集的日军情报，经整编后送交中美合作所，气象情报和无线电情报最初由电讯组直接送交美方，后来由中美合作所情报组送转。军统局军事处军事科还成立专门机构，编辑敌占区的轰炸目标，由中美合作所派联络组专门抄录，供美军参考。

协定还规定美方要训练和装备5万名中方人员，开展游击作战，并规定凡经中美合作所训练和装备的部队，都得接受中美合作所的指挥，这些部队对日作战的情况也要向中美合作所汇报。协定还提到为了便于双方海空军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应在中国沿海及后方各重要城市以及所领导的武装部队驻地，设立水文站、气象站和无线电台。关于中美所因工作关系所需要的电讯及气象器材和武器弹药装备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物资，均由美方按实际需要全部无偿提供，并负责运输。另外合同中还谈到，中美所中所有美国籍工作人员来华后均享有外交人员待遇，中方应尽最大努力保护美方人员的安全。

中美合作所设作战、情报、心战、电讯、气象、联络、交通、医务、总务等9个组，并在昆明、贵阳、福建建阳设有办事处，领导中美合作所与军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作。通过合作，军统得到美国提供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及医疗设备，前后开办十多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由美国教官培训“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武装、特警及美式高等特工。

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梅乐斯等人就大肆宣传中美合作所的功绩。梅乐斯说，中美合作所的97000名中国人和3000名美国人，消灭了71000名日本人。中美合作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发布的中美合作所战报称，中美合作所击毙日军26799人，伤26420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58只，汽船35条，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库房271个，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盟国飞行员130名。《纽约时报》记者梯尔曼·德定说：“从1944年6月到1945年7月，中美合作所的部队击毙日军23000人，击伤9000人，俘虏约300人，捣毁了209座桥梁、84辆机车、141艘船只和97个军械库和仓库。”美国学者路易·斯塔顿说，中美合作所的情报人员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他们“在日军周围不断活动，他们对日本人在华的每一个行动的监视，全面到了惊人的程度”。整个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沿海都被拍摄和探测下来并制成图表，为可能的美军登陆作准备。美国海军军官查尔斯·杜彬斯（Charles Dobbins）于1946年3月29日和30日发表文章，称赞中美合作所的气象情报在美日海军决战方面所起的作用：“美第58机动舰队，所以能在初次出动1500架飞机，轰炸日本本岛的时候，预测机群因云层关系，不致在到达目的地60英里外被敌人发觉，全是中国方面的气象情报的功绩。”

二、中共的情报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没有建立自身的武装，没有意识到隐蔽战线斗争的重要性。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安全保卫问题引起了共产党人的警惕。亲自参加处理这一事件的周恩来更是意识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1925年11月，共产国际在广东开办特工训练班，学员20多人。12月，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派傅烈、杨殷负责情报工作。1926年春，傅烈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派遣，领导情报小组。1925年12月，中央军事部规定“军事部的技术部门分组织和情报两部分”。

1926年9月25日，党中央派顾顺章、陈赓和陆留前往苏联学习情报工作，由此中共的情报工作在机构设置、职能规定、工作方法方面都打上了苏联情报工作的铬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5月25日，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部，周恩来任部长，5月30日，增加顾顺章为中央军委委员。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介绍，周恩来提议效仿苏联“契卡”，在中央军事部设立“特务工作科”，以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周恩来在1950年全国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中共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顾顺章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特务科科长。

特务工作科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为董醒吾；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一说特务股刚成立时，负责人是张浩）；匪运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步三。特务工作科成立之初相当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5月17日夏斗寅于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长沙叛变，蒋介石、冯玉祥的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特务工作科都事先获得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给予了有力帮助。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特务工作科在疏散和转移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务工作科是日后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而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9月23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保卫党的负责同志和筹集党的经费等工作，归中央常委会领导。委员：李维汉、顾顺章、罗亦农、曾培洪（李强）等。负责人顾顺章。“11月14日，中共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李维汉三人组成，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部门。周恩来分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他确定了特科的指导思想：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牢固地把握着政治方向，避免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为卓有成效地获取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他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特务科（行动队）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他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活动要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我党我军在敌区开展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方针，从而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特科”，顾顺章任科长。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1928年增设无线电通信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信联络工作。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

在特科的四个科中，最著名的是保卫科，也称“红队”或“打狗队”，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领导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人以及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顾顺章兼任行动科科长。特科的许多传奇都与红队联系在一起，红队或打狗队几乎成了特科的同义词。但在维护组织安全方面，最重要的还是情报科。中共情报史上的“龙潭三杰”以及最早的情报关系，都是情报科建立的。

成立情报科的目的，是了解敌人对我党活动的动向，以维护组织的安全。“对于隐蔽的叛徒奸细，由于不能了解他们的情况，无法对付。这些敌人大多是被国民党侦察机关收买以后，秘密加以利用，对党进行暗害，或者打进来做奸细。为了清除这种隐蔽的敌人，党中央提出建立反间谍工作，打入敌人侦探机关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建立新的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的工作，中央特科在1928年4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

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打入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获取情报。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打入”，即利用各种关系，向国民党机关和租界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这其中最著名的是钱壮飞。钱壮飞是徐恩曾的同学，担任徐恩曾机要秘书。1929年底，徐恩曾奉命赴南京秘密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钱壮飞趁机打入这一特务组织内部，并且引入李克农、胡底二人。钱壮飞让胡底和自己的妻弟张家眬去天津建立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则赶赴上海，主持设在那里的国民党情报机关。他们成为中共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的“铁三角”，后来被称为中共“龙潭三杰”。钱壮飞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电报密码本，为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政府抓获并叛变。国民政府汉口当局一面用军舰将顾顺章送往南京，一面发电文至上海通知徐恩曾。钱壮飞利用其掌握的密码本译出电文，立即派人赶往上海，将消息通知中共中央，从而使中共中央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

李克农

二是“拉出”，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获取情报，洞悉敌人的阴谋。特科拉出的国民党情报人物，最著名的是杨登瀛，真名叫鲍君甫。他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鲍君甫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此外，他还是中共党员陈养山的日语教员。

1928年春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杨剑虹身居高位，迫切需要帮手，有意安排鲍君甫为自己的副手。鲍通过陈养山征求中共的意见。周恩来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鲍君甫家搬走。从此鲍成为一位白皮红心的“双重间谍”。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1928年8月后，蒋介石任命鲍君甫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1929年12月，新任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对鲍君甫更加重用，上海重大案件多交由他独自处理，徐每到上海必到他家探望，常亲自函电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其工作，以示信任之专。后来陈赓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得意地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在特科的四个科中，通信科（四科）建立最晚。1928年6月周恩来利用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的机会，同共产国际商定由“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中共电讯人员，并决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抽调学员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正式发布命令，批准涂作潮等6人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后，便为中央特科设立了第四科即无线电通信科（简称“通信科”），并任命李强为通信科科长。通信科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工作。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倡议中央改组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新新公司”），由周恩来、陈云（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化名赵容）、潘汉年（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邝惠安五人组成，由陈云任书记。总务科科长陈云（兼），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兼），行动科科长康生（兼），通信科科长李强（不久，通信科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1931年9月下旬再次改组特别委员会（对外称“中兴公司”），由陈云、康生、潘汉年、陈寿昌、邝惠安五人组成。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刘仲华（上海中央局情报部长、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王世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等相继主持，1935年8月26日，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指示，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人员分批撤离，在上海只留一个办事处。1935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再次被破坏，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中共第一个情报组织就此解散。1982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高度评价了特科的功绩：“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信联络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和乡村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1929年4月5日，红四军设立保卫科。4月15日，赣南第一个县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设立肃反委员会和裁判部。1931年1月，中央政治保卫处成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不久，邓发接替王稼祥任处长。1931年6月，中央在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中，明确指出“苏区内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变成经常性的系统工作，必须立即在各苏区成立‘政治保卫处’的专门组织”。根据中央训令的精神，闽西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7月15日成立了闽西政治保卫处，明确其任务为巩固政权，镇压反动，保卫工作人员及群众生命的安全。苏区所辖的各县也先后成立政治保卫处。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认为，“肃反工作要集中到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去，对付反革命组织的方法与技术，必须改进”，据此苏区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从此结束了特科主管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肃反委员会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的二元局面。它标志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开始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实施。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设执行和侦察二部，地方省县两级设分局，县以下设特派员；军队方面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苏区军事委员会及军团、军两级也设立分局，军以下设特派员。各分局和特派员在政治上受当地各级政府或红军中政治负责人指导，工作则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地方政府或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同时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各分局和特派员，是代表政权侦查、接受与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的，当地群众及政府机关、共产党部及共产青年团部、各革命团体、红军均负有向其供给和报告消息的责任。在需要时，地方政府及红军应给以武装力量之帮助，且须临时听其指挥”。这一决定赋予政治保卫部门无上的权力，同时也为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埋下了根源。

秘密工作是政治保卫局与反革命派别斗争的主要战术。“秘密工作是保卫局工作的主要原则”，“在侦察和监视反革命派别活动或嫌疑分子时，则是绝对秘密的”。而各项秘密工作的开展，主要是依靠苏区的工作网和白区的侦察网。国家政治保卫局制订《工作网组织法》称：“工作网是保卫局工作中之耳目。”

工作网的构建任务主要由特派员承担。特派员在乡村选择若干党团员或出身好、政治坚定，并经过斗争考验的基本群众，组成3人一组或单线联系的秘密工作网，从事了解敌情、社情，监视本乡村范围内阶级敌人的动态，在部队中则每班有一名党员或团员战士参加这项秘密工作，每连有10个人，因此又称“十人团”，承担着巩固部队、防止逃亡、审讯俘虏、防止敌特打入红军内部等任务。白区的侦察网每一区域设侦察指导员1人，下属2个至4个侦察小组，每组3人，1人为组长，当发展到5人时，即分为两组。指导员与指导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组长与组长之间也不发生横向联系，实行垂直的按级报告和指导。侦察网的主要任务是侦探敌人组织的内部情况，刺探敌人对苏区进攻的阴谋、策略、方法，获取反革命之一切计划、军用地图和各种机密文件等。白军或地主武装的番号、数目及分布，白军士兵的生活状况，对官长的态度，白军的军纪和士气；构筑公路的路线、纪律的情形和方法，特种武器的情况，运输的方法，给养的来源，运输路程的远近，粮草库、军械弹药库、飞机场、无线电台的所在地等，均为侦察的范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斗争取得了赫赫战绩，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进攻，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西北政治保卫局，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座车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等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

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为社会部所办。主持接待来访人员的专门机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属边区政府，但实际上是社会部的下属部门。社会部藉此对前来参观访问的外来人员进行严密监控。

1940年10月7日，中社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看成是目前保卫工作的头等任务。1941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情报部。它和中央社会部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获取和研究军政战略情报，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当指导情报工作时用中情部的名义，当指导保卫工作时用中社部的名义。康生任中情部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中情部副部长。

信号情报是中共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出色的信号情报工作，使中共准确地把握了敌军的动向，并成就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美名。

中共一直十分重视通信联络工作。中央特科刚成立时，就设立了交通科，其职责是负责秘密交通联络，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1930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在龙冈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围剿”军主力第18师，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了一部15瓦的无线电台和十几位无线电报务员。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接见了被俘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动员和欢迎他们加入红军，鼓励他们把掌握的无线电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他们“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红军很快在瑞金成立中央军委电讯队，王诤为队长。电讯队除了每天抄收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国军无线电台的行止，帮助总部了解敌军的动向，为红军把握战机、正确决策、出奇制胜提供保障。在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集结在离富田约40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以便在运动中歼敌。电讯队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不分白天黑夜，捕捉着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信号。5月15日黄昏，王诤截获驻富田的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之间的通信，发现国军竟然用明码交谈。师部电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

这一情报为一直待机的红军提供了战机。红军主力于东固境内近敌而居25天，终于在中洞、九寸岭地区，歼灭了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首战胜利。战后毛泽东特别表扬了王诤，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多部无线电台。中革军委决定将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与原红一方面军参谋部谍报科合在一起，组成总参谋部侦察科。曾希圣担任科长。1932年初，中革军委把总参谋部下设的科改为局，侦察局改称情报局，在总参序列中排名第二，故称二局。

二局下设破译科（科长曹祥仁）、译电科（科长先是李作鹏，后是段连绍）、电台队（队长胡立教）、管理科等部门，总共只有几十个人。破译科科长曹祥仁是破译能手，其破译之迅速、准确，令人佩服。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破译的秘诀：“破译的根本依据是重复，在破译时，要十分注意那些重复的东西。”这一发现与波兰密码解析家雷耶夫斯基（Marian Rejewski）和英国密码解析家图灵的发现完全一致。

从1931年至1933年8月1日，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破译敌人的机密电报累计100份；到1934年7月，累计破译敌人密码本400多本，其中有一部分是特别密码本。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军委二局先后破译敌人密电达数万份之多，但由于红军的指挥权落到了一味打正规战的李德手里，红军被迫放弃如鱼得水、卓有成效的运动战，开始与步步为营的敌人拼消耗。正面作战，拼的是实力，情报再无用武之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随军携带了14部电台。此时军委二局基本上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为了做好长征途中的情报保障工作，曾希圣把所有侦收译电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根据时间计算路程，安排前后两队的宿营和出发时间。第一梯队行军时，第二梯队在原地坚持工作；第一梯队到达目的地架起天线调好机器正常工作后，第二梯队马上拆下天线，机器装箱，开始行军，到达下一个宿营地后再架设天线，安装机器，开始工作。这样，通过轮流值班，实现了24小时侦收敌人电报不断线，破译敌人密码照样进行。

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二局破译的电报显示：国民党军队忙于追堵红军，湖南中部尚未形成堡垒区，相对空虚，而在西面的湘江地区，几乎已经形成了口袋状的第四道封锁线。

一局参谋吕黎平回忆：“1934年12月中旬，根据曹祥仁破译的敌报，我们获悉，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要与在湘西的红2、6军团会师的意图，调集重兵在城步、靖县、武岗一带，布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等待红军往里钻。”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建议北向湖南中部挺进，彭德怀主张向北进军湘潭、宁乡、益阳，避开敌人的追堵，调动敌人到湖南歼灭之。可当时的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听不进任何意见，坚持到湘西去和红2、6军团会合，不顾一切地硬往敌人的口袋里钻。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在湘江与国军血战，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损失惨重，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

12月11日，红军占领信道，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毛泽东提出西入贵州创建新根据地的建议，但博古、李德坚持同2、6军团会合的计划。

12月12日凌晨，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信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当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根据敌情调整了行军路线，命令全军继续西进。同时，敌情也使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坚定了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决心。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2月16日，二局破译的密电证明，国军的企图仍然是要围歼红军于北上湘西的途中。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转兵贵州。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2、6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并作出了在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5年1月29日拂晓，中央红军3万余人向西一渡赤水后，毛泽东见长江以北已有敌军重兵防守，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令部队西进至扎西（云南威信）。2月11日，当各路敌军纷纷拥向扎西时，毛泽东见黔北敌兵力薄弱，出敌不意地指挥中央红军向扎西东进，于2月18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向东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

军委二局及时向军委提供了截获的准确情报，毛泽东等领导人当即决定趁川军和吴奇伟部未赶到遵义前，对娄山关之敌予以打击。2月25日，红3军团等部发起娄山关战斗，将敌6个团击溃。2月26日，毛泽东又依据军委二局提供的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的位置，判断这两个师两日内赶不到遵义城，于是命令红1、红3军团发起攻击。2月28日晨，红军攻占遵义城。

当日，吴奇伟率部赶到遵义附近，随即指挥所部和黔军王家烈残部进行反攻。军委二局又及时将破译的敌情和吴奇伟指挥部位置报告军委。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研究敌情后认为，川军距红军距离尚远，吴奇伟两个师孤军深入，王家烈残部已成惊弓之鸟，决定围歼吴奇伟部，命红1军团主力直插忠庄铺，首先打乱敌人指挥，然后各个击破。国军溃不成军，吴奇伟仅率一个团残部狼狈逃出红军包围圈，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3月20日，红军主力向南直插，开始于安底附近南渡乌江。当日，二局截获国民党军的动向：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6个师的部队正由安底西北的枫香坝、茅台地区向泮水、新场（金沙）方向前进。此刻，红1、红3军团及军委纵队正在渡江，红5军团、红9军团担任着阻击任务。枫香坝、茅台距红军渡江的安底、沙土一带，只有30-50公里的路程，一天就能赶到。在乌江南岸20余公里处，也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而红军要安全渡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

深夜，在沙土的红军总指挥部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等和军委一局（作战）局长叶剑英、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等人在一起研究对策。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利用红军掌握的国军口令和电文格式，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从而将这两军调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听后拍案叫绝，当即同意。

假电报发出后，周浑元、吴奇伟部果然遵命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红军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3月31日午后，除红9军团外，中央红军全部南渡乌江。

4月1日，红军再逼贵阳。蒋介石急调滇军保驾，认为中央红军要向东与贺龙的红2、6军团会师，或者返回江西根据地，即令各部向东集结，形成两道防线，堵住红军向东之路。红军以一部出瓮安，示意要东进，使蒋介石错上加错，索性把滇军也调往东线。至此，调动敌军东进的目的已完全达到。红军随即挥师西出云南，向北挺进，把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4月8日，中央红军穿插至贵阳东面的贵定、高寨等地。二局又侦得云南方面守备空虚的情报。毛泽东命令红军除留在乌江以北的红9军团外，全部由贵阳、龙里之间南插直入云南，将围堵红军的40万国民党大军抛在了贵州。红军抓紧时间渡过金沙江，为北上、休整，争取到更为充裕的时间。

吕黎平回忆道：1935年5月4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曹祥仁又破译敌报，得知国民党第13师师长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红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红军的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红军。第13师本来与红军相距一天的路程，这样一来，两者之间就相差了6天的路程。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矛盾，赢得四五天时间，于是在5月5日电令1、3军团分别从龙街、洪门渡口（因无船而难渡）沿山谷小道，兼程向皎平渡汇集，渡江北上。部队按指定时间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5月10日，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赶到江边，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敌人一无所获，只能望江兴叹。

蒋介石企图让中央军、滇军、川军配合，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围歼红军，电报又被二局破译。红军抢先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中央红军又根据二局的情报，攻占川军把守的天全、芦山，保证红军顺利翻越大雪山，与红4方面军胜利会师。

进入云南后，二局参谋陈仲山掉队被俘，随身携带的破译的国民党军队电文也被发现。滇军总司令龙云急电蒋介石，说：“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命令部队“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二局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地进行研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毛泽东曾称赞说，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好比打着灯笼走夜路。

有一段时间，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无线电情报人员，还组织侦收接力。白天，中央红军的电台人员收起机器跟随行动，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这种接力式的相互配合，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1935年秋天，红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在无线电侦察方面同四方面军相互配合的关系又有所改变。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此时，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高潮，国民党军队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截收到的国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把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从1932年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在曾希圣的领导和参与下，曹祥仁、邹毕兆所在的破译科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多种，其中曹祥仁破译速度最快、数量最多。周恩来也说：“在江西和长征路上侦察工作起着很大作用，关系着全军生命性的问题。那时候曹祥仁同志立了很大功劳。”

1935年7月，军委二局改称总司令部二局，局长曾希圣。11月设一、二、三科，科长邹毕兆、李作鹏、胡立教。1937年8月，称总参二局，局长曾希圣。1940年上半年，局长由曹祥仁出任，设一、二、三管理科。此后总参二局的格局基本未变。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贡献巨大。中共情报系统打入了国民党党政军特等各个部门，获取了大量的机密情报。毛泽东曾称赞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例如，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不仅为胡处理日常事务，还负责撰写军政文稿，作为其亲信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从而多次保全我党中央的安全。1946年初旧政协会议期间，沈安娜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速记员的身份，为国民党代表团会议作记录，随后立刻连夜将记录整理出来转交我党，使周恩来在会议上能够始终掌握主动。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东北民主联军二局破译了蒋军的密码，东野二局的出色表现，多次受到林彪的表扬。林彪说：“有人说我会打仗，我打仗靠的是情况明”，“掌握敌人情况靠的就是你们”。林彪还说，作战方案定了，部队部署好了，敌情有变化，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二局工作很重要，战争之胜利有你们的工作因素，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1948年，中共情报人员陆久之获得了汤恩伯所建防御工事的详细蓝图。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傅作义的女儿详细上报了傅作义每天的动态和心理变化情况，这对于我党中央及时准确了解傅的心理变化，以安排相应的说服工作，具有极高的价值。1948年底，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一厅（人事厅）中校参谋沈世猷成功打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他提供的情报为我成功突破国军长江防线奠定了可靠的情报基础。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是中共情报人员。这些准确、及时、机密的情报为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持。

除了出色的情报工作外，中共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中共的政治概念中，隐蔽战线就属于统一战线的范畴，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情报与保卫工作、特殊军事活动、特殊政治活动、特殊文化活动、特殊经济活动、秘密社会工作等。但是，情报与安全保卫工作是隐蔽战线最重要的内容，因为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情报都是决定胜负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把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结合在一起，是中共情报工作的一大创举。在这方面，周恩来和潘汉年功不可没。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周恩来在上海时，就团结争取了杨度等一批知名人士。杨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有名人物，早年鼓吹帝制，为袁世凯奔走呼叫，与严复同为“筹安会六君子”，后逐渐倾向进步。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一名秘密党员。通过杨度，中共了解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为党的斗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把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在以后分化、争取国民党中央、地方党政要员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顾顺章叛变后，特科的情报工作由潘汉年主持。面对遭到破坏的情报网，潘汉年积极开辟新的情报渠道。除了努力派遣人员打入以外，他十分重视和争取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如老同盟会会员王绍鏊、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胡鄂公等，建立起广泛的情报网络。抗日战争期间，潘汉年利用争取过来的汪伪特工总部的特工关系，开辟了一条从上海经镇江、仪征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这种广交朋友、“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的方针，使中共的情报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以抗日根据地为基点，把数百名情报人员派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宪内部，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在北平活动的地下党情报组织，与国民党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民主党派人士、学者、名流以及国际友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东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伪满政权中上层人士的子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中间包括伪满政权“国务总理大臣”的侄子，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的部长，溥仪的侍卫处长，以及伪满军法处长的儿子。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恪尽职守，积极工作，向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赞赏。毛泽东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决定在中央军委、各中央局及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后改名敌军工作部，简称“敌工部”，王世英任部长，负责协调指导各中央局、分局的国军工作部。我广泛打入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情报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民党军政领导做最大的争取，使他们在关键时刻站到解放军一边，从而从内部分化、瓦解了国民党军阵营。朱德称这一起义运动“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师以上重大起义达60余起，起义兵力达114万余人（不含投诚），占蒋总兵力的1/7，起义、投诚的少将以上的将领1400余名；驾机起义的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1/2强。第二战线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瓦解，动摇了其军心，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推荐书籍】